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芬：革命者公私最分明

　　李子芬(1902-1936)，又名李泽萍、李次芬，湖北黄梅人，青年运动的领导者。1902年出生于湖北黄梅县城关镇一户贫苦人家，1909年就读于私塾，1914年考入县立八角亭高等小学，1920—1923年就读于南京农林讲习所，在南京读书期间加入共产党。1930年3月底，党中央派他赴奉化(沈阳)接替刘少奇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在他的领导下，重新组建中共满州委员会，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基层组织。

革命者公私最分明

　　1926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李子芬，不仅在党内担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武昌地委执行委员、青年运动委员会书记等职务，同时担任着国民党湖北省委执行委员、青年部长，极具名望。
　　其时有人想借助李子芬的资源，成为自己进身的阶梯。李子芬有个长房的大哥，名叫李庆时。读过多年私塾，资质颇为聪明，善写文章。废除科举之后，自知功名无望，思想颓废，行为乖舛，在黄梅县城以代人捉笔架讼谋取生活用度，做了一名“刀笔先生”。他自恃有点文墨，放荡不羁，并且吸食鸦片。但那时打官司看重钱势，李庆时又抽大烟，在家乡混得既不得志，生活又潦困。当他听说李子芬在国共两党都身居要职，认为自己也时来运转了。他认为自己的父亲与李子芬的父亲是同胞兄弟，他又年长李子芬十多岁，他成家前与李子芬一家都没有分家，在一个灶上吃饭，在李子芬幼小时他也很呵护，现在李子芬出息了，不说讨个一官半职，至少可以照顾一件好差事。
　　北伐战争开始后，北伐军一路斩关夺隘势如破竹，很快就要打到武汉了。李庆时惴思革命马上就要成功，连忙从黄梅跑到武汉，在武昌地委机关(武昌高师附小)找到了在此工作的李子芬。要求李子芬给他谋一份事做，被李子芬断然拒绝。李子芬对他说：“大哥，我们出来革命为的是社会改造的大业。不是为封妻荫子升官发财。革命者要拯救的是天下的劳苦大众，不是为了照顾家庭和一已之私！”李庆时说：“我来也不是吃干饭的，抄抄写写、动动笔我拿得下来！国共两党正是用人之际，你在黄梅和其他地方牵带了那么多人，为什么就不能帮自家兄弟谋份好差事？”李子芬回答：“我吸纳的都是我们志同道合的同志。他们像我一样，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的，不是出来做官享福的。我这里也没有清福可享，我们一起工作的同志，现在每天最多睡4、5个小时，出外活动，一天要数易衣装以躲避反动军警和暗探，话我就说到这里，大哥你自己掂量吧。”随后，安排李庆时一宿两餐，给了盘缠路费，要他尽早回家。
　　李庆时接了路费，却没有回家,而是另辟蹊径，以李子芬兄长的名义，找到了在武汉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吴铁汉。
　　李庆时见到吴铁汉，隐瞒了李子芬要他回家的情况。只说家中揭不开锅盖，想出来找口饭吃。吴铁汉在黄梅革命时经常在李子芬家出入，因此和李庆时自然也是特别熟，也素知他有点文墨，未及多想，便将他介绍给湖北省农协主席陈荫林。
　　陈荫林见是吴铁汉推荐的人，又是李子芬的长房大哥。二话没说，根据其个人特长，当时就将李庆时安排到省农协秘书处，在省农协秘书长邓雅声的身边从事农协的秘书工作。
　　过了十来天，省委召开执委会议，陈荫林会后无意之中告诉李子芬，已将李庆时安排在省农协的事。李子芬闻言十分诧异，了解情况后，对陈荫林说；“荫林同志，此人不可留用。”陈荫林不解：“他文化不差，又是你的长兄，我们用得着啊。”李子芬说：“正因为是我大哥，此事我来处置。”
　　第二天，李子芬约上吴铁汉，一同来到省农协机关武昌抱冰堂。当着李庆时的面，对吴铁汉和邓雅声说：“致民、书堂，你们糊涂啊，因为他是我大哥，因为他是同乡，你们就这么轻易将他介绍留用了。李庆时是真心革命的吗？不是！他是眼见北伐要成功，投机到革命阵营来了，想升官发财抽大烟是他的目的。我们都是革命者，我们是需要志同道合的同志，但要深刻地考察他的根本动机，还要观察他能不能成为纯粹的布尔什维克。”转身他又对李庆时说：“大哥，我们革命者公私最分明。你大老远跑来找我，我不能延用你。你回家要戒掉大烟，在家乡或教私塾或找份正当事做，照顾好你的妻儿老小，好高骛远和做‘讼棍’都不长久。我已帮你买好到九江的船票，再给你几块钱(银元)补贴家用，今天我就送你上船回家。”李庆时百般无奈，只好悻悻地回家了。

狱中理财为革命

　　由于满洲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杜兰廷的叛变，1930年4月19日，天未大亮，敌宪兵侦缉队包围了团省委秘密机关，逮捕了昨夜在此召开党团联席会议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李子芬。同时被捕的还有省团委书记饶漱石、省委组织部长丁君羊、省委秘书长刘若云、团中央巡视员邱旭明和省委交通员关碧云。
　　上海的党中央接到满洲临时省委的报告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亲笔批示——指示营救机关互济总会和满洲临时省委，以及被捕同志的亲友，全力开展营救，并对狱中的同志，予以经济上的接济。
　　7月初，鉴于狱中同志相对集中，经过秘密串通，决定以省委主要领导李子芬、饶漱石、丁君羊、刘若云、邱旭明等五人组成狱中党支部，李子芬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还组织了读书会，组织难友学习革命理论，秘密传阅狱外送来的材料、文件，适时开展狱中斗争。刚组建起以林仲丹为书记的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与狱中党的组织取得了联系。在活动经费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两次派人向狱中送东西。通过关系送钱款，救济狱中同志。
　　李子芬深知在恶劣的斗争环境下，送到狱中的每一笔款项和物资，都是以生命和鲜血为代价换来的。把有限的钱物化作革命的资本，是检验一个共产党员人身陷囹圄时的睿智。为了便于开展斗争，李子芬在狱中支部的基础上又成立了由李子芬、饶漱石、刘若云、王文德、张梦影等五名党团员合组的狱中干事会。又针对狱中情况，组成了赵尚志、郭任民、王心斋为核心的经济委员会，对外边送进监狱内的钱物统一使用，郭任民具体担任对内外的联络工作兼管财经；经费开支由狱支书记李子芬统筹安排。
　　统筹革命的钱物，李子芬毫无私心杂念，不搞半点特权。狱中必要的支出完全是出于革命的需要——让看守往外送信、往狱内带书信，代购狱内没有的药品等，都要付车马费给看守。照顾受刑致伤的难友，也要用钱。如，丁君羊刑伤很重，狱中支部就叫郭任民通过看守买来鸡蛋，用蛋清涂伤口，防止感染促进愈合。团省委干事王笑山患鼠疮，狱内治不了，狱中支部便决定用钱买动看守，带到狱外的医院治疗多次，才得治愈。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东北，李子芬、林仲丹(张浩)、饶漱石、丁君羊、刘若云、邱旭明、杨靖宇、赵尚志等一案人员，经党中央组织营救，均获开释。出狱后，李子芬回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在白色恐怖之中继续为党舍生忘死地工作。
　　（来源：黄梅纪检监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