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注重学习——刻苦学习　自我完善

　　50年代中叶，毛泽东同志曾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过这样一段话：“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
　　毛泽东同志讲这段话的时候，全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的情况”，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开列的这个“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的良方--“学习”，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3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的情况”，这就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历史、研究现状，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胜利地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学习，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优良传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组成部分，湖北的共产党人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而且表现出自己鲜明的特色。
　　一、领导人身体力行
　　这里所谓“身体力行”，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亲身认认真真地做，二是亲手扎扎实实地抓。这是与一般的“重视”不可同日而语的。下面只说两位领导人。
　　第一位领导人：董必武。
　　董必武被誉为湖北共产党人的“老祖宗”，人们都尊称他“董老”。这位党的创始人曾中晚清秀才，堪称饱学之士。他博览群书，学富五车，在政治、法学、历史、诗文、书法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可他从不满足，总认为自己“纷纭万有识之微”，一刻也不放松读书学习，直到八九十高龄，仍然“此身不惯闲无着”，“老去愈知学不足”。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董老历尽艰险到了苏联，先后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列宁学院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先两年到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伍修权后来回忆：“当时他已过不惑之年，却以比我们年轻人更顽强的意志和坚韧的精神，刻苦学习，连我这个他的晚辈和学生去看他时，他也不耻下问，那股虚怀若谷的好学精神，使我们也自愧不如。”他说：“所有接触过董老的人，都对他的博学和好学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从党政大事到科学文化，不仅有广博的知识，还具有很高深的学问见解；不仅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十分精通，连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具体问题，他也十分懂行。”
　　在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董老也没有中断学习。他从江西出发时，只带了一些必不可少的衣物，却带了不少书。过雪山草地，必须轻装，他宁肯丢掉衣物，也舍不得丢书。最后，身边的战士每人帮他带上一本书，他的衣物才没丢掉。
　　到晚年，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董老用了很大的精力继续学习外语。他拜身边懂俄文的秘书牛立志为师，请她在一本俄文书上标出重音，自己再在另一本同样的书上逐字标出，一丝不苟。由于年岁太大，记忆力减退，他又自己动手制作单词卡片。不论在家或外出，在火车上、飞机上、轮船上，他一有空就翻卡片、记单词。他辞世后，秘书清理遗物，发现他亲手书写的俄语、英语卡片有900多张，抄录生词10500个。就这样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他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了英、日、俄三种文字。
　　1960年，董老曾写了这样一首诗：“极深研几，学以致用，力争上游，手与脑共，攻破尖端，科学是重。”这实际上是他一生在学习上的小结。
　　董老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不仅十分注重自身的学习，而且十分注重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学习，使他们得到培养和提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董老直接领导湖北革命斗争有三段，这三段都与学习紧密联系在一起。
