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群众路线——依靠群众　无往不胜

　
　　1949年金秋十月，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雄伟的天安门前高高升起，一个时代便随着一位伟人黄钟大吕般的声音宣告结束。
　　这个时代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历经28年血与火、胜利与失败的严峻考验，终于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时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他深情地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
　　从中共武汉早期组织成立的那一天起，湖北地区的共产党人就领导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袤的荆楚大地上掀起了一次又一次革命高潮，创造了辉煌的革命业绩。湖北地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光辉历程，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一起，以其丰富、深刻的内涵，有力地证明了一条真理：动员群众，依靠群众，是党的革命事业的胜利之本。
　　一、浩荡的洪流
　　群众，这个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庞大群体，历来都被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所蔑视。只有少数开明的封建帝王，为维护其家天下的长治久安，才将他们的封建统治比作舟，将他们统治的人民比作水，发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警告。直到19世纪中叶，欧洲工业化的时代大潮汹涌澎湃之时，马克思从其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岀发，第一次明确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伟大论断，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民群众，其伟大历史作用，才被社会所广泛认识。
　　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党为寻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前仆后继，屡踣屡起，直至掀起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但是，由于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没有发动和依靠广大劳苦大众，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却未能在中国建立真正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武汉共产党早期成员董必武，以他十余年积极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切身经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所以最终失败，是因为“不依靠工农群众，方向不对”，要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必须“搞群众运动”和“人民武装”。
　　从董必武开始，湖北共产党人就认识到必须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这一真理，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伟大革命实践之中。
　　（一）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和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宣传群众是一切革命活动的开始。宣传群众，就是传播革命真理，宣讲党的革命政策，启发和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思想觉悟，培养和训练他们的斗争精神和斗争能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北党组织宣传群众的方式丰富多彩，其中主要有四种形式。
　　第一，开办学校，寓革命宣传于课堂教学之中。
　　1920年初，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昌涵三宫创办私立武汉中学。为了开办这所学校，董必武当掉了唯一的一件皮袍，与陈潭秋一起只拿仅够维持基本生活的薪水。为掩护这块圣洁的园地不受军阀当局的践踏，董必武聘请当时的湖北省议会副议长郭炯堂任董事长，刘觉民为校长，自己任训育主任和国文教员。他们在校内实行一整套新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如男女同班、讲授白话文等。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外辅导，引导学生接受新思想，使《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革命书刊以及武汉中学自编的《政治问答》《武汉中学周刊》在学生中广泛流传。董必武和陈潭秋开始在武汉筹建共产党早期组织后，更加有意识地以武汉中学为据点，组织学生办平民夜校，办识字班，并运用课余和放假的机会，接触贫苦农民。在董必武和陈潭秋的共同努力下，武汉中学实际上成为湖北革命运动的策源地和培养革命人才的摇篮。从这里走出来的学生，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大多成为学生运动、群众和其他群众运动的骨干。
　　第二，创办报刊杂志，面向各阶层广大群众，宣传革命理论和进步思想。
