李先念与邓小平交往二三事

张嘉琪 徐剑雄

　　李先念，1909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本文通过介绍李先念与邓小平在长期革命斗争和领导国家建设发展事业中相互支持、肝胆相照的革命往事，缅怀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和风范。

　　在转战大别山艰苦奋斗的岁月里，邓小平、李先念在工作上密切配合，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议。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内外线粉碎敌人围攻、坚持大别山的指示，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李先念为副司令员，留驻大别山，在内线坚持反围攻作战。刘伯承、邓小平提出的“在大别山背重些”的战略部署有利于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李先念坚决同意这一决策并贯彻执行，多次向部下宣传大别山的重要战略地位及开展工作的重要性，并积极协助邓小平指挥留在大别山的第二、三、六纵队，与军区部队、人民武装相结合，坚持内线斗争。两个月后，邓小平向中央军委、毛泽东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为使进入中原的各路部队密切配合以消灭更多敌人，更好地配合华东野战军粟裕兵团的机动行动，中央军委电示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所部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正在内线指挥作战的邓小平、李先念，一致赞同中央的部署，他们在全面分析大别山及中原战局之后，认为将主力适时转出大别山实属必要。关于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的时间，邓小平、李先念认为不宜抽出过早，一来可以继续拖住进攻大别山的大批敌人，是对华野粟部最有力的支援；二来主力抽走，大别山必然会出现一时最严重的局面，须预先作好部署。因此，主力须留大别山再打一个月圈子。此后，邓小平、李先念一面指挥“清剿”作战，一面部署主力离开后的各项工作。1948年2月24日，邓小平、李先念率前方指挥所到达淮北临泉县韦寨与后方指挥所会合，刘邓大军主力全部转出大别山，大别山反围攻、反“清剿”战役胜利结束。

　　邓小平、李先念在大别山积极开展群众工作，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并同群众形成了良好的军民关系。他们倡导俭朴生活，身体力行，与部队同甘共苦。到金寨县检查工作时，有位区委书记从关心首长的身体健康出发，给邓小平和李先念送来几斤猪肉和葵花籽，邓小平、李先念批评他说：“我们不能搞特殊化，没有权利这么做。”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在大别山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在部队中强调在“清区”格外遵守纪律，对老百姓不做任何勉强的事，给“清区”的父老乡亲留下了好印象。在解放区掀起的土地改革热潮中，出现了侵犯中农利益、地痞霸占斗争果实的问题，党对出现的问题一经发现便坚决及时纠正。邓小平、李先念检查工作时发现，分浮财时，革命果实落到了流氓、地痞等手中，贫农的境地并未得到改善，少数干部存在思想、作风不纯的问题。这引起他们的重视，邓小平、李先念当即将此情况通报，并指示“各区严重注意”，后根据中央指示，大别山的两个解放区相继开展纠“左”的错误的工作，停止了土改，纠正了乱分、乱打、乱没收的做法，根据地的秩序日渐正常化。正是由于他们的以身作则，部队从上到下认真扎实地做群众工作，使部队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

　　“文革”后期，因周恩来病情加重，邓小平代为主持国务院工作，开始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李先念全力协助邓小平，大力推动整顿工作。在对钢铁工业的整顿工作中，邓小平在接见参加钢铁工作会议的代表时，着重讲了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落实政策、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等问题，李先念就邓小平所讲的有关“落实政策”进行了具体阐释并表示坚决支持，认为“落实政策，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一种是真想落实党的政策，集中力量来搞建设；一种是要当官，只有让他当上官，才算落实政策。小平同志讲的落实政策，是落实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落实有些人要当官的政策”。为推动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李先念、邓小平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先后发表讲话，李先念重点就“加强党的领导，建立过得硬的班子”“保证产品质量”等方面来论述，邓小平则重点讲了“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坚持质量第一”“关心群众生活”，表现出了他们共同致力于整顿的决心。邓小平将关心群众生活作为整顿的一项任务提出后，李先念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贯彻。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快夺权步伐，党中央领导人采取果断措施，粉碎了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其中，李先念扮演着桥梁纽带的重要角色。粉碎“四人帮”后，何时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始终是李先念所牵挂的。在李先念的提议下，李先念、陈锡联等人一起去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次年3月，在国务院新的领导分工中，邓小平协助华国锋领导国务院全面工作，李先念主管国务院日常工作，管理外交、经济。邓小平的再次复出，为创造一个历史新时期开辟了道路，这离不开李先念的支持与帮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开始形成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李先念坚定不移地执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议、方针和政策，主要体现在：

　　李先念支持在邓小平的带领下制定的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对外开放是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步伐的重要战略步骤，开办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和特殊方式。蛇口工业区作为对外开放最早的“试验田”，曾遭到众多非议，但李先念曾给予大力支持，后在邓小平的积极倡导下，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在《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中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明确了举办特区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管理办法、具体政策等。对于这些决定，李先念都批阅同意。

　　李先念在主张实行对外开放的同时，大力支持并实践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为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是邓小平的一大贡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在努力消除“左”的指导思想影响的同时，也出现了右的倾向。针对此种现象，邓小平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首次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绝不能动摇。李先念对此坚决支持，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立国的根本。如果把我们的国家比喻为一座雄伟的大厦，那么这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使这座大厦能够巍然屹立的坚强支柱”，后又多次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

　　李先念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打开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经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李先念就任国家主席并兼任中央外事小组组长，负责外交工作的开展。李先念协助邓小平实现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遇到重要问题及时向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通报和商量对策。他对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付出了努力。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开始调整对苏联的政策，李先念完全同意邓小平、陈云关于派外交官去莫斯科，非正式同苏联外交官员接触的意见。

　　李先念以极大的精力推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主要体现在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坚定立场上。廖承志逝世后，李先念主管港澳工作，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形成了由李先念等人组成的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阵容。邓小平在与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到主权问题时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李先念坚决贯彻这一主张，在次年会见朝鲜外宾时重申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认为“主权是不能讨论的，到时候我们一定要收回”。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第二阶段的谈判中，李先念始终关注每次谈判的具体问题，对于重要问题及时同邓小平商议，听取他的指导性意见，恢复行使主权后的驻军问题、在联合国的地位问题，他坚决支持邓小平的意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后，李先念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渠道、方式进行宣传，解释“一国两制”的构想，重视充分发挥华侨、华人、台湾同胞和海外广大侨胞在促进祖国统一中的作用，并坚决同各种分裂势力作斗争。他为实现国家统一、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出了重要贡献。

　　恢复西路军的原貌，是李先念最牵挂的大事之一。受到特殊历史环境的影响，在很长时期内对西路军的定性不客观，使得这支英雄的部队数十年来背负着“国焘路线”的罪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些过去无人敢于问津的重大历史是非问题开始被逐步澄清。邓小平、陈云关心西路军的历史问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西路军问题重新作出的结论，得到各方面同志特别是原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老战士的拥护。李先念在《沉痛悼念徐向前元帅》一文中写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中央特别是小平同志、陈云同志的关怀下，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作出了这支部队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结论。”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关怀下，英勇奋战、作出巨大牺牲的西路军恢复了名誉。

　　（来源：《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