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泽民与红安天台山

　　
　　彭希林

　　沈泽民生前的最后住所

　　谁曾想到，位于天台山腹部的刘家湾这间狭小、阴暗、潮湿的普通民房，竟是留过学、通晓四国语言、当过大学教授，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的沈泽民生前的最后住所。
　　出生于浙江桐乡水乡乌镇一户书香世家的沈泽民，是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杰出的革命作家茅盾（沈雁冰）的胞弟。他早年参加五四运动，后留学日本。1921年4月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3年任南京建业大学教师。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他积极投身新文学运动，创作和翻译了100多篇小说、散文、诗歌等。1926年春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4年后被派回国。1931年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3月奉调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任中共鄂豫皖分局常务委员、鄂豫皖省委书记。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他同留在根据地的省委其他成员一起，坚定地担负起鄂豫皖省委的领导重担，决定重新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坚持根据地的斗争。
　　1933年5月至10月，鄂豫皖省委执行临时中央的军事指令，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以“大举向敌人反攻”和“夺取中心城市”的口号作为红军的行动方针，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迭遭挫折。先是七里坪战役失利，红二十五军损兵折将过半；继则又采取内线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导致中心区保卫战接连失败，红军和根据地损失惨重。10月中旬，险遭鄂东北敌人分割围歼的红二十五军主力一部1000余人冲出重围，转移到红安天台山高山岗一带待命。空前严重的形势，促使省委不得不重新考虑根据地的斗争方针。10月16日，省委在红安县紫云寨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准备全面检查斗争方针，总结经验教训，作出指导今后斗争的一系列新的决议。会议开了一天半，由于敌人进攻而仓促结束。省委常委成员和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人转移到天台山芦花冲刘家湾继续开会。沈泽民就是在这时来到刘家湾并住进这间房子的。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落下的肺病，这时又再次复发，经常吐血，身体极为虚弱，走路要人搀扶，是省委常委、省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兼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郑位三亲自安排担架把他抬上山的。
　　刘家湾现属红安县天台山风景区管理处天河村的一个自然村，位于天台山西南腹地，距天台山顶峰约5公里。革命前，村里有刘、徐两姓共32户、147人。1925年秋，革命的火种撒播到天台山，给这个贫穷潦倒的山村带来了无限美好的希望，也带来了流血牺牲的风险。全村有50多人参加红军或从事地方党政群团工作，留在村里的绝大部分都是红色群众。新中国成立时，全村仅幸存15人，有20多户人家倒灶绝户，132人被敌人杀害或战死、冻死、饿死。沈泽民入住的这户人家，堪称革命家庭。主人名叫刘传焱，当年60多岁，是大革命时期的乡农协会员，他的老伴秦氏是村里的拥军模范；儿子刘月先（又名刘先启）参加过黄麻起义，曾任县独立团政委，1932年在四姑墩牺牲，儿媳张德义是乡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有两个孙子：大孙子刘克鹏是鄂东北道委掩护队队员，小孙子刘克诚在县独立团跟一位姓张的营长当勤务兵。省委把沈泽民这么重要的干部安顿在刘传焱家，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认为安全可靠。
　　沈泽民到来的那天，刘家只有传焱老俩口和儿媳张德义在家。第二天，刘传焱的小孙子刘克诚突然被独立团派回家中，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协助祖父和母亲照顾这位当时全家、全村并不知其姓名和身份的“大人物”。直到1963年湖北省民政厅遵照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及内务部和省人民政府的指示移葬其遗骨时，大家方知这位“大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
　　沈泽民的房间陈设简陋：一张木板床、一张方桌、二把靠背椅。与普通民居不同的是多了两个书箱。箱子里装着书籍、纸张和少许生活用品。这些东西后来被敌人烧房子时烧毁。