　　1922年初，湖北党组织创办了为党所掌握的第一份报刊--《武汉星期评论》。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湖北党组织又相继创办了《湖北青年》《湖北妇女》《湖北农民》等杂志。这些刊物以生动平易的语言，向广大群众宣传革命思想，深受群众的欢迎和喜爱，产生了良好的宣传教育效果。
　　1938年1月1日，在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将近半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创办了一份大型报纸《新华日报》。中国共产党以拳拳爱国之心和推进国共合作抗日的殷殷之诚，在《发刊词》里明确宣布：“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国共两党的许多要人，如周恩来、董必武、彭德怀、叶剑英、徐特立、冯玉祥、于右任、邵力子、沈钧儒、郭沫若、李公朴等纷纷挥毫濡墨，为《新华日报》创刊题写贺词。《新华日报》在武汉编辑发行的9个月中，不仅严厉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积极宣传包括国民党将士在内的全民族群众抗日救国的英勇斗争，而且高举团结救国、持久抗战的旗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及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新华日报》以充满激情的爱国宣传，动员与组织了亿万群众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伟大洪流，在中国人民面前树起了一面反对日本侵略者、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奋斗的光辉旗帜。
　　第三，组织集会游行，制造革命声势，激发群众革命热情。
　　召开群众大会，作为一种形式公开且范围广泛的宣传方式，在革命环境较好的地方，经常被采用。大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党组织就经常组织各种群众性的集会游行，以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在大革命高潮和抗战初期的武汉地区，党组织召开的群众大会和群众游行活动不可计数，规模庞大，参加的群众达千万人次。这些活动激发了群众的斗争热情，推动了以武汉为中心的群众运动高潮的到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湖北地区各革命根据地也将召开群众大会作为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的主要方式。
　　组织群众集会游行这种宣传方式，由于参加的群众广泛而集中，党的宣传以真切的道理说服群众，以浓烈诚挚的感情感染群众，一呼百应，一唱百和，场面热烈，激动人心，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1925年7月11日，是武汉人民惨遭英帝国主义屠杀的“六一一”惨案发生一周月纪念日。为了动员武汉群众继续开展反帝斗争，湖北党组织联络社会各界，在武昌公共体育场召开纪念死难烈士群众大会。这天上午，从汉口、汉阳、武昌三镇赶来参加大会的工人、学生群众及各团体代表达5万余人。会场大门外，-座白彩牌楼高高矗起，上书“重于泰山轻于鸿毛男儿死耳不为强暴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天下悼之乃于公理伸”巨幅挽联。当悲壮的哀乐在会场上空徐徐响起，由共产党员钱介磐、吴德峰主持的祭奠活动和演讲会依序进行。会场内外，痛哭声和“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久久不绝。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这次群众性集会游行，向广大群众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反帝爱国宣传，在武汉地区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高潮。
　　第四，编演戏剧，创作歌谣，寓革命宣传于文化娱乐之中。
　　戏剧，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文艺形式。编演革命戏剧，以新鲜生动的形式贴近群众，避免了生硬死板的说教，能取得良好的宣传教育效果。1919年夏，陈潭秋从上海回到武汉后，即邀林育南、肖仁鹄、刘艺祖等黄冈同乡，回到家乡以演讲、唱文明戏的方式，宣传农民。他们自编自演了一出小话剧《九头蛇》。剧中叙述一个豪绅地主残酷剥削压迫一户佃农，这种剥削和压迫就像一条毒蛇，紧紧缠住佃农，使之陷于死亡的绝境。在剧中，陈潭秋的二哥陈防武扮演地主，胡亮寅扮演佃农，林育南扮演佃农妻子，陈潭秋担任导演。他们演得十分认真，赢得了贫苦农民的一致称赞，在农民心中播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火种。
　　歌谣，也是一种通俗易懂的宣传形式。它朗朗上口，易于传唱和记忆，为广大劳动群众所喜爱。湖北党组织在宣传群众的实践中，十分注意利用歌谣及一切有韵的文字宣传。鄂西特委书记周逸群，曾亲自创作了一首歌谣：
　　工农，世界的主人翁，
　　我们的血汗几乎要流尽。
　　衣与食，住与行，
　　我们所造成，
　　权利与幸福，
　　倒归寄生虫。
　　世界创造者，
　　反作穷罪人，
　　封建制度，资本主义一定要铲平。
　　有的红色歌谣直接配合当时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如《当兵歌》：
　　当兵就要当红军，
　　处处工农来欢迎，
　　军官士兵一样饷，
　　没有人来压迫人。
　　《剪发歌》：
　　唱一曲，
　　剪发歌，
　　剪了头发好得多，
　　免得鸡婆来做窝。
　　红色歌谣以革命歌词，配以流行的民间曲调，如《孟姜女》《闹五更》《十二月》《苏武牧羊》等，一人唱，万人和，革命思想随着优美的旋律进入千家万户，进入到每一个群众的心中。
