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名将曾中生

　　1931年11月7日，黄安七里坪红旗招展，鄂豫皖红军在这一天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简称“红四方面军”），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由于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左”倾冒险主义，这时的曾中生又被降为新组建的独立第一师师长。
　　1931年12月，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师乘鄂豫皖红军主力围攻湖北麻城之机，侵入黄安高桥地区。危难之际，曾中生指挥独立第一师奋起迎战，配合红军主力，打得敌六十九师狼狈逃窜，溃不成军。在此役中，曾中生领导的独立第一师大显身手，打出了鄂豫皖红军的威风。
　　1932年12月，由于张国焘的瞎指挥，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遭到失败，红军主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盲目漂流。在行军途中，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一批红四方面领导骨干认为这样盲目流动是极为危险的。他们在一起商议，准备派人到中央反映情况，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要求中央采取紧急措施。后来，他们又觉得远水不解近渴，就决定由曾中生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以书面形式向张国焘提出，立即停止无限制的退却，在陕鄂一带建立新根据地。张国焘感到众怒难犯，处境孤立，遂被迫在陕南城固县小河口村举行了一个师以上干部会议。据原红四方面军保卫局的祁德林后来回忆：“那天曾中生真是勇敢极了。他面对着张国焘这个谁也不敢惹的党内霸王，列举种种事实，进行了有根有据的批评。……提起曾中生同志，我们四方面军的同志没有不佩服他的。他确实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典型。”会后，张国焘被迫成立了前敌委员会，以示加强集体领导。接着，又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张自任主席）。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曾中生因负过重伤，行动极不方便。但是，他仍以顽强的毅力，越过蜀道天险，参与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3年2月，在四川通江县召开的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曾中生当选为川陕省委委员，之后参加了川陕根据地反川军“三路围攻”作战。为了系统总结红四方面军的反“围剿”作战经验，提高广大指战员的军事理论水平，他先后撰写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和《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军事理论著作。当时，连张国焘都大为赞赏，下令以西北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刊行并定为指挥员必读书籍。后来，这些著作被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带到延安，为毛泽东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为中国革命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军事遗产。
　　值得一提的是，曾中生在我军革命战争时期的通信发展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为保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指挥作战的需要，在曾中生的直接组织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电话队集中力量首先架设了总指挥部驻地至各军、师驻地的临时线路。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到1933年6月，初步形成了以川陕省委、苏维埃政府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所在地通江为中心的有线电通信网。
　　然而，张国焘对曾中生的忌恨、加害却变本加厉。1933年2月，张国焘在川陕省委第一次代表人会上就指责曾中生等人说：“这些同志就在脱离鄂豫皖赤区的艰苦斗争中，惊慌失措起来，结果滚到了右派的怀抱。”他们“在紧急关头，散布‘群众不满领导’，‘领导内部不一致’以及种种瓦解红军的口号，来助长悲观失望的心理”。“曾中生以这种立三路线的观点反对鄂豫皖分局的正确路线，形成小组织式的斗争。结果，助长了改组派、AB团、第三党。我们党再不能让这种人来糟蹋，必须执行纪律”。
　　1933年9月，张国焘以“托陈取消派”、“右派首领”等罪名逮捕了曾中生。因为曾中生威信很高，影响太大，张国焘没敢立刻动手，而是对他长期监禁，甚至行军的时候也捆绑着双手。徐向前听说曾中生被捕的消息后，极为震惊，打电话问陈昌浩：“逮捕曾中生有什么根据？我对曾中生是了解的，党中央也了解他，绝对不是反革命，不能这样对待他！”陈昌浩搪塞说：“这是张主席决定的，不过是‘审查审查’罢了。”在长期监禁中，张国焘强令曾中生写“自首书”，交代小河口会议和鄂豫皖时期的“错误”，曾中生都据理驳斥。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毛泽东在毛儿盖与张国焘会见时，曾多次问及曾中生，张含糊其词，说曾身体不好，正在后方休养。听到这个消息，曾中生喜出望外。于是，他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愿接受中共中央审查，并要求重新工作。张国焘扣留了他写给中央的信，不许他同党中央领导同志见面。
　　1935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张国焘派人将年仅35岁的曾中生秘密杀害于四川西北部理番县的卓克基，事后反诬他逃跑投敌。
　　因消息闭塞，党中央和毛泽东还不知道曾中生已经被害。直到1936年2月8日，身在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还特意请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电示张国焘，要他对曾中生“须保全其生命安全，并给以优待”。可是，这时距曾中生被害已经半年有余…
　　1945年，党中央在七大上为曾中生彻底平反昭雪。
　　1984年6月，由盛仁学编著、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曾中生革命生涯及军事理论造诣的《曾中生和他的军事文稿》出版，曾中生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得到确认。
　　1988年10月，中央军委又下文正式确立曾中生为我军建军史上的33位军事家之一，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杨尚昆、李先念、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叶挺、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左权、彭雪枫、罗炳辉并驾齐驱。
　　1997年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朱秀海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赤土狂飙》，人民日报在当年2月20日报道相关消息时再一次肯定了曾中生的贡献：
　　“本世纪20年代末，随着徐向前、许继慎、曾中生、邝继勋等著名红军战将进入大别山，一支红色大军出现在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平汉路以东的广人地区，不长的时间便由一支红军游击队发展成为一支以打大仗、恶仗闻名于世的红色军团，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开辟了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鄂豫皖苏区。”
　　2001年11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在《功勋卓著  英名永存——纪念徐向前同志诞辰100周年》一文中又事实上代表中央军委高度评价了曾中生的军事成就：“1931年3月，徐向前和曾中生、邝继勋指挥红四军在双桥镇歼敌三十四师5000余人。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取得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整师的大胜利。”
　　（原载《文史月刊》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