　　第一段是党的创立时期。可以说，湖北地区党组织的创立就是从学习开始的。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董老和陈潭秋在上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准备回武汉从办报纸和办学校入手，唤起民众，开展革命。结果，报纸没办成，他们就办起了一所私立武汉中学。这所学校男女兼收，提倡白话文，灌输新思想，成为武汉地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之一。何长工后来在回忆董老的时候曾说：“一九二〇年，董老就节衣缩食，四处奔走，发起创办了武汉中学。……湖北为什么出了那么多的干部呢？就是有董老创办的武汉中学，和他任教的其他几所学校，以及大革命时期毛主席主办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从广州搬到武汉的）。”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董老和他的战友们又是首先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列为小组的第一要务。接着，又从办工人夜校、平民学校，组织工人学习文化、学习革命理论入手，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第二段是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董老是湖北人民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湖北地方组织内，在国民党中央、武汉国民政府和湖北省政府内，都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和斗争，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参加湖北教育讨论会，谋划改组武汉各官立和公立中等以上学校。（二）参与筹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并应聘为特别讲演人，为学员授课。（三）支持毛泽东在武昌筹建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在汉口工人运动讲习所任教，讲授《国民党农工政策》。（四）领导开办湖北党务干部学校、武昌市宣传所、农民自卫军干部养成所和农民武装干部训练班，并任教授。（五）主持湖北中小学教师党义研究所。这些短期干部训练班，对党员一律施以政治、军事训练。如党义研究所的政治课，既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纲领政策，又讲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共产党的纲领政策；军事课主要进行基础科目训练，并组织学员参加实际斗争。从1926年底到1927年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前夕的半年多时间内，董老直接领导或亲自主持的干部训练班共培训了各方面所需要的干部1000余人。这对当时和后来的革命斗争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第三段是抗日战争初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董老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从延安来到武汉，着手全面恢复与重建鄂豫皖湘赣地区的共产党组织，筹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董老在主持重建中共湖北省工委以后，就派方毅代表省工委在黄安（今红安）七里坪主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主要训练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青年学生。不久，他又通过统战关系在应城汤池主办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派省工委委员陶铸前往主持培训进步青年知识分子。除此之外，中共湖北地方组织还根据董老的指示，先后在武汉、鄂豫边界鸡公山、随县、谷城等地开办了各种类型的训练班。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这些训练班共培训党组织和群众团体的各类干部2000多人，成为发展江北新四军部队和创建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干部来源。从某种意义上说，湖北地区的抗日斗争也是从学习开始的。
　　第二位领导人：陈少敏。
　　陈少敏是山东人，湖北可以说是她的第二故乡。抗日战争时期，她在鄂豫边根据地组织抗日游击战争，领导人民群众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团结各阶层代表人物，建设民主政权，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教育大批进步知识分子，传播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理想，开拓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阵地，发动、组织、领导妇女运动，领导支援抗战的农村生产运动，可说是事事有成效，处处留业绩。湖北的干部提起陈大姐，无不肃然起敬。因为她没有裹脚，湖北的老百姓都亲切地称她“陈大脚”。在人民的心目中，“陈大脚”几乎成了传奇式巾帼英雄的代名词。
