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运领袖董毓华

颜宏启

　　“青年运动杰出领袖，抗日战争民族英雄。”这是1988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姚依林为董毓华烈士的亲笔题词，是对董毓华的历史功绩给予的高度评价。
　　1907年11月18日，董毓华出生于湖北蕲春狮子口董家冲一个教师之家。1925年，他由董必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北平、平津、华北与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主席和平津、华北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党团书记，冀东抗日联军政委、司令员和华北抗日联军司令员，中共冀热察区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军委联络局成员，中共北方局特派员等职。
　　少年立志投身革命
　　1918年，蕲春中部一带颇负盛名的塾师、秀才张彤贤，听闻董毓华聪敏好学，十分喜爱，遂将他收为门生，悉心教授。张彤贤为人正直，对当地豪绅的欺诈行为屡有指责，少年毓华深受影响，立志要铲除天下的恶人。他深信：“中国的天下，未必永远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
　　1924年8月，17岁的董毓华负笈离乡，考入武昌启黄中学。他十分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学校革命活动。五卅惨案发生后，董毓华立即和同学一起，发起组织了武昌沪案后援会，一边带头捐款，募集宣传经费，一边组织和发动省一师、武汉中学、崇实中学等校学生，举行为“沪案”请愿的游行示威。6月3日，各路游行队伍从武昌各大街小巷云集大长街督军署前，反动军警鸣枪示警，企图驱散游行队伍。董毓华指挥同学们手挽手、肩并肩地向前挺进。沿途群众纷纷加入，阵容极为壮观。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董毓华根据党的指示回家乡蕲春，以教书作掩护，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1月1日，北伐军唐生智部进抵蕲春。董毓华抓住时机，利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在家乡狮子街的七户祠堂，组织成立了中国国民党蕲春县狮子口区党部，自任负责人。之后，他又发起成立了本区的农会、妇女协会、学生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广泛开展革命宣传，把打土豪、分田地、反封建、男女平等等内容的革命标语，一直贴到了最偏僻的山乡独户人家门口。他还创办农民夜校，把从省城带回的以宣传革命为宗旨的300多册《农民千字课本》，分送到200多个学员手中，亲自教读和讲解，把夜校办成了训练当地农民运动骨干的小小“讲习所”。
　　1928年春，已转入地下的蕲春县党组织，决定让董毓华转赴外地。董毓华再度赴汉，考入湖北省立师范学校，在求学深造的同时积极开展青年学生工作。一次，同乡陈博同学去汉阳执行任务，不幸被捕。董毓华立即设法营救。当四个特务押着陈博走到一家酒馆门前时，陈博声称肚子饿了，要进去吃点东西，并请特务们同去作陪。进入酒馆，一个眉清目秀的“堂倌”笑脸迎了出来，抹桌子，摆凳子，又泡茶，又递烟，接着拿出菜单，用堂倌的惯用腔调，一顺溜地报了各样拿手名菜和佳酿，“请先生们点菜!”不一会儿，酒菜便送上来了。特务们嘴馋手快，立即狼吞虎咽起来。正当特务们酒兴方浓之时，“堂倌”用身子挡住他们的视线，向陈博眨了一眼。陈博从侧门闪出，快步逃离了。这位“堂倌”正是董毓华。
　　积极参与领导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1933年秋，董毓华考入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其时，东北沦陷，北平的党组织亦遭破坏。1935年春，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受党组织指派，他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工作。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值此国家危亡之秋，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政治主张。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及时调整工作重心，立即把中国大学的救灾宣传转为对抗日救亡的宣传，建立了该校第一个中共支部。董毓华被推举为校学生联合会第一任主席、中共支部第一任书记。
　　11月18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市大、中学校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在燕京大学宣告成立。董毓华积极参加了筹建工作，并以早期学联主席的身份，领导了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华北局势日趋严重，国民党政府为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指派宋哲元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决定迅速组织全市各大、中学校学生，举行反对筹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请愿斗争。
