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坚持团结——求同存异　团结战斗

　　“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这首充满革命豪情的团结之歌，曾经在风雨如晦的黑暗时代，在荆棘满途的斗争岁月中，给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以勇气和力量。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坚强团结，我们党才战胜了险恶的环境和强大的敌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党的团结和统一是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保证，正如毛泽东所说：“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与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几十年的斗争实践中，湖北地区党组织坚持团结的原则，全体党员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形成了领导湖北革命斗争的坚强核心，领导、团结全省人民共同奋斗，取得了湖北革命斗争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
　　一 、搞好党内团结
　　党的团结统一，是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共产党要生存发展，要团结人民群众的力量，必须依靠自己的团结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当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团结增强的时候，党就兴旺发达，反之就遭受挫折失败。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和中期，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是团结统一的，党就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壮大。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王明推行错误路线，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就导致党的力量的重大损失。遵义会议后，由于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党逐步实现并巩固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团结统一，党又得到了迅猛发展，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革命战争年代，无论革命事业获得胜利还是遭受挫折，湖北党组织都坚持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全体党员同心同德，齐心协力，从而奠定了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夺取革命胜利的坚实基础。
　　（一）坚持党在思想政治上的高度统一
　　党的组织和全体党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形成思想、政治上的一致，不仅是党的团结的最高表现，而且是形成全党广泛而牢固的团结基础。党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才能形成共同的信仰和理想，从而达到思想上的高度一致，党的团结统一才有坚实的思想基础。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制定的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是全党团结的政治基础，是全党共同奋斗的政治目标和行动准则。为了保证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思想、政治上的团结一致，湖北党组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大量工作。
　　1、开展经常性的思想政治教育
　　开展广泛而经常的思想和政治教育，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党性修养，提高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是形成广大党员在思想、政治上一致的重要条件。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湖北党组织十分重视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召开党小组会和支部生活会，开办党校，办党刊党报，定期开展大规模的学习教育运动等方式，组织广大党员学习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学习党的纲领和章程，研究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政策。在学习过程中，湖北党组织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优良作风，把理想信仰教育与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解决党员的思想认识结合起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抗日战争时期，在李先念、陈少敏的领导下，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党组织积极开展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教育党员、加强党的团结的先进典型。1941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鄂豫边区党委立即在边区党员干部中组织传达学习。9月初，边区党委举办在职高级干部学习理论研究班，并成立边区党委理论政策学习研究室，吸收有理论水平的干部，调查边区敌我友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情况，按各个专题编写调査大纲，供全边区广大干部学习。后来，边区党委又举办边区县级以上在职干部研究班，教育、培养了大批中高级党员干部。1943年，鄂豫边区党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由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等6位同志组成边区党委整风学习总学委会，负责领导全区党政机关干部的整风运动。通过这次整风运动的教育，边区广大党员提高了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加强了党性修养，保证并推动了广大党员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
