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名将曾中生

　　1931年2月初，由曾中生主持，鄂豫皖临时特委在黄安（今红安）召开扩人会议，进一步清算了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在鄂豫皖苏区的危害，讨论了苏区政治、经济形势和反“围剿”斗争、党务工作、土地革命、工运、农运及财政经济等问题，并做出了相应的决议。会后，正式组成鄂豫皖边区特委和鄂豫皖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军委下设参谋部、政治部、经理处、后方医院。曾中生出任鄂豫皖边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从而结束了鄂豫皖苏区军政分立的局面。从此，开始了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领导鄂豫皖红军的年代。不久，曾中生又亲自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并兼任校长，领导根据地建设，使根据地和红军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
　　1931年3月，曾中生和邝继勋、徐向前等指挥红四军在双桥镇歼灭了准备进犯中央苏区的国民党第三十四师5000余人，活捉敌师长岳维峻，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取得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整师的大胜利，也进一步巩固了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果实。岳维峻后来被押解至黄安七里坪，见到了红四军参谋长徐向前。徐向前原是岳的部下，岳乞求徐向前：“蒙多多关照，只要不杀我，我答应你们提出的一切条件。”
　　于是，曾中生等决定用岳维峻换因敌人经济封锁而非常紧缺的布匹和药品。为表示红军的诚意，曾中生将岳的副师长、参谋长全部释放，并开列了一张赎命的清单，让他们带给岳维峻的家属。对方不敢食言，从1931年3月到11月，连续给红军送来了三批枪支弹药、药品和足够做20万套军装的布匹，还有大量的纸张、火柴等苏区十分匮乏的日用品。但是，张国焘来鄂豫皖后破坏了红军不杀俘虏的传统，把岳维峻给枪毙了，此是后话。
　　对曾中生的军事指挥才能及在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前后作战中的巨大作用，徐向前在1984年4月写就的《诱敌深入，飘忽制敌》一文中给予了高度评价：
　　“双桥镇大捷壮大了红军的声威，宣告了敌人对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围剿’的彻底破产。这次反‘围剿’，在鄂豫皖（临时）特委领导下，红军与地方武装、群众相配合，先后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展，在人口达二百万，红军也发展到一万五千多人。
　　“……因为当时不知道敌人全面‘围剿’的来临：而鄂豫边区由于对反‘围剿’的准备不足，也出现了仓促应战的局面，假如不是曾中生同志及时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和红十五军及时到达，支撑局面，情形还要严重得多。”
　　“经验又证明：随着红军力量的发展，……运动战已成为我们克敌制胜的基本作战形式。我们的防御，是运动中的防御：我们的进攻，是运动中的进攻。有进有退，有攻有防，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措手不及。曾中生同志把这种战法，叫做‘飘忽战略’，所谓‘飘忽’，就是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运动歼敌。”
　　“经验还证明：红军的壮大和根据地的发展，离不开正确的政治领导。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也是（临时）特委根据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积极纠正立三‘左’倾错误的结果。停止冒险主义的进攻武汉的计划，取消根据地内军队和地方两个平行领导机关，恢复和建立特委和军委的统一领导，采取集中精锐击敌弱点和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打破敌‘围剿’，整编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充分发动群众配合红军作战，以及解散‘集体农庄’，按照人口与劳动力的标准重新分配土地，取消侵犯中农利益及破坏中小工商业的过‘左’政策，统一财政管理等方针和措施，都很及时，很必要。尤其是曾中生同志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军委主席，相当得力。这位同志，有战略头脑，工作实际，善于总结经验，也能团结同志。在反‘围剿’的关键时刻到来，掌握全局，开展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根据地远离党中央，独立性大，主要领导人的选择特别重要。后来拿掉曾中生换上张国焘，是失策的。”