　　尽管刘家以最大的热情精心照顾沈泽民，但全村房屋先后两次被敌人放火烧毁的群众家里，几乎是一无所有，主要以野果和葛根度日。在异常艰苦的生活环境下，沈泽民肺病未愈，又被疟疾缠身，畏冷发热，隔日一次，使原本就很虚弱的身体雪上加霜。刘克诚每三天跑一次七里坪药房，为他抓药，但服后不见好转。
　　病情严重的沈泽民，在他生前的最后一个月里，以顽强的毅力，做了三件大事：一是主持召开有省委部分常委及委员和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人参加的会议，着重讨论了当时根据地党组织、苏维埃政权、红军和群众工作的主要任务和斗争方针。会议断断续续开了6天，因探知敌人大部队有进山“围剿”的迹象，沈泽民决定立即休会，让军长吴焕先、政委戴季英率红二十五军下山游击，省委常委徐宝珊、郑位三等人分别移驻老君山、卡房等地，按照会议确定的思路，领导根据地斗争，他自己则留在刘家湾，负责起草给中央的报告。
　　二是派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成仿吾到中央汇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情况，接受中央指示，请求中央派军政干部到鄂豫皖工作。临行前，沈泽民在成仿吾的衣角背面写下了需专用药水浸泡才能显现的一行字：“特派成仿吾到中央汇报工作沈泽民。”中央在听取了成仿吾的汇报后，建议红二十五军向桐柏山地区转移。后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又派程子华到鄂豫皖传达中央关于红二十五军要实行战略转移的指示，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由此发生。
　　三是根据省委在紫云寨和刘家湾会议研究的意见，执笔向中央写了一份长达1。4万字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主动承担了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受到严重损失的责任，并作了沉痛的检讨。表示今后要“洗心革面，重新做起”，报告提出了今后的斗争方针，主要是：转变过去的军事斗争方针，及时采取游击战的方式来钳制敌人，消灭敌人，以恢复和巩固根据地。主力红军要在游击队的配合下，深入到敌人占领区去活动，在敌人后方袭扰与打击敌人，求得物资上的补充。同时要纠正“偏于军事观点、忽于群众工作与秘密工作”的现象；积极宣传与组织群众，建立秘密工作点，以利开展白区的工作。报告对红安二程、仙居等区创造的便衣队的组织形式和斗争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现在最有希望及最重要的运动，就是便衣队的运动。要建立白旗下的群众工作与秘密组织工作，首先最为重要的还是发展便衣队的组织。我们现在决定用党、苏维埃、红军及游击队的全部力量，去发展这种武装形式。这些方针，在根据地党政军后来的实际工作中逐步得到了贯彻与实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便衣队的发展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成为当时乃至后来长期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沈泽民写的这份报告的落款时间是1933年11月10日。据现年88岁的刘克诚老人回忆：民国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即公历11月10日）的那天深夜，他被一阵急促的犬吠声惊醒，连忙出门察看，原来是外乡的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小女孩讨饭来到该村歇脚。他回到屋里，见沈泽民房间里还亮着灯，轻轻地靠近房门，从门缝中见沈泽民正伏在桌上翻看一叠写满字的纸，并时而拿笔在纸上写写画画。他感到很困倦，没再多看，转身回房睡觉。刚上床，突然听到沈泽民房里传来一声闷响。他马上把和他同睡一床的沈泽民的勤务兵推醒，并将爷爷刘传焱喊起来，三人推门进去，见沈泽民栽倒在地，慌忙将其抬到床上。从此，时年34岁的沈泽民一病不起，直到11月20日早晨逝世。
　　沈泽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做的三件事，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病重期间向中央写报告，勇敢地正视现实，诚恳地承认错误，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起”，并提出了比较正确的斗争方针，这在当时“左”倾错误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充分体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光明磊落的品质。他生前吃下的最后一餐饭是半个烂柿子和小半碗煮熟的葛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对房主刘传焱讲的：“我很感谢你们对我的照顾，感谢根据地群众对省委的信任和支持。大家坚持下去，革命终将获胜！”
　　沈泽民严于律己，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忠于职守，忘我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虽死犹荣，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