　　作为鄂豫边区的党委书记，陈少敏十分重视学习。
　　1941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陈少敏接到中央文件以后，立即组织党委成员学习，迅速向全区党员、干部传达，接着以这两个文件为主要内容，组织党员、干部开展整风学习。为了推动整风学习运动的开展，边区党委先后举办在职高级干部学习理论研究班和高级学习组，陈少敏亲任班主任和组长。之后，又将高级干部研究班扩大为县级以上干部研究班，陈少敏仍然亲自抓。
　　在整风学习进行一段时间以后，陈少敏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发现还存在不少问题。五师部队将近2000名干部中，只有182人读过一些书，其中只有一个人写了读书笔记。有些军事指挥员说：“不学习，我也打了很多胜仗；那些学习的人，未见得有我们这些功劳。”陈少敏对干部们说：“不错，我们并不否认，我们的部队打了很多胜仗，我们的部队是在突飞猛进的前进着，但是，干部同志们要了解，你们所以能带部队打胜仗，是你们有点本钱--过去学习了一套。如果认为自己的知识已经是一肚子两肋巴都装不了，自己的本事多的没地方存了，那就会糟糕了。你这套本钱用完后，不仅无法教育人家，而且自己的'老资格'也就卖不成了。这对部队中的干部是要十二万分警惕。”她还用毛泽东同志长征时生病坐在担架上还读书、现在日理万机还担任全党高级学习组组长的事例教育大家。她说：“论毛泽东同志的本事，比我们高明得多，但他并不自满，也不卖'老资格'，他仍嫌自己不够，很虚心地学习”，可我们“这么多干部，只有182个人读了一些书，想起来，真惭愧！真是惭愧的脸上发烧！”
　　为了更好地推动干部学习革命理论，陈少敏指示党委宣传部门把党中央指定学习的183种材料和有关书籍编印成册，发给各级干部。同时，她还根据边区的困难环境和斗争任务，结合干部中存在的和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了切合实际的计划与要求。通过这些措施，边区的整风学习掀起高潮，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陈少敏不但严格要求各级干部认真学习，而且自己以身作则，成为广大干部学习的表率。虽然战斗频繁，工作紧张，她却从不放松读书。她有一个木制的文件箱，里面总是放满了文件和书籍。她的行李包里也捆着书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一些经典著作，她总是随身带，随时读。有的同志看到她这么喜欢读书，理论水平和领导艺术又那么高，根本不相信她是纺织工人出身，还以为她原来就是一个大知识分子！
　　董必武和陈少敏只是湖北早期党的领导干部中的代表。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只有重视自身学习同时又重视组织党员和干部学习的人，才能当好党的领导干部。
　　二、把学习马克思主义放在首位
　　1921年秋，刚刚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董必武和陈潭秋从上海回到武汉，即组建了党的湖北地方组织--中共武汉地委。不久，陈潭秋来到湖北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女师是湖北开女子教育之先河的一所学校，但它的办学目的不是提倡男女平等，造就妇女人才，而是按照封建道德观念，把学生培养成安分守己的小学教师、“贤妻良母”型的淑女。陈潭秋每天上完课后，都要到学生中去和学生谈心，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不久，他便把十几名思想活跃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妇女读书会。一天，陈潭秋给读书会的同学讲妇女解放的问题，说争取妇女解放，实现男女平等，首先要妇女同胞自己起来抗争。讲到这里，有同学说：“我们就是想起来抗争，但又不知道如何去抗争。”接下来，陈潭秋针对“如何抗争”的问题讲了这样一段话：“首先妇女要树立自信心，争取人格的独立，拿出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不比男人们差；同时，必须用先进的思想武装自己，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就是当代最先进的思想。应该记住：不学习马克思主义，就等于是瞎子、聋子！大家想想，一个耳聋、眼瞎的人，势必看不到前进的方向，不了解周围的新鲜事物。这样的人，还怎么谈得上抗争呢？”以后，陈潭秋从利群书社借来了《共产主义ＡＢＣ》《共产党》《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指导读书会的同学阅读，还请李汉俊等人来到读书会作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报告。