　　2、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岁月中，党内出现不同意见或错误思想认识，是当时比较正常的现象。对持不同意见或犯了思想认识错误的同志，采取自由放任或机械过火斗争的方法，都不利于党的团结。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武器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教育、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确立正确的思想认识，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1938年5月，董必武以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身份前往安徽舒城，对时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的高敬亭，耐心地做批评和说服工作，使高敬亭承认了错误，接受了党的正确决定，加强了党的团结，也体现了党组织争取同志、团结同志的良好工作作风。事情还得从1938年4月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的党籍说起。当时率领新四军第四支队驻守安徽舒城地区的高敬亭，由于对张国焘的叛党罪行不了解，对党中央的决定有些抵触情绪，表示同情张国焘。不仅如此，高敬亭还对中共中央关于东进抗日的决定提出了保留意见，将一个老战士较多、战斗力较强的手枪团留在身边，没有及时开赴抗日前线，对党中央派到四支队工作的干部也表示不满。为了争取高敬亭的思想转变，四五月间，董必武按照中央的指示，不顾路途遥远，从武汉来到安徽舒城东蒋冲四支队驻地。开始，董必武同样受到高敬亭的冷遇，无法与连以下干部接触。董必武没有气馁，他向高敬亭和广大指战员全面介绍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深刻分析了张国焘错误的性质、根源和危害。经过七天七夜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高敬亭对自己的错误有了初步认识，表示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听从新四军军部的指挥，团结中央派来的干部，并将留置身边的手枪团派往前线作战。
　　（二）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党实现组织统一的科学组织制度。党的民主集中制，既充分保障党员享有管理党的事务、参与党的领导的民主权利，又要求在高度民主基础上实现党的意志统一和行动一致，是调动全党和全国人民积极性，协调内外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实现党的团结统一的组织保证。
　　1、严格实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根据地广大党员干部，为了维护党的集体领导，维护党的团结，与严重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推行个人专断的张国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
　　1931年4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张国焘被王明派到鄂豫皖根据地。下车伊始，张国焘就积极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而且竭力制造个人团体，任人唯亲，结党营私，假“肃反”之名，打击和杀害坚持正确路线的党员干部，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张国焘推行错误路线的结果，使鄂豫皖根据地大批优秀干部被杀害，严重削弱了党的领导力量，破坏了党的团结，受到根据地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坚决抵制。
　　1931年6月，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的一次扩大会议上，曾中生、许继慎、邙继勋、曹大骏、陈定侯等针对张国焘的无端指责，进行了批驳，并对目前党内动辄得咎的不正常现象提出了严厉批评。7月，针对张国焘不顾大多数干部的反对，一意孤行，坚持红军东进攻打南京的错误做法，徐向前、曾中生、许继慎等集体决定改变行军路线，南下蕲（春）黄（梅）广（济），并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对张国焘家长式的领导作风提出了批评。红军南下不到一个月时间，取得了攻克英山、蕲水、罗田和广济4个县城、歼敌7个团、俘敌5000余人的辉煌胜利，充分证明了徐向前、曾中生的南下主张的正确性。对张国焘借“肃反”之名，行打击干部之实的错误作风，身陷囹圄的许继慎襟怀坦荡，临危不惧，严厉驳斥诬加给他的各种罪名，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1932年12月9日，在向四川长征的途中，深受张国焘错误路线之害的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一些高级干部酝酿着向中央反映情况，要求撤换张国焘的领导职务。1935年6月，被张国焘罗织罪名、关押了近两年的曾中生，听说红四方面军即将与中央红军会师，冒死疾书，连夜给中央写报告，揭发、控告张国焘，为惨死张国焘屠刀下的党员干部申诉。1935年10月，当张国焘阳奉阴违，坚持南下政策，另立伪中央，企图分裂党时，以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为代表的红四方面军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团结的原则，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最后迫使张国焘改道北上，取消伪中央，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和全党的团结统一。
　　2、充分发扬党内民主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由于徐向前、戴克敏等领导人的自觉奉行和大力倡导，鄂豫皖根据地党组织积极发扬党内民主，充分调动了广大党员的革命积极性，在根据地形成了团结协同的良好工作环境。
　　1929年6月，徐向前从上海来到鄂豫皖根据地，担任三十一师副师长（因师长吴光浩牺牲的消息尚未公布）。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徐向前，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但他却十分谦逊，对党代表戴克敏、参谋长曹学楷十分尊重，经常向他们虚心求教，工作上主动配合。在1929年12月召开的中共鄂豫皖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上，他与戴克敏等密切合作，共同总结了游击战争的七条原则。徐向前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其他领导人曾中生、许继慎、邝继勋、曹大骏等同志也非常尊重。他还主动推荐一名炊事员担任他所在党小组的组长，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充分尊重他的意见，并利用一切机会与其他党员交心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征求他们的意见。在徐向前、戴克敏的大力推动下，鄂豫边区党组织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广大党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形成了上下一心，团结合作的良好风气。
　　（三）自觉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党的干部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力量，是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执行者，抓好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之间的团结，对于加强全党团结具有重要意义。党员干部之间只有坦诚信任，互相帮助和支持，才能形成党内团结统一、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抗日战争时期，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的领导干部，积极做增强党的团结的模范，坚持“五湖四海”，团结合作，树立了党员干部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的光辉典范。
