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可以 变节不行”——记原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杨匏安

王晓建

　　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第一次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没有设立纪检、监察机构。直到1927年4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才第一次选出了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此届监察委员会设立主席一名，正式委员六名，候补委员三名。本文介绍的杨匏安即为六名中央监察委员之一。
　　杨匏安是广东省香山县南屏镇北山村（今属珠海市）人，1896年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商人家庭，他自幼好学不倦，无论在南屏念小学，还是在两广高等学堂预科念中学，都成绩斐然。课余时间他手不释卷，博览群书，为日后干一番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学毕业后，杨匏安回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不久，因揭发学校校长贪污而不能立足，便东渡日本横滨求学。他初到日本时，不光交不起学费，有时连饭都吃不饱，但杨匏安刻苦学习的劲头却丝毫不减。他在日本边做工边钻研日文，终于熟练地掌握了日文。大正年间的日本知识界继承了明治时代的传统，非常重视吸取欧洲思想文化，他就是在日本图书馆初次接触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杨匏安怀着兴奋的心情投身新文化运动，陆续撰写、发表了许多宣传新文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唯物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其中《马克思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科学社会主义作了相当详尽的介绍。此文发表时间稍晚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属于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之一，可以说为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杨匏安这篇文章评价甚高。
　　最初，杨匏安在党内主要从事宣传工作。1923年，共产党开始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推进国民革命。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杨匏安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先后担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还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与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谭平山、林伯渠、陈公博、甘乃光一同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成为“九大常委”之一。
　　杨匏安在广州当了大官的消息传到了家乡，就时常有亲戚朋友带着礼品到广州找他，或求他谋取一官半职，或求他出面说合讲情。杨匏安从不肯为亲朋徇私弄权，更不肯收下礼品礼金。在他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期间，有一天，他的孩子在存放过罢工捐款的麻袋里拣到两角硬币，杨匏安吩咐他们立刻送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去。他说：“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厘都不能要。”过中秋节时，有人给杨匏安家送来了几盒月饼，杨匏安发现后坚持要家里人把月饼退了回去。他郑重地告诉家里人：“我们不能做贪小便宜、不干不净的事情。”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的周恩来曾称赞杨匏安“为官廉洁，家境清贫”、“一丝不苟，称得上是模范”。正因为杨匏安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得到了同志们的敬佩与信任，才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刚刚设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南京政府将杨匏安列入“秘字第一号令”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名单。该名单上一共有197人，杨匏安被排在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等之后，为第8位。在逆转的形势下，杨匏安与毛泽东、林伯渠等“跨党”的共产党员，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联合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共同发表了申讨蒋介石的通电，号召“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7月15日，汪精卫把持下的国民党中央宣布“分共”、“清党”，杨匏安被免职，开除国民党党籍并受到武汉政府通缉。
　　杨匏安不畏惧白色恐怖，他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身份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受命协助广东党组织接应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并在国民党部队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正当杨匏安冒着危险为革命事业四处奔波之时，左倾盲动主义在党内取得了支配地位。在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下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杨匏安等被指责为“机会主义”。杨匏安受到留党察看的严厉处分，还被撤销了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在大革命蓬勃发展时，杨匏安身兼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等要职。可大革命失败后短短几个月内，他却失去了在国民党中央和共产党中央的职务，还被国民党通缉、被共产党处分。在这种情况下，杨匏安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信念依旧坚定不移。他没有怨言，也没有消沉，奉命到国外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于1929年回国来到上海。
　　中共中央安排杨匏安参与党报、党刊的编辑出版工作，杨匏安不计较职务高低，他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建议：“要想在文化方面结成统一战线，必须停止对鲁迅先生的围攻。”周恩来接受了杨匏安的建议，在周恩来的过问下，论战停止了，鲁迅逐渐完成了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文化战士的转变。
　　1930年，杨匏安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农民部副部长。他身患肺癌，家庭人口又多，日子过得极为艰难，七个孩子中竞有两个因无钱治病而夭折，但他深知党正处在危难中经费紧张，从不向党组织叫苦、伸手，总是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每天夜里，他和家里人一起推磨做米糍，第二天早晨，再由他的老母亲和孩子们拿到街上去卖，以此换点钱维持全家的生活。
　　1931年7月，杨匏安被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巡捕逮捕，先押在租界巡捕房，不久被引渡，关进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龙华看守所。杨匏安在国民党中央工作数年，在当时的军政要员中熟人不少。连权倾一时的CC系首领陈果夫，数年前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时也一度是他的部下，蒋介石曾与杨匏安同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对杨匏安也有较深印象，鉴于杨匏安在国民党内的影响，蒋介石先后派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和广东香山籍的国民党政府委员吴铁城面见杨匏安，劝他自首，脱离共产党投向国民党。面对这些熟人、同乡的劝降，杨匏安坚决地说：“我从参加革命开始，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变节不行！”“杀了一个杨匏安，杀不尽千千万万个杨匏安！”蒋介石恼羞成怒，决定杀掉杨匏安。1931年8月，杨匏安被枪杀于上海龙华。就义前，杨匏安口占一首五律诗《示难友》与难友们共勉，以生命坚持革命气节。全诗如下：
　　慷慨登车去，临难节独全。
　　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
　　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
　　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
　　这首诗，被难友们背记了下来，战争年代广为传颂在做白区工作的共产党员中间，也被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抄录在笔记本上。1942年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周恩来曾引用这首诗，激励、教育留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人员。建国后，杨匏安的儿子们将他们从周恩来、邓颖超那里转抄的《示难友》诗抄寄给了正在征集革命烈士遗诗的中国青年出版社，被诗人萧三编入著名的《革命烈士诗抄》中。
　　杨匏安英勇就义78周年了，他的业绩、他的诗文已化作精神财富，永远激励和教育着后人。

　　原载《中国监察》2009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