这些同学如饥似渴地学习，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不久就有好几个人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她们又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掀起一次震动武汉三镇乃至湖北全省的女师学潮，坚持斗争8个月，取得了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它宣告成立的时候，就把马克思主义写上了自己的旗帜。是不是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首要任务，实际上是一个能否坚持党的指导思想的问题，是一个能否保证党永不变质的问题。湖北的共产党人深谙这一道理，所以从党组织创建的那一刻起，就自觉地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为了保证这一首要任务落到实处，各级党组织始终抓住了以下环节。
　　第一个环节：开辟学习阵地，认真读书。
　　1920年，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不久，就先后在武昌和汉口建立了以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公开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都是这个研究会的成员，其他成员都是思想进步的青年。就是通过在这个研究会里的学习研究，原来对马克思主义知之不多的成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得到迅速提高，一批先进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跨进了党员队伍的行列。
　　进入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这时湖北的党组织对党员和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主要是利用以统一战线形式举办的各种讲习所、训练班、研究所进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除继续采用训练班等形式对干部进行短期培训外，开始办起党校等正规学校对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教育。仅以湘鄂西根据地为例，1931年湘鄂西中央分局和湘鄂西省委成立以后，就开始创办党校培训干部。分局和省委的高级党校，训练政治水平较高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使其能担负县以上的指导工作，学习时间一至三个月。县委的普通党校，其任务是培养区委和支部负责人及工农党员，学习时间一般不超过一个月。1931年8月，为了培养党、团、工会、苏维埃政府等方面的干部，湘鄂西省委又创办了列宁大学。1932年3月，为了扩大襄北苏区，培养高级政治干部，湘鄂西中央分局又创办了湘鄂西列宁学校。这些学校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主要课程。比如湘鄂西省列宁学校开设的13门课程中，就有《法国大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第二第三国际，列宁主义》《俄国革命史》、《帝国主义与战争》等7门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
　　第二个环节：理论联系实际，重在应用。
　　毛泽东同志说过：“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他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生动地比作箭和靶的关系。他说：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联系中国革命实际，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
　　湖北的共产党人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始终牢记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把应用作为学习的目的，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获得了显著的效益。抗日战争时期鄂豫边区的整风学习便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事例。