　　12月8日，北平10多所学校学生代表，齐集燕京大学举行秘密会议，研究、部署第二天请愿游行事宜，成立总指挥部。董毓华被推选为西城各校的行动指挥。他抓紧时间对西城各校的行动路线、汇集地点、宣传内容、组织联络，以及如何突破国民党军警封锁等，一一作出周密审慎的安排，同时还组织成立了纠察队、交通队、救护队和宣传队。
　　12月9日凌晨，在中国大学学生宿舍里，董毓华及时召开了中共党员与积极分子会议。他激愤地动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这国难当头之际，凡不愿做亡国奴的热血青年，
　　理当挺身而出！同学们，我们以身报国，唤醒我沉睡中的同胞们时候到了！”同学们听后，不顾凛冽的寒风，立即集合，参加人数大大超过了预计人数。董毓华高举“中国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大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爱国学生不断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特殊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冀察防共自治政府的成立！”游行队伍来到西单牌楼时，遇到值勤警察阻挠，董毓华指着校旗对警察说：“我们是中国大学的学生，不愿当亡国奴，要到新华门去请愿——要求政府枪口对外，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他一面理直气壮地与警察交涉，一面指挥大队绕过岗哨，往西长安街进发。西城各校游行队伍相继在西长安街汇集。但是，由于当局关闭城门，清华、燕京等城外学校的请愿队伍，以及原议定担任总指挥的同学和准备好的请愿书等，均被阻于西直门外。
　　董毓华毅然承担起总指挥的职责，立即召集宋黎、于刚等商议，根据8日学联会议精神，很快草成了《北平大、中学生致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何应钦委员长请愿书》。何应钦避而不见。董毓华等当即决定改请愿为游行示威。学生们自新华门出发，沿西长安街，经西单、西四牌楼，绕道沙滩，到天安门集合。
　　沿途，他们赤手空拳地与反动军警展开激烈搏斗。为揭露反动军警的暴行，总结教训，讨论下步斗争方略，当天晚上，董毓华在北大三院召集学联代表，召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了学联主席团的三项决议：（一）以北平学联的名义通电全国，呼吁全国各地声援响应一二·九北平学生爱国运动；（二）抗议国民党当局之暴行，要求抗日救亡之集会、结社自由；（三）宣布北平各大中学校自翌日起，实行全体罢课。 　　为赶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前组织更大规模的全市性游行示威，12月15日晚，董毓华、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在长安饭店秘密集会，深入研究部署了翌日斗争行动的有关事宜。一二·一六游行示威共3万余学生及市民参加。
　　从一二·九到一二·一六，短短一周时间里，董毓华除筹划、领导游行示威外，还只身去天津，发动大、中学生于12月18日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与游行示威，并帮助天津建立了大、中学生联合会，打响了一二·九运动向全国拓展的第一炮。
　　为筹建全国学联和抗日统战工作奔波
　　因为一二·九运动中的突出表现，董毓华遭到了国民党北平当局的悬赏通缉。1936年2月21日，他被迫由北平转到天津，以北洋工学院学生的公开身份，活动于天津各大、中学校师生之间，同时作各界、各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3月中旬，董毓华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委派，同北大学生代表刘江陵一起前往上海，负责筹建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负责酝酿和推荐出席国际学联和国际和平代表会成员的名单。
　　抵沪后，他们与中共江苏省临时工委的胡乔木等接上关系，共同研究解决了全国学联和“全救”部分代表人选的党组织关系和入党问题，接着便紧张地投入全国学联和“全救”的筹建工作。
　　4月，董毓华和刘江陵组织平、津、沪、杭四个地区的学联代表，以春游太湖之名，在无锡风景区鼋头渚的一块草坪上，秘密举行了全国学联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目前形势和任务，通过了筹备会成立宣言，议定了全国学联成立日期、组织机构、工作纲领以及创办机关刊物《学生呼声》等事项，推举董毓华起草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宣言”。
　　根据筹备会的提议，董毓华很快写成了《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宣言》。宣言号召：
　　一切爱国的青年，全国各地的学生，在民族解放的大旗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
　　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组织起来！
　　我们要不分地位，不分党派，不分性别地在抗日救国的目标下紧紧的（地）团结!组成巩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
　　......
