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张太雷在武汉

　　
　　郑巍宁

　　张太雷，1898年6月出生于江苏常州。1915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学习。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张太雷积极投身其中，成为天津地区爱国运动的骨干之一。在斗争中，张太雷与李大钊建立了联系，同时与天津爱国运动的领导者周恩来、于方舟等结下了革命友谊。在李大钊影响下，张太雷开始接触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协助李大钊开展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1920年10月，张太雷和邓中夏等一起加入李大钊发起在北京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积极开展工人运动，与邓中夏到长辛店组建劳动补习学校，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从1921年春开始，张太雷先后赴苏联学习、工作，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席共产国际、少共国际等代表大会，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等，多次陪同共产国际代表来中国会见陈独秀、李大钊等，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1924年春，张太雷按党的要求回国，担任团中央总书记，出席党的四大并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时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宣传部长等职。

　　共产国际和苏联驻华代表的翻译

　　在党的早期革命斗争中，张太雷多次担任共产国际和苏联驻华代表的助手和翻译，这与他具有高度的革命热忱和学贯中西的出众才华及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丰富经验是分不开的。1920年春，维经斯基来华活动，张太雷即任翻译。1921年秋至1923年夏，任马林的助手和翻译，还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的助手和翻译。1925年春至1927年春，任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
　　1926年11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作出了迁都武汉的正式决定。11月中旬，鲍罗廷、张太雷和国民政府的部长们离粤经赣赴武汉。张太雷在北上途中是最忙的人，鲍罗廷沿途经常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与当地各方人士举行会议，张太雷既要当翻译，又要负责会议的组织、安全保卫等工作。张太雷的高度革命热忱和负责精神给苏联顾问留下深刻的印象，称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客气而又有礼貌的人”。
　　12月10日，张太雷与鲍罗廷到达武汉后，住在汉口旧德租界一元路鲍罗廷公馆。年底，邓演达在武汉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和晚宴会。鲍罗廷以国府高等顾问的身份讲话。他首先说明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与北伐战争的胜利关键；其次指责蒋介石分裂革命势力和违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错误。在两个多小时的讲话中，鲍罗廷把蒋介石的反动罪行揭露无遗。当时，张太雷任鲍罗廷的翻译。张太雷革命感情炙热真诚，当说到蒋介石在广东、江西屠杀农民、工人与共产党人时，声泪俱下。他当翻译讲话时，会场寂静无声。讲完话时，全场掌声雷动，会场听众被鲍罗廷与张太雷的讲话所深深感动。
　　在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中，鲍罗廷和张太雷发挥了重要作用。1927年1月初在武汉召开庆祝收回英租界的群众大会上，鲍罗廷站在所居楼房的阳台上发表演说，严词指责英帝国主义为国际海盗，各国外交官听了为之骇然。张太雷在旁作翻译，当时没有麦克风等扩音设备，但张太雷声音洪亮，传达了中国人民的最强音，群众听了非常鼓舞，欢声雷动。在当年，这是第一次听到公开把英帝国主义斥责为海盗，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威风。

　　主持中共湖北区委和省委的工作

　　1927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迁汉后，武汉革命群众运动进入全面高涨的新阶段。就在这个月，张太雷受中共中央的指派接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同年5月11日，根据中共五大决议和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湖北区委改为中共湖北省执行委员会，仍由张太雷任书记，主持省委工作。这时，蒋介石集团已经公开叛变革命，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面目也日益暴露，他们发出一系列反动训令，压制工农运动，加快反共步伐。而陈独秀也被反革命气焰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的工农运动，指责工农运动“过火”“越轨”，压制工农运动。在这种革命危急关头，张太雷主持下的湖北省委，审时度势，毅然作出了“坚持发动群众，坚持武装工农，坚持武装斗争”的战略决策，积极支持和领导湖北的工农群众反对地主、军阀、官僚的斗争。
　　当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进攻武汉时，中共湖北省委动员党员和革命群众到前线参加战斗。阳新、麻城等县的地主武装发动叛乱时，中共湖北省委主张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策略，以强硬的手段对付地主叛乱。张太雷积极参加行动，和罗章龙一起到农村，参加恢复秩序，巩固农会权力的斗争。
　　面对着日益严峻的形势，1927年6月初，在张太雷的主持下，中共湖北省委制定《关于对国民党及工运、农运之策略要点》，从整军经武、准备应变的指导思想出发，明确提出武装农民“上山”和争取地方武装等策略，为保存湖北农民运动骨干和大革命失败后开展工农武装斗争作了积极的准备。6月6日，张太雷在《向导》发表《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一文，指出面对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不应是撤退或疏散我们的队伍，而应是整顿与强固我们的队伍”，有组织地进行抵抗。在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昌举行紧急会议，提出了以武汉为中心，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右派反动政权的建议。同月，中共湖南省委在《湖南目前工作计划》中也提出“上山”的主张。然而，这些策略和建议均被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