　　理论联系实际叫“有的放矢”，要放“矢”，首先要找准“的”。鄂豫边区整风学习在以学习文件、学习理论为主的阶段基本结束而转入整风的时候，有的同志就找不到这个“的”。他们说：整风不是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吗？我不是领导者，我没有主观主义；我是新干部，我没有宗派主义；我不会写文章，我没有党八股。意思很明显：无风可整。针对这种情况，边区党委发动广大党员对边区党内存在的歪风进行深入检査，摆岀了党性薄弱的15种表现。这就是：思想意识落后、不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地位观念、自满主义、官僚主义、独裁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独立主义、两面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没有批评精神。在这个基础上，边区党委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总结归纳，指出这15种表现虽然叫法不同，但多数可以纳入要反对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和自由主义的范畴。如主观主义就有“不了解具体情况，不研究客观事实，一切根据自己的主观想象胡作非为”，“不作埋头苦干的实际工作，学习上教条的搬弄”，“卖老资格，不求进步，不学习，认为自己一切都好了”等等；宗派主义就有“在干部问题上，不根据党的干部政策升降提拔”，“自成作风，自成系统，强调自己特殊化”，“部队的单独活动，地方党的各据一方，不去执行统一原则，破坏党的统一”，“不尊重组织，破坏党的团结”，“随便给人扣大帽子，处罚人不发扬民主精神，压制下级发展”，“批评别人时，超过组织原则”等等；党八股有“不深入实际，要面子，摆空架子，只讲漂亮话“”等等；自由主义就有“”不服从组织，不服从纪律，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以致形成无组织、无纪律“”，“”阳奉阴违“”，“”个人利益超过党的利益，一切以个人为出发点“”，在政治上“不执行上级指示，自己要怎样做就怎样做”，“对党的决议不执行“”等等。通过这一分析归纳，大家再不认为“无风可整”了。“的”找准了，放“矢”就有目标了。据后来的一份总结材料描述，自此以后，广大党员和干部用学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分析这些问题的危害，挖掘这些问题的根源，“均较正确的认识了自己”，“认识到自己有着严重的歪风，认识到自己离党的要求还太远”，许多同志向党坦白反省，把长久藏在心里所不敢说的严重错误和政治问题都揭发出来，从而推动了边区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
　　三、从战争学习战争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1927年秋，当湖北共产党人从血泊中奋起，或举旗于绿林，或起势于江湖，写下武装斗争第一页的时候，起义军的绝大多数是刚刚放下锄头镰刀的农民。他们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学会射击打枪，就被推到斗争的最前沿。从战争学习战争，就成为他们主要的学习方法。
　　有一个故事是湖北共产党人从战争学习战争的生动写照。1934年1月，窑工岀身的徐海东巧摆战场，仅以1个多小时的战斗，就全歼敌五十四师2个主力团，活捉敌代理师长刘树春。刘树春是国民党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已经当过13年团长和4年旅长。战斗前，这位自恃既有军事理论基础，又不乏实际指挥经验的正牌军官，根本不把红军指挥员放在眼里。当了俘虏后方知徐海东的厉害，遂认定徐海东不是毕业于黄埔军校，就是来自保定军校。他在见到徐海东时怯生生地问：“您是黄埔几期的？”见徐海东摇头，又问：“那您一定是保定的了？”徐海东见这个家伙满脑袋的黄埔、保定，十分恼火，难道不是黄埔的就不能带兵，不是保定的就不会打仗？徐海东用手指着门外的远山近岭告诉他：“我既没有听过保定的课，也没有入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的毕业生！”
　　“青山大学”，这是一所神奇的大学，青山是院墙，森林是校舍，战场是课堂。湖北的“青山大学”为中国革命造就了一大批无产阶级将领。1989年中央军委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确定的33位人民解放军军事家中，就有26位曾经在湖北学习、战斗过。我省红安县是全国闻名的将军县，有“二百个将军同一故乡”之说。建国后正式授衔的人民解放军将帅中，有湖北籍元帅1人，大将2人，上将15人，中将32人，少将187人。论最初学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出自“青山大学”；入“学”时，不少人是斗大的字不识一筐的文盲。也许有人会问：他们是怎样在这所神奇的“大学”里学习的呢？
　　1、克服一切困难，提高学习能力。
　　对于不识字的人来说，学习自然是很困难的事。很多将军由于家里贫穷，从小没有上过学，他们的学习是从识字开始的。当时，红军连队里都设有政治课，政治机关将革命口号编成识字课本，让战士一边学文化一边学理论。很多不识字的人就看图学识字。如挂革命导师的肖像画，大家就记住“大胡子叫马克思，光头叫列宁”。部队常常行军打仗，要坐下来学文化是很困难的，于是有的连队就想出一些妙法子。在行军途中，每个人在背上背着一块小木板或贴一张纸，在上面写上几个字。这样，走在后面的人就可以望见前面人背上的字边走边学，待停下休息时，就折树枝代笔，在地上练习写字。陈锡联将军小时候家里很苦。三岁就失去了父亲，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姐姐、一个弟弟艰难地生活。他十二三岁起就给地主放牛，从小没有进过一天校门。他自己曾回忆说：“我是参军后用木棍在沙土上练习写字，从500字起家的。”也许是不停地用木棍在沙土上练习写字使然，陈将军有随时作笔记的习惯。早在1939年，就有一位记者这样报道他：“帮助他学习的是一个精巧的怀中记词册，他的质朴的文字，记载下自己所亲历的每个战斗的年月、时间、地点，及其粗糙的轮廓。也从日报上，摘录国内外重要新闻，作类似‘大事记’的东西。”不停地练，不断地记，他所学的东西也像滚雪球一样，日积月累，越滚越大。
