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理想信念——矢志不渝 百折不挠

　　伴随着历史车轮在20世纪上半叶的艰难行程，世界的东方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这是战胜强敌顽寇，空前惨烈悲壮的28年！这是征服千难万险，空前辉煌灿烂的28年！
　　“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走向胜利呢？”邓小平同志说：“就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北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正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湖北人民革命斗争的崭新篇章。
　　一、历史的选择
　　公元1840年，英国殖民者用重炮轰开了清王朝紧闭的国门。中华民族从此陷人深重的灾难和屈辱，东方睡狮在苦难的深渊呻吟，曾经创造荆楚辉煌的湖北，也日渐沉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哪里有压迫和侵略，哪里就有反抗和斗争。从外国列强入侵荆楚大地的第一天起，湖北人民就开始了反帝反封、救国救民的英勇斗争。1840年，崇阳钟人杰、陈宝铭起义，拉开了湖北近代史上农民起义的序幕。此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沉重地打击和动摇了清王朝在湖北的统治。然而，这些起义都因封建统治者的残酷镇压而以失败告终。进入20世纪，湖北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又积极组织革命团体，开展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活动。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党人发动武昌首义，迅速占领武汉三镇，成立湖北军政府。革命受到全国热烈响应，短短两个月时间，13个省先后宣布独立，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土崩瓦解。然而，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封建帝制，却换来一个黑暗的军阀统治。湖北人民依然蒙受深重灾难，湖北社会继续向黑暗的深渊沉沦。
　　鸦片战争以后，湖北人民为救国救民而进行的这些英勇斗争，虽然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但最终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实践证明，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封建王朝改朝换代不能救中国，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那么，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呢？湖北的一批先进分子开始了痛楚的反省、苦苦的思索和积极的探寻。就在这时，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经过反复的比较、慎重的权衡，他们终于殊途同归，齐集于马克思主义大旗之下，作出了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也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历史性抉择。
　　这批先进分子，按他们出身经历的不同和抉择过程的差异，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原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他们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成功经验和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教训中，逐步认识到中国革命要走俄国革命的道路，从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董必武、肖楚女是这一类先进分子的代表。
　　董必武是黄安县（今红安县）的一名秀才。他从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转而信仰孙中山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希望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武昌首义爆发后的第三天，他就毅然剪去辫子，日夜兼程从黄州赶到武昌，参加推翻清王朝、保卫临时军政府的激烈战斗。辛亥革命失败后，他东渡扶桑，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回国后，他又冒着坐牢和杀头的危险，积极投身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和护法斗争。然而，这些斗争一次次的失败，使他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他在思索：十余年来，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和日本寻找的救国救民的道路，在中国却行不通。他开始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方案产生动摇。然而，中国的出路在哪里，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救民的真理是什么呢？董必武没有丧失信心，没有退缩和彷徨，他在不停地思考，不停地探索。
　　1919年2月，董必武带着沉重的思考，前往上海。在上海，董必武经武昌首义时的战友詹大悲介绍，认识了一位刚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归来的湖北潜江人，他就是后来被董必武称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的李汉俊。李汉俊与董必武谈苏俄、谈列宁、谈马克思主义，并借给董必武大量进步刊物。董必武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通过研究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和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教训，并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他领悟了革命的真谛，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决心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回武汉后，他便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办武汉中学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共产主义活动。并于1920年秋在武汉与陈潭秋等人创建中共湖北早起组织。1921年7月，他与陈潭秋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党的“一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肖楚女是汉阳人，原名肖秋，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前夕投奔新军。在保卫阳夏的战斗中，他英勇善战，一马当前。然而，爱国志士用生命和热血换来的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失败后，肖秋离开了新军。在苦闷彷徨中，他反复吟诵楚国爱国诗人屈原的《离骚》，从“忽反顾以浪涕兮，哀高丘之无女”两句诗中得到启示，用屈原诗中喻爱国志士的“女”作为自己的名字，表示他要作“楚女”的高远之志。从此，他改名肖楚女。1920年，肖楚女参加了恽代英组织的利群书社，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其他革命书刊。从此，开始放弃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后成为我党早期著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