　　岳维峻兵败被捉的消息令蒋介石震怒不已，他一天内数次发电给亲信将领刘峙，称他对三十四师之败“殊堪痛心”，责令刘峙务必在5月伪“国大”召开之前“剿灭”鄂豫皖红军。
　　1931年4月，刘峙纠集了11个师的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苏区军民在曾中生领导下，再次合起反击：独山一战歼灭国民党军2000余人，浒湾一役歼国民党军近千人，桃花一仗又歼国民党军近两个营。至5月底，曾中生率领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5月，是曾中生领导鄂豫皖苏区和鄂豫皖红军时期，也是鄂豫皖苏区和鄂豫皖红军历史上发展迅速、捷报频传的时期。短短数月间，曾中生率领苏区军民在极其不利的形势下，连破敌人两次大规模“围剿”。这期间，苏区面积显著扩大：西起平汉路，东至淠河，南达黄陂、罗田北部，北至潢川、固始南部，辖区包括20余县的全部或部分，全区人口达到200多万。
　　1931年4月，在鄂豫皖苏区第二次反“围剿”即将胜利结束之际，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来到了苏区。5月12日，他在河南新集召开了原鄂豫皖边特委会议，宣布撤销原鄂豫皖特委，建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自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曾中生、邝继勋任军委会副主席，军委下设参谋部、政治部、秘书处、经理处、军医院、航空局、彭杨军政干校等机构。鉴于鄂豫皖中央分局既是中央代表机关同时又是鄂豫皖边区党组织的领导机构，不便于开展工作，遂根据《中央关于成立鄂豫皖省委的决议》，又组成鄂豫皖省委，由张国焘两员大将之一的沈泽民（另一为陈昌浩）任书记。不久，曾中生被调任红四军政委。对于沈泽民其人，徐向前认为他的能力和曾中生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认为“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也是中央派来的。……工作积极热情，是个好同志，但军事上一窍不通，又缺乏领导经验，曾中生同志要比他强得多”。
　　对于曾中生在鄂豫皖苏区军民心目中的威望，张国焘很是不满。5月24日，他在写给中共中央的《关于第二次反“围剿”及其他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虽然也说了曾中生几句好话，但笔锋一转，又恶毒攻击曾中生等“仍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当前任务是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并在实际中彻底的转变”。
　　1931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开始了第三次“围剿”。曾中生和徐向前建议，部队应该利用这一时机积极向外发展，南下出击黄梅、广济等地，进而威逼长江，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但是，张国焘却硬是不同意这个意见，要求红四军占领湖北英山，然后“攻打安庆、威胁南京”（进攻安庆要通过200多公里的敌占区）。这简直是痴人说梦，曾中生自然不能接受。7月，曾中生和徐向前率领红四军1个月内连克英山、罗田、浠水、广济四城，歼敌7个团以上，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可是，张国焘却对这个违背其“攻打安庆、威胁南京”错误方针而取得的胜利耿耿于怀，对曾中生更是怀恨在心。他从8月17日起连续发出四封指示信，命令部队北返，反诬曾中生是“政治上重复已经破产的立三路线”，“放弃援助中央苏区”，与中央分局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
　　1931年8月，张国焘召开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联席会议，拟定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鄂豫区情况给中央的综合报告》，耸人听闻地指出：“在中央分局工作以来，全部鄂豫皖苏区的党，在路线方面都有所转变，唯有四军中这个转变没有开始。这里的主要负责人就是曾中生同志。在曾中生同志的领导下，四军一般同志对于中央分局的路线是异常模糊的，对李立三路线错误实质是茫然不解的，曾中生同志用家长制的方式去领导红军，丝毫不进行战线上的斗争，对于传达中央分局的政治路线有系统的怠工，所以至今红军政治路线上的转变还得从头做起。因此，曾中生同志绝不能再继续担任四军的政治委员，调到后方来考察。”
　　同年11月3日，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秦邦宪批复鄂豫皖中央分局，表示“在详细研究了中央分局关于四军的决议、分局的报告和四军的报告以及四军领导干部致中央分局的信后，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于是，曾中生被撤去红四军政委职务，调到后方接受“考察”，政委一职由陈昌浩接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