　　对于没有上学的人来说，能有机会上学不知有多高兴。很多将军当年都有一个心愿：“我要上学。”王宏坤将军小时候家里穷，没有钱上学念书，家就住在学校旁边，每天看见有钱人家子弟上学念书，心里羡慕极了。参加革命当红军后，征战连年，上学机会也不多。一次，在长征路上，朱总司令找他谈话，要他重回红四军当军长，他当即向总司令提要求，请求把部队带岀草地后能让他到红军大学去学习。后来，部队到了延安，他见到了毛主席，就请求毛主席为他批条子，介绍他上抗日军政大学。当毛主席批准他上学时，他不知有多高兴。几十年后，他在回忆录里情不自禁地写道：“毛主席批准我上学，我真高兴。从延安返回部队驻地的路上，虽然连日从荆棘满地、野鸭横飞、荒无人迹的山地跋涉，但激动的心情依然无法抑制。”贺炳炎、廖汉生将军，一个司令员、一个政委，当年为了争取上学，竟双双找到政委关向应那里，一磨就是6个小时。将军争取上学，不是为了躲避战争，不是为了某种个人资本，而是为了学得本领，更好地驾驭战争。廖汉生进过的学校是让人羡慕的。他进过八路军军政学院、中央党校，还进过刘伯承元帅当校长的南京军事学院，然而，在他的各种简历上，他的文化程度始终填的是大专，但他革命的一生足以证明，无论是他在斗争中学到的，还是从他所奉献给人民的，他的学识，他的水平，都远远超出了他的学历标准。
　　对于将军们来说，当年争取上学确实不易，一旦得到机会，他们都十二分的珍惜。出生于洪湖之滨的杨秀山将军，一次听说红二方面军要派一些干部到红军学校去学习，他就找司令员贺龙要求：“我要读书。”贺龙说：“你走不开。”杨秀山二话不说，仍然和往常一样，边打仗边自学。他的指挥包里除了各种命令和文件外，又装进了《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列宁主义概论》《世界地理》等书籍。后来，在一次战斗中，敌人的子弹打穿了他的大腿。借着养伤的功夫，他进了抗日军政大学。由于伤势未愈，许多事他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心血和精力。有时眼看伤口表面结了痂，好了，但是一活动残留在肉里的碎骨头，又冒出来顶破已结痂的地方，于是伤口又开始流血化脓。如此反反复复，流出的血和脓粘在裤子上，使他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几乎没有穿过一天干净裤子。当组织上希望他休学去条件好的地方治疗时，他想的是两条：一是担心因治伤而失去这次学习的机会；二是自己军事政治水平低，不抓紧学习，回到部队后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工作的需要。于是，他一咬牙，决心学完了再走。每次上完课后，他就抓紧时间到医务室换药，他还有意把指甲留长，趁上厕所的功夫，把伤口里冒出的碎骨头一块一块地抠出来。到学习结束时，他一共抠出了40多块碎骨头。
　　2、向有水平的同志学习。
　　在革命队伍里，官教兵、兵教官，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是一个优良传统。被誉为“大别山的英雄”的王树声将军，在革命队伍里可算是有文化的人。他读过十余年私塾，参与领导黄麻起义前，他的职业是教书先生。但是，他没有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开始时带十几号人打打游击，还可以应付一阵。随着革命队伍的壮大，战争形势的日趋复杂，王树声就感到力不从心了。1929年，当毕业于黄埔军校，又参加过广州起义和海陆丰斗争的徐向前到来，苦恼中的王树声便如久旱的禾苗逢甘雨。他与徐向前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王树声把徐向前拜作良师益友，虚心求教。1930年6月，王树声率领部队连续在杨家寨、阳平口打了两个大胜仗，缴获敌人的大量武器，歼敌千余人。第一次打这么大的胜仗，部队情绪很高，王树声也晋升为第一团团长。在路经黄陂时，探得县城只驻有敌人一个营，不少人心里痒了，求着要打，王树声也跃跃欲试。徐向前却摇着头，告诉王树声不要盲动，说：“打仗像小娃娃学走路，刚刚学会走，怎么就能瞎跑呢？学攻城要一步一步来……”王树声听了，不由得脸上发热。又一次，部队计划夜袭花园车站，可是，行军途中后卫掉了队，延误了进攻时间，部队到达花园时已近黎明。夜袭打不成了，但当地的同志们汇报说：“情况没有变化，花园的敌人救了一夜火，刚睡下不久。”这时，徐向前有意让王树声发表意见。王树声这时也动了脑筋，主张按原计划打敌人个猝不及防。徐向前笑了，他为王树声的进步而高兴，当即拍板定夺，奇袭花园车站。奇袭果然取得了胜利。王树声在徐向前的帮助下，从战争学习战争，很快由土生土长的游击队领导人成长为正规红军的团长、师长、军长，后来又担任了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成为徐向前的得力助手。
　　李先念可谓在实践中学习的楷模。青年时代，他在汉口一家棺材铺里当学徒时，掌柜的要他看孩子、烧开水、扫卫生，不让他学技术，由于他真心实意地想学手艺，就常常帮助老师傅们干活，并恳切请教，感动了老师傅，终被收为徒弟。在红四方面军当团政委时，他向团长吴云山学习军事技术，很快学会了带兵打仗。他担任师政委后，长期在徐向前指挥下作战，他向徐向前学习领导和指挥艺术，学习徐向前的为人。他常说徐向前是他的老师。
　　论及自己的成长，将军们都说有自己的教师。王近山将军每当向别人谈起这一点时，总是十分动情地说自己“勇敢是向徐帅学的，指挥是向刘帅学的，果断是向邓政委学的”。多年来，王近山一直跟随徐向前南征北战，由放牛娃、士兵，成长为红军指挥员，刚满20岁就当了红十师的师长。他作战勇猛顽强，人称“拼命三郎”、“王疯子”。由有勇到有谋，他也经历了一个学习的过程。