　　第二类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激流中，湖北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积极探求改造中国的新道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陈潭秋、恽代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陈潭秋是黄冈人，1916年秋考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英语部。作为莘莘学子，他满怀爱国赤诚。当他看到武汉租界林立，帝国主义列强的军舰在扬子江上横冲直闯，广大民众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时候，他感到了自己身上肩负的重担。他一直思考着怎样才能促进中国社会的改革。他经常邀约同窗好友到图书馆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登临蛇山，指点江山、畅谈理想、讨论时事。十月革命使陈潭秋耳目一新，他广泛阅读、介绍俄国革命的书刊，并结合中国的现实加以研究。他认识到，只有走俄国式的道路，才能改造中国。此后，他便怀着炽热的爱国之心，积极投身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成为五四时期武汉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1920年春，他与董必武等人创办私立武汉中学，开设社会主义等课程。他对学生讲：“如果我们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得十月革命，就等于聋子瞎子，找不到路。”由于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卓有成效的工作，武汉中学成为武汉乃至湖北地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之一。陈潭秋成为湖北早期党组织的重要成员，并与董必武一道出席党的一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恽代英祖籍江苏武进，生于湖北武昌，1913年考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后任该校附中部教务主任。他憎恨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对国破家亡的惨景，悲愤激昂的他以一颗赤子之心，不倦地探索着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新文化运动中，他挥动如椽大笔，宣传新思潮，成为冲锋陷阵的猛士。他曾信仰无政府主义，思想上深受西方进化论、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他憧憬社会共同新生活，积极鼓吹新村主义，创办了利群书社。然而，反动势力的打击，使他致力的理想事业连连受挫。恽代英满腔激愤，仰天长啸：“我知道我应该努力，但我应该有更合宜的努力地方。长铗归来乎？何处是我的家乡？”他终于认识到不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剥削阶级，实现社会共同的新生活只是幻想，从而抛弃了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念。1921年7月，他与林育南等人组织具有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革命团体——共存社，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1922年，恽代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三类是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19世纪60年代汉口开埠以后，诞生了最早的湖北无产阶级，随着外资企业和官僚买办资本企业的激增，产业工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一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包括手工业工人、城市搬运工人、下层店员在内的无产阶级队伍。到1920年，湖北产业工人接近30万人，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他们遭受沉重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具有坚定彻底的革命性。在反帝反封的斗争中，他们逐步提高了政治觉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日益结合，一批工人阶级先进分子走到共产主义旗帜下，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成员。郑凯卿、张浩是这批先进分子的代表。
　　郑凯卿是武昌青山人，家境贫寒，早年在武汉工厂做工，后在武昌文华大学当校工。因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渴望翻身解放。1920年2月，陈独秀来汉讲学，住在文华大学。郑凯卿与陈独秀结识，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成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第—名工人成员，也是全国第一个工人党员。
　　张浩原名林育英，岀生于黄冈县一个手工染织工人家庭。他曾想靠发展手工纺织业，靠自己的劳动“成家立业”。然而，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使他的梦想成了泡影。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张浩在林育南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下接受了“劳工神圣”的观点，认识到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革社会。1920年，他到上海进日本资本家开办的隆华纺织厂做工，受尽了外国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剥削。张浩进一步认识到，在劳动人民无权的条件下，单靠做工是闯不出一条路来的，于是更加坚定了他继续探索改造社会新道路的决心。1921年，他加入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团体——共存社，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逐步从一名普通的染织工人成长为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1922年2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湖北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从此，他改名林仲丹，表示丹心永向共产党，革命到底志不移。
　　在1920年8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时候，小组成员中既有董必武那样参加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同盟会员，也有陈潭秋那样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并经过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斗争洗礼的先进知识分子，还有郑凯卿那样的工人阶级代表。不同出身和经历的革命者殊途同归，共同集结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中国人民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抗争，终于找到了一条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湖北的共产党人带领群众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地进行顽强斗争，在腥风血雨中执着奋斗28年，最终迎来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