　　新四军第五师的创建和发展，与华北、华东的部队不同，它的成立不是以成建制的红军为基础，而是在广泛开展群众性武装抗日斗争的基础上产生的，是汇合鄂豫两省许多地方武装而发展起来的。这些武装力量大小不一，开始分散在各地各自为战，互相间没有或者很少联系，但是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几次整编统一起来后，都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互相配合，协同作战，没有山头之分，门户之见。他们团结一致，在坚持鄂豫边区的抗日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身作则，搞好领导班子的团结。领导干部的团结，是各级领导班子团结和广大党员干部团结的关键。在鄂豫边区，地方高级干部之间，军队高级干部之间，以及军、地高级干部之间，都建立了相互信任、团结一致的合作关系。五师师长李先念与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既分工负责，又互相支持。陈少敏负责边区地方工作，为了保证边区抗日军事的胜利，积极为部队提供物资供给和人力支援。李先念领导的五师部队，也积极发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尽力减少地方负担。他们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真诚、深厚的革命情谊，为其他领导干部作出了榜样。
　　坚持“五湖四海”，团结党内各方面干部。鄂豫边区和新四军五师的干部力量来源分三个部分。一部分是参加过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老干部；一部分是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沦陷前后撤退出来的白区党的干部，他们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另一部分就是在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年轻干部。对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鄂豫边区和五师党组织坚持任人唯贤、公道正派、“五湖四海”的原则，既依靠为数不多的老红军干部，把他们放在主要领导岗位上，发挥他们的带头和骨干作用，又放手使用大批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干部，让他们参与部分领导工作，加以培养和锻炼，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在这里，没有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区别。在鄂豫边区艰苦的抗日斗争中，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广大党员干部互相学习，互相尊重，扬长避短，组成了亲密无间、团结合作的干部群体。
　　1945年初，王震等率领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干部大队抵达鄂豫边区后，受到了以李先念为首的新四军五师部队和边区人民的热烈欢迎。为了让兄弟部队进行充分休养和调整，五师将士和边区人民在物质上给予了大力支援。他们准备好住房，置办了锅碗瓢勺，送来柴、草、木炭和许多猪、羊、牛、鸡、鸭、蔬菜。2月中旬，在大悟山地区休整了17天的南下支队，遵照中央命令继续南下。为了保证南下支队胜利渡过长江，李先念决定以张体学率领的四十团、四十一团配合南下支队，挺进鄂南，建立抗日根据地。10月，已完成南下抗日任务的南下支队返回鄂豫边区，李先念立即命令五师所有部队一律停发棉衣，把新棉衣和被子送给了还穿着单衣的南下支队将士。10月中旬，五师与南下支队共同组成中原军区，以李先念为首的五师及鄂豫边区领导在安排干部时，表现出坚定的党性原则和崇高的思想情操。凡延安来的干部绝大部分被任命为各单位、各部门的“一把手”，本地区的老同志纷纷主动退为副职。五师干部一心为公、顾全大局、以团结为重的精神和品德，赢得了南下支队广大干部、战士的敬佩，促进了两支部队的团结和融合，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北地区广大党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抗强敌，御外侮，形成了无坚不摧、无敌不克的战斗集体。正是依靠自身团结的伟大力量，湖北党组织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树立了光辉的革命形象，发动、领导、团结群众投身于宏伟的革命斗争，争取了革命的最终胜利。湖北革命的历史充分表明：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出战斗力。
　　新中国成立后，党处于执政地位，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只有党的自身是团结统一的，才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把广大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带领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江泽民同志指出，在加快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尤其需要全党同志在党的基本路线基础上的团结。党只有加强团结，统一思想，同心协力，步调一致，才能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能经受住各种考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也才能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锐意创新，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完成改革和建设的各项重大任务。重任在肩，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充分发扬革命战争年代广大党员干部维护党的团结的革命精神，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地为巩固和发展党的团结统一而奋斗。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更要带头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严守纪律，维护大局，做增强党的团结的模范。
　　二、促进全民团结
　　党的团结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保证，但仅仅依靠党的团结，仅仅依靠共产党的力量，中国革命仍难以实现最后的胜利。正如列宁所说：“党只有钢铁般的团结，并且依靠它去实现全阶级全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团结，才能形成巨大的战无不胜的力量。”正因为如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发动、团结和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使他们成为中国革命最广泛、最基本、最坚强的群众力量，同时在此基础上团结和争取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使他们成为革命的同盟军，从而扩大了革命阵营，壮大了革命力量。以工农阶级为主体，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革命统一战线，成为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北党组织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团结和争取一切革命力量，推动了统一战线在湖北的建立和巩固，使湖北地区两次成为国共合作和革命斗争的中心。