　　抗日战争时期，王近山的部队编入刘伯承和邓小平麾下。在见面会上，刘伯承以王近山为话题，给指战员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刘伯承说，作为指挥员，手底下有几千人，打起仗来，干部战士的眼睛都盯着你，你如果畏缩不前，就不会带出死打硬拼的部队来，因此，作为指挥员，贪生怕死不行。但是，指挥员又不同于一般战士，组织上把几百人、几千人交给你，光有吕布之勇、夏侯惇之猛，仍然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张良之谋、孔明之智。刘伯承说，一个人的智与谋不是天生的，而是学习与实践的结果。他又以东吴大将吕蒙的故事启发大家学习。
　　刘伯承精湛的思想、渊博的学识深深地打动了王近山那颗年轻的心。送走刘邓首长后，他一连几夜都没有睡好觉，刘伯承的肺腑之言，一直在耳边萦绕。他终于学起吕蒙来，主动找团里文化高的同志补习文化。他学文化不用课本，而是一边看报纸上的首长讲话，一边认字，用他的话说，这叫一举两得。就这样，一个冬天，他利用作战间隙，从报纸上，从油印的材料中，先后学习了刘伯承的许多军事著作，对其中一些精辟的句子，他还背诵得滚瓜烂熟。在作战中，他运用学得的军事理论逐步学习与敌人斗智斗谋来。在抗日战场上，在解放战争中，他指挥部队打了许多漂亮仗，受到了毛泽东、刘伯承、邓小平的表扬。
　　3、不断总结经验，指导新的实践。
　　从战争学习战争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不断地总结经验，并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用以指导新的实践。总结经验就是向自己亲历的实践学习。每个战役、每次战斗结束后，将军们总要进行一次总结，以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徐向前非常重视向实际学习，总结实践经验。1929年11月，在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军事问题决议案》，就是他与党代表戴克敏等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早期领导人，总结游击战争经验的成果。这个决议案明确提出红军的任务是：“（1）发动和帮助白色区域内民众的各种斗争；（2）坚决实行土地革命；（3）夺取反动武装；（4）保障和扩大根据地。”这四大任务，集中体现了红军的宗旨。决议案还提出了坚持游击战争的7条原则；“（1）集中作战，分散游击；（2）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3）敌情不明，不与作战；（4）敌进我退，敌退我进；（5）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6）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次采取突击的方式；（7）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这7条原则，总的指导思想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坚持斗争，发展自己，消灭敌人。徐向前说：“这些东西，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里固有的，是部队和群众实际斗争经验的总结。”红四方面军还将总结的各种经验进行归纳整理，编辑成《干部必读》《连、排、班长须知》《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小册子，发给各级干部、指战员，号召他们一面战斗，一面学习，总结经验教训，学习军事理论，创造新的战术，提高作战指挥能力。不断学习，不断总结，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正是老一辈革命家由老百姓到将军，能够在革命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游泳自如的原因所在。
　　古语云：“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何况我们从事的是前人未曾干过的事业！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在人类革命史上没有先例，我们的先辈靠学习掌握了自己不懂不会的东西，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现在，我们又在进行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较之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不懂不会的东西更多。历史要求我们尽快地更多地去熟悉它们、掌握它们。这就需要我们学习革命先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切实通过加强学习，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实现大发展、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