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有个何羽道

张广立   何秉冲

　　何羽道，本名金榜，后取号远耀，改名羽道、翼人，意即“保障民权，羽翼人道”，救国救民。一八八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清光绪壬午年六月初八日)生于湖北汉川县南河渡兰家岭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祖父和父亲以农为本，他们为人直爽，因常受富户欺凌，决心要羽道上私塾读书，父亲为此在乡间为人杀猪，积攒下来的钱供羽道上学。
　　何羽道的少年时代，正值慈禧太后专权，腐朽的清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内忧外患，日趋严重，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为了维持日见艰难的生活，何羽道的母亲不得不去挖藜蒿、捕野菜糊口。年幼的何羽道看见广大农民都在饥寒之中挣扎，常常表示愤愤不平，痛斥世道的不合理。十八岁那年，他为了不使父亲失望，去应童生试，得以通过而进学(旧时谓取得秀才功名为进学)。于是，父亲满心指望他能够沿着仕途的道路走下去。但何羽道却不愿为当“人上人”而去追逐功名，打算去省城接受新学。大约在此期问，他和同乡农家姑娘尹氏完婚。不久，何羽道说服了父亲，告别了母亲、妻子，前往省城求学。开始他就读于汉阳府中学前堂，后又入武昌湖北省立文普通中学前堂，与宋教仁同学。在学习期间，他勤奋功课，关心国事。他在两本舆地笔记中写有这样的感想：“今日中国情形，民族必归于自治”，“满洲执政，航路权悉归乌有，可谓自忘其祖者。”反映了他的民族革命思想的萌芽。他在笔记中愤然指出：“沙俄占我东北三省，其原因实在于满清政府卖国。”有一次学堂开师生座谈会，饱痛切陈述：“几十年来，英、法、日、德诸列强侵略中国，强划租界，横行霸道，中国人误入其地，即被其看门奴隶打骂，甚至拘入捕房受辱。八国联军以后，美国要利益均沾，瓜分之祸，迫在眉睫，而清政府愒时玩日，泄泄沓沓，腐败已极，非革命不足以救亡图存。诸位师长，诸位同学，我们都是汉人，想具同情，尚望急起组织，相助为理，以便早日实现……”这表明了他忧国忧民的反帝爱国情绪。
　　这时，清廷为了培养统治人材，在各省选拔学生赴日留学。由于日本距离中国较近，生活费用不高，一些不能得到官费支持的青年，也都自费旅日求学。
　　何羽道渴望留学深造，但是他没有背景，不可能得到官方的选派，自费则盘缠无着，难以成行。这时恰好同族有个叫何宗瀚(幼勉)的，系官宦世家，要送两个儿子立夫、丹孚去日本学习。亟需物色一个中意的伴读，特地去找何羽道商量，说只要何羽道答应，愿提供一切费用，何羽道欣然应允。一九〇六年，何羽道随宗翰父子东渡，在东京为立夫两兄弟补习古文。后来，他考取了官费留案，《何氏宗谱》记载他“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法科”，袁范宇在《忆何公》里说：“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那一年，我们均在日本东京学习”。另外，他还在日明治大学学习政治经济。他在日本求学前后达十一年之久，进行了多学科的学习。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受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者、京都帝国大学河上肇教授的影响很深。这对，何羽道不仅学识有较深的造诣，而且思想进步，参加了同盟会，成为孙中山先生的信仰者。
　　一九一一年底，何羽道因奔父丧一度回国数月。在家中料理了诸般事宜，来到省城，指望从事改革，根治时弊。不料清室虽已推翻，民国政治仍旧腐化，贪污徇私，比比皆是。他所供职的湖北省民政长公署里，也是一团漆黑。警政科长张仁静勾结民政科科员王亨泽，私领人力车票壹百张，五十张高价出售肥私，另外五十张自购人力车出租，从中牟利。何羽道对此事坚决反对，进行检举揭发。但却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响，使他大失所望，便愤然辞去职务。再次东渡日本，继续求学。一九一三年，何羽道的朋友宋教仁被袁世凯谋杀，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反对封建军阀的信念。在此期间，他通过早有来往的潘怡如结识了到日本大学不久的董用威(必武)。
　　一九一七年，何羽道回到了祖国，他从上海到汉口，再沿汉江坐船到汉川县的马口镇上岸。他在家乡盘桓了十多天，后又到省立高等商业学校(后称“商大”)和私立中华大学任教。在教学中，他按照在日本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编写出了经济学教材，受到了师生的欢迎。他还把课堂变成揭露军阀专横和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讲台。为了把学生培养成救国的实干家，他教育学生：“吉人辞寡，其心愉下。躁人辞多，其心若何。辞多者受谴呵。谴呵若斯，尔何不知?知而不改，尔其后悔。”自己则身体力行，多次返回乡里，以叶集大安寺作联络点，筹建南河区学会，旨在进行改革政治的宣传。由于经费没有着落，南河区学会没有办成，但这一活动在当地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何羽道在商大任教期问，由于校长屈佩兰兼任省议会议长，他利用职权，假公肥私，学校经费从不公开，教员的薪水经常积欠数月不发，被屈用来放高利贷或作其他私人活动费用。很多人家里揭不开锅，因慑于届的地位，敢怒不敢言。但何羽道仗义直言，在校务委员会上，当众向屈质问原因，请求按对发给教职员工薪水。屈佩兰无言解答，尴尬之下，被迫答应尽早发下薪水。但何羽道却从此失掉了商大的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