　　（一）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也具有一定的革命积极性，这是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团结他们的基础。湖北地区党的创始人董必武、刘伯垂，从他们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求民族解放和社会民主的革命性。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董必武就提出了为反对共同敌人应该联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正确主张。1923年2月，以武汉为中心的“二七”大罢工失败以后，湖北党组织从失败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要取得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胜利，必须联合和团结一切革命力量这一真理。他们发动、组织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革命群众，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运动。1923年6月党的“三大”后，湖北党组织遵照中央指示，又迅速投入到建立国民党湖北地方组织的斗争之中。1924年4月和5月，在董必武、刘伯垂的领导下，国民党汉口特别市执行部和湖北省临时党部先后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在湖北地区正式形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湖北社会各阶层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波澜壮阔。他们在城市拥护革命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收回英租界，在农村镇压反革命，建立农民自卫武装，掀起了大革命运动的高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满怀爱国主义的诚挚之情，从民族大义出发，为倡导民族团结，促进全民抗战，逐渐改变反蒋抗日，转而实行联蒋抗日政策，团结争取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各种团体、各个阶层、各种势力，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形成了空前广泛的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各民主党派、各阶层爱国人士及海外华侨，积极投身全民族的解放战争，夺取了抗战的最后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光辉典范。
　　为促进湖北地区国共合作抗日的早日实现，湖北地区党组织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作了大量工作。各根据地党组织和红军迅速停止了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主动与当地国民党驻军联系，商讨联合抗日事宜。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成立后，周恩来、董必武等通过国民党的一系列谈判和工作，巩固加强了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体的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党走向全面持久抗战。在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在全省范围内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群众运动高潮。湖北地区的红军也相继集中，改编为新四军，走上了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击日寇的广阔战场，成为全民抗战中一支勇猛坚强的武装力量。
　　（二）真诚团结各界人士
　　抗日战争初期，周恩来来到武汉后，同聚集于武汉的国民党上层人士和民主党派进行了广泛联络和接触，叙旧情，结新交，向他们诚恳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尊重。
　　周恩来除与邵力子等国民党上层人士有交往外，与爱国人士冯玉祥也过往甚密，对其影响尤深。冯玉祥称赞周恩来“极精明细密，殊可敬可佩也”。周恩来同他商量筹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积极支持，并赞同由老舍主持文协工作。
　　周恩来还同爱国人士张澜，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邹韬奋、李公朴，国社党的张君励，青年党的左舜生等人经常聚集，共商国事。张澜在西南地区具有很高威望，拥护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周恩来希望他协助开展西南地区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界人士共御外侮。此后，张澜对龙云、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人做了许多有益于团结抗日的工作。救国会是爱国民主人士中的左翼，周恩来对他们有很深的影响。邹韬奋称周恩来为“良师益友”。他开办的生活书店销售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掩护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实际上起到了中共出版发行机构的作用。
　　在武汉期间，周恩来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也作了大量争取和团结工作。他团结帮助桂系将领，使他们较好地掩护了人民力量的发展。对川军将领邓锡侯、滇军将领张冲，周恩来也作了大量争取工作，推动他们积极抗战，并为以后的长期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两次国共合作期间，长期战斗在湖北地区的董必武，身处统战工作的前沿，结交了很多国民党左派和进步人士。大革命时期，董必武利用老同盟会员的身份，紧密团结国民党左派人士，如张朗轩、张国恩、郝绳祖、邓初民、詹大悲、潘怡如等，使他们与共产党员一起成为国民党湖北地方组织的骨干力量，在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初期，董必武被党中央派回武汉工作。他广泛接触了国民党湖北地方上层人士，如石瑛、严重、张难先、李书诚、李范一等。董必武以真挚的爱国之情和坦诚胸怀，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争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使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行动给予了同情和帮助。
　　（三）团结合作，互相支援