　　5月29日，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园明路中华基督教教堂举行成立大会。与会者有广州、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济南、青岛、武汉、杭州、厦门、香港等地的学联代表，共28人，大会由董毓华和刘江陵轮流主持，通过了学联“纲领”和“宣言”，选出了11个地区的代表为执行委员，董毓华为执行主席。大会还通过了“派员赴未成立学联的地方帮助建立组织”及“加入世界学联”等项决议案。
　　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与会代表70余人，代表华北、华南、华中及长江流域20多个省市的60多个救亡团体。董毓华以全国学联等组织的代表身份，参加大会，并作重要讲话。大会通过了“成立宣言”，明确指出救国会“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为宗旨。”大会选举以宋庆龄为首的执行委员会，董毓华任党团书记，并负责组织联络工作。
　　1936年6月，中共北方党组织调董毓华回天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不久又兼中央军委华北五省联络局成员。为适应秘密工作需要，他以王春裕为化名，投入到华北地区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为了争取舆论界支持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董毓华首先做天津《益世报》主编、北京《晨报》社社长罗隆基和《大公报》社社长张季鸾等知名人士的统战工作，在宣传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为了统一对救亡运动的领导，董毓华按照组织的指示，把平津各界救国会扩大成为7省2市的华北各界救国会，由他担任党团书记兼华北“青救”的负责人。华北地区的工、农、商、学和知识界、职业界、青年服务人员等，都逐步组成了各自的救亡团体，使华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更广泛地开展起来。
　　冀东暴动的重要组织者
　　“七﹒七”事变后，董毓华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和中央军委华北联络局成员的身份，赴津南、冀中、冀东、冀南等地，了解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抗日武装力量，为共同抗日作准备。
　　冀东滦县有个高志远，掌握着一支很有实力的民团武装，仅护家家丁就有60余人枪，曾于1935年8月击毙了驻滦县的日伪保安第三总队总队长、汉奸刘佐周。董毓华曾多次秘密会晤高志远，对其进行争取、教育。他还积极动员冀东籍爱国人士、天津工学院教授杨十三和冯玉祥旧部洪麟阁回冀东参加游击战争，恢复沦陷区的中共组织，动员集结冀东抗日武装力量。
　　根据已有基础，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发动冀东抗日大暴动。1938年初，董毓华等在天津召开华北武卫会会议，冀东武卫分会负责人李运昌、高志远、杨十三、洪麟阁等参加，重点讨论安排了发动冀东抗日大起义的有关问题。会后，董毓华奔赴冀东，深入北宁路南人数最多的高志远民团，加强其思想政治和组织领导工作。至此，高志远部由起初的6个总队扩编到17个总队，由1万余人逐步发展到近4万人，有战马5000余匹，成为接受中共领导的一支重要抗日武装。
　　6月下旬，董毓华与李运昌、高志远等，在丰润县田家湾子村举行军事会议，决定于7月16日，在冀东13县以及开滦矿的广大地域，同时举行抗日大暴动。会上正式组成了冀东抗日联军，高志远为总司令，董毓华为政治委员。7月7日，李运昌和胡锡奎领导的抗联二路军率先起义；11日，董毓华与高志远直接领导的抗联一路军主力，在滦县的大李庄和马城一带起义。紧接着，洪麟阁领导的抗联三路军以及其他各路抗联队伍在冀东所辖各县先后起义。
　　此次冀东抗日大暴动，是根据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在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下，经过董毓华等将近一年的酝酿准备发动起来的。暴动历时近两个月，参加人数共20余万，除工农基本群众和知识分子外，还有反日的地主、商人、资本家、民团头目、乡保长、国民党军政人员和社会名流等，真正形成了工、农、商、学、兵各界联合的全民性抗日斗争。在八路军宋时轮、邓华纵队的支持配合下，暴动队伍所向披靡，连克昌黎、滦县、乐亭、宝坻、蓟县等县城及周围绝大部分集镇，使冀东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冀东抗日联军也发展到39个县总队，10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华北及全国各个抗日战场，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刘少奇曾高度评价冀东暴动，说“这是一次很值得研究的人民抗日大起义”“这是真正地发动了几十万群众来进行反对日寇汉奸的武装斗争”。
　　由于长期超负荷地履险奔波和浴血奋战，董毓华的身体每况愈下。1939年6月，正在前线抱病指挥作战的董毓华，被病魔击倒，献出了年仅32岁的宝贵生命。
　　为纪念董毓华，如今烈士家乡蕲春县狮子镇中学，被命名为毓华中学。学校东侧建有董毓华革命事迹陈列馆，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来源：《党史天地（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