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直荀：投身革命为工农 忠魂直上重霄九

　　
　　呙玉临 万建芳

　　（一）

　　柳直荀，又名克明，于1898年11月3日诞生在湖南省长沙县白石乡方塘冲一个破落地主家庭。柳家是“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柳正荣，是清朝举人，在家乡设馆教书，父亲柳大谧，在长沙城里做家塾教师。在那倚官仗势，弱肉强食的社会，他父子俩恪守“厚道载福，和气致祥”的家训，甘愿过着两袖清风的教书生活。
　　直荀出生后，父亲为他取名“直荀”，就是取荀子“蓬生麻木，不扶而直”之意，表示殷切期望儿子不随俗浮沉，不同流合污。
　　1912年，直荀十四岁，他和大弟瑟虎离开家乡，到长沙广益中学读书。当时，杨怀中先生刚从日本和英国留学回来，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柳家和杨家世交，有着“交情三世久，春色两家分”的亲密关系。因此，直苟荀寄居到长沙“板仓杨寓”——杨怀中先生家中。
　　那时，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等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进步学生，常到怀中先生家里，讨论治学，议论国事，抨击政治，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这些活动深深地吸引着直荀，使他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1916年秋，直荀考入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长沙雅礼大学预科。学习期间，直荀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锻炼身体，坚持冷水浴。1917年秋，他被同学们选为体育会长。为了进一步开展学校的体育活动，他经常组织同学同管体育活动的美国人鲍费尔作斗争，揭露并制止他克扣体育经费的行为。由于直荀热心为同学服务，又被推选为学生会会长。
　　宣传基督教义是“雅礼大学”经常进行的一项重要活动。每当学校组织“礼拜”活动和宣传教义时，直荀就带着自己爱看的《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去阅读。他常向同学们揭露教会的虚伪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真相。一次，美国基督教会派来一个叫爱迪的“神学博士”，到长沙宣传基督教义。直荀组织一些进步同学，动员师生不要听爱迪的讲演。雅礼大学的帝国主义分子发现柳直荀等人的活动，便准备了一桌酒席，以湘雅医学院院长的名义，把柳直荀等人请来，妄图取得他们的合作。直荀识破了这一诡计，组织赴宴的同学，与爱迪一伙展开斗争，拒绝了他们提出的要求。
　　1918年暑假，柳直荀组织雅礼大学的几名同学，借修业高等小学的房子，办了一个平民补习学校，后改为协均中学。这所学校专收没有力量上正式学校的贫苦大众的子女，不收学费，并免费发给课本和学习用具，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欢迎。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直荀同各校进步学生，走出课堂，散发《请救山东人民之性命》《请看我国之危险》等传单，号召各界同胞，投入反帝爱国斗争。
　　5月7日，柳直荀组织同学们参加长沙举行的“五七”国耻纪念游行大会。由于反动军阀张敬尧的镇压，游行队伍被军警驱散。柳直荀带领同学们把宣传反帝爱国的传单、标语贴在学校的墙壁、电线杆上，使得雅礼大学的帝国主义分子大为震惊。一个叫哈尔辉的美国教师，蛮横地阻止学生们的爱国活动，说什么“这是雅礼大学的地区，不准贴标语！”直荀当面驳斥说：“雅礼大学不在你们美国，是我们中国的国土，为什么不能贴？”直荀等人坚持把传单、标语贴满了校园。
　　5月27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柳直荀被选为学联主要成员之一。他参与领导长沙各校学生的总罢课。雅礼大学帝国主义分子指使学监威胁学生说：“学校是读书的地方，谁不去读书，就要开除。”柳直荀指着学监的鼻子责问：“你是中国人，怎么连一点爱国心也没有了？！”“救国图存，匹夫有责。国家陷于沦亡，岂止学籍被开除，连生存亦将难保。”在直荀的带领下，广大学生和教职工，不顾校方的威胁，勇敢地走上街头，查禁和焚烧日货，开展各种形式的爱国宣传活动。
　　10月下旬，湖南正式成立了“救国十人团”联合会，柳直荀被选为总干事。接着，他参与组织和指挥第二次焚烧日货大会，这时张敬尧派其弟张敬汤带一营武装军警阻止学生和工人的爱国行动。于是，直荀和毛泽东等决定组织力量同张敬尧作坚决斗争。毛泽东亲自率领驱张请愿代表团前往北京；何叔衡率领一个代表团去衡阳，利用直皖军阀间的矛盾，要求驻在那里的吴佩孚出兵压迫张敬尧；柳直荀留在长沙，组织领导省内斗争。他主持“平民通讯社”，与外地代表团联系，采取各种形式开展斗争，向广大群众揭露张敬尧的罪行。
　　1920年秋，柳直荀在雅礼大学预科毕业，升入该校教育系学习。这时，毛泽东在长沙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直荀第一批加入了青年团。
　　1921年党的“一大”后，中共湖南区委秘密机关和毛泽东的住所都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柳直荀和李淑一经常到清水塘，向毛泽东汇报和商讨工作。直荀遵照党的指示，到安源了解工人生活和斗争情况，到长沙天鹅塘一带找贫苦工农群众谈心，向他们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道理。他曾和郭亮一道，到铜官组织和发动工人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
　　1923年，柳直荀经何叔衡和姜梦周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这年，“旅大租期”已满，日本拒不归还。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浪潮席卷全国，柳直荀等组织“湖南外交后援会”，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6月1日，日本水兵在小西门外金家码头向检查日轮的“外交后援会”调查员和示威群众开枪，打死中国木工王绍元和长沙国民小学学生黄汉卿，重伤九人，轻伤数十人，造成了震动全国的“六一”惨案。柳直荀和郭亮闻讯后，怒不可遏，迅速赶到现场，组织群众向日本帝国主义讨还血债。“湖南外交后援会”决定当天下午召开两万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举行全市罢工、罢课、罢市及抬尸游行示威。柳直荀指挥抬尸群众和游行队伍到赵恒惕的省长公署，提出八项要求，要赵恒惕向日本方面交涉。但赵恒惕却以“无政府党徒煽惑，借端起事，扰乱时局”为由，下令解散“外交后援会”，捉拿共产党人，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和屠杀。
　　柳直荀根据党的指示，不得不转入秘密斗争。这期间，他把研究马克思主义同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仔细地调查了长沙十种日用商品物价的变化情况，写成了题为《长沙物价指数》的论文，发表在1925年湖南《大公报》创刊十年纪念专号上。文章揭露了物价猛涨，工人工资极低，资本家剥削的罪行。这一战斗檄文为工人阶级反对经济剥削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起到了唤醒工人阶级起来斗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