　　大革命时期，湖北地区的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与所有国民党员一起真诚合作，积极帮助建立和扩大湖北地区国民党的各级组织，发展国民党党员，使湖北地区国民党组织从无到有，党员人数从十数人发展到1927年6月的94790人。1926年7月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湖北党组织积极发动广大工农群众，为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提供了大量人力和物力支援。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湖北党组织又帮助建立了隶属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湖北省政权。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党组织和新四军五师也与国民党进步人士和国民党抗日军队，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1940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压服蒋介石投降，集中7个师团的兵力，对鄂西北正面战场发动了一次战役性进攻。为了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根据中原局的命令，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李先念率领下，向黄陂、随县、孝感、安陆、应山、应城、京山以及礼山（大悟）各县境内的20余处日军据点，发起了猛烈攻击。在广大群众的配合下，挺进纵队破坏了小河溪至夏店、花园至东阳岗、花园至应山、安陆城至巡店等百余里的交通公路，收割电线万余斤，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5月17日，国民党川军一二五师李团被日军包围于安陆李家冲。挺进纵队七团队闻讯主动驰援，使该团得以安全突围。同月，国民党江防军九十四军一部自长江沿岸深入边区，在宋应公路上的罗店、贾店一线袭扰日寇。当地共产党组织立即动员广大群众，慰劳该军，组织担架队救护伤病员。纵队后方医院在医务人员和医药用品十分缺乏的情况下，收容了该军伤病员300余人，经治疗痊愈后，又全部将他们送归原部队。
　　（四）坚持斗争，求同存异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是以国共双方的共同利益和目标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由于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妥协性，以及双方在利益和目标上的差别，统一战线中的矛盾和斗争便不可避免。斗争的目的，是求同存异，扩大、巩固双方的团结和合作。在两次国共合作过程中，湖北地区党组织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与国民党内的右派和妥协投降倾向，进行了坚决斗争。
　　坚持原则，针锋相对。大革命时期，湖北的统战工作从共产党人主持创建湖北国民党组织开始，就受到国民党右派的干扰破坏。1924年，董必武奉命参加主持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的筹备工作，右派分子张知本、郭聘帛、胡石庵等竟擅自成立省、市党部筹备处，公开分庭抗礼。对此，董必武一面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揭露，一面不断呈报国民党中央作出裁决，终于迫使张知本等取消了非法的省市党部筹备处，使极少数国民党右派控制湖北国民党组织的阴谋破产。针对国民党右派要解散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重新登记党员的狂妄叫嚣，在董必武指导下，湖北省党部发表启事，驳斥了右派分子的谬论。国民党“二大”通过了董必武、刘伯垂等提出的严厉制裁右派分子的提案，右派分子在湖北地区失去了影响。1926年10月以后，在董必武、陈潭秋的领导和倡导下，湖北党组织发动广大革命群众，相继开展了反蒋介石迁都南昌的斗争和提高党权运动，推动了武汉国民政府的民主建设，加强了国共两党的团结和合作。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候，就存在着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全面抗战路线和以国民党为代表的片面抗战路线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国民党极力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而不断激化。湖北地区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从团结、督促国民党积极抗日的良好愿望出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准备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五战区当局开始部署对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的进攻。边区党组织一方面公开向国民党提出抗议，揭露他们破坏团结的罪行，一方面作自卫战斗准备，随时准备迎击来犯之敌。1940年10月，国民党汤恩伯部两个营配合地方顽固派共3000余人，向襄西根据地进攻，遭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坚决反击。10月至年底，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独立团在张体学的率领下，给来犯的鄂东地方顽军以严厉打击，宣告其“三月围剿”行动失败。此后，新四军又在刘店、觅儿寺、香炉山等多次战斗中，奋起自卫反击。1943年，面对国民党顽军新的进攻，新四军五师也进行了坚决的自卫反击。鄂豫边区抗日武装的自卫反击行动，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保存、发展了人民抗日武装，为维护和巩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条件。
　　团结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反击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他们的争取和团结工作。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时，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挺进纵队，对国民党军队开展广泛的统战工作，利用顽军之间的矛盾，分化、争取其中的中立分子，与许多国民党军队签订了互不侵犯协议，分化了国民党顽固派，争取和团结了中间力量，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北党组织通过建立和维护革命统一战线，将一切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将分散、弱小的力量团结起来，汇集成浩浩荡荡的革命铁流，筑成了战胜本国反动派和外国侵略军的铜墙铁壁。中国共产党依靠自身团结和全国人民团结的伟大力量，经过28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湖北党组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和团结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仍然需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而继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