　　（二）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在斗争中帮助群众建立自己的组织。建立各种类型的群众组织，是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基本前提。群众组织不是广大群众的简单集合，而是负有宣传、教育和动员群众责任的政治团体，是培养群众战斗力量的养成所。从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即组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以来，湖北党组织在各个革命时期都组建了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学生、商民等各种群众组织。这些组织作为党与群众联系的纽带和桥梁，在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方面的工作中，湖北党组织主要采取了两种办法。
　　第一，深入群众，做过细的思想发动工作，依靠群众建立群众组织。
　　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是联系群众、与群众建立紧密关系的开始。湖北党组织的早期党员，大多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了接近群众，深人到群众之中，他们脱掉长衫和学生装，穿上俭朴的劳动服装，或走访学生家长，或通过同乡、亲戚朋友的介绍，走进工厂、码头，与工人谈心，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寒暑假期间，一些家住农村的学生党、团员则回到家乡，以帮助农民写信、记账等办法，与农民联络感情。抗日战争时期，鄂豫边区党组织规定，做群众工作的同志必须与地方群众打成一片，“穿老百姓衣服，说老百姓话”。边区党员干部人手一册的《怎样做农民工作》的小册子，还专门介绍了接近农民、深入农民的经验：第一，要耐烦耐俗，还本还原，穿农民衣，说农民话，态度和蔼可亲，不摆架子；第二，深入了解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了解当地的民情、民俗、民风，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学生；第三，集中精力做好群众中积极分子的工作，与之建立特殊关系，通过这种特殊关系，去接近和影响其他群众。
　　本世纪20年代初，中共武汉区委对京汉铁路工人的发动组织，便是湖北党组织依靠群众建立群众组织的成功范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把领导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并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这年秋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成立，由中共武汉区委书记包惠僧兼任主任。随后，武汉区委和武汉分部便把发动和组织工人的目标定在工人众多的京汉铁路。经过一段时间，工作进展缓慢。此后，包惠僧通过郑州车站几位工人的介绍，结识了江岸车站工人杨德甫。于是，他来到江岸，与工人们同桌而食，同室而眠，很快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几天以后，杨德甫、黄桂荣、林祥谦等几位铁路工人便来到区委机关。包惠僧和区委其他成员陈潭秋、李汉俊、黄负生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李汉俊给他们介绍了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一些基本情况，陈潭秋、黄负生先后就组织京汉铁路工人工会的意义和工人团结斗争的重要性，作了通俗明了的发言。杨德甫、黄桂荣、林祥谦分别介绍了江岸总段各厂各处工人分布情形及福建、江南、湖北各帮口不团结的事实。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先筹备成立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再行成立京汉铁路江岸工会。
　　其后，中共武汉区委又应工人们的要求，派项英（时名项德隆）任江岸工人俱乐部筹备委员会文书，负责筹备委员会的日常工作。项英搬到江岸与铁路工人生活在一起。他深入工人之中，与他们广泛交谈，宣传党的工人运动政策，激励他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他对工人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铁路工人与曹锟是同乡，年轻时曾是好朋友，一起背布做过小商贩，后来，曹锟当了两湖巡阅使，他便想去沾沾“老朋友”的光。当他千里迢迢到曹锟的府上，曹锟却叫卫兵连推带搡地把他轰了出来。通过这个故事，工人们明白了必须依靠自己，依靠工人团结的力量来改变自己命运的道理。
　　通过中共武汉区委深入细致的工作，1922年3月，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正式建立。工人们在俱乐部里休息、娱乐、交谈，联络了感情，增进了团结。1922年底，京汉铁路江岸工会在俱乐部的基础上宣告成立。
　　第二，从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入手，引导群众投身革命斗争，在斗争中建立群众组织。
　　关心和维护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争取群众、宣传组织群众的基础。湖北党组织总是从群众最关心的切身利益着手，为争取、维护群众的权益而发动群众进行斗争，然后因势利导，在斗争中帮助群众建立自己的组织，进行更大规模和更高层次的斗争。中共领导下的湖北第一个工人组织--汉口人力车工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1921年11月，汉口6000余人力车工人为反对车行老板加租而酝酿罢工。中共湖北地方组织得到消息后，马上派工人党员郑凯卿化装成人力车工人，进行调查。包惠僧、林育南等党的负责人也深入到人力车工人中，与工人交谈，启发工人的觉悟。他们强调，罢工是反对加租的武器，工人的团结则是坚持罢工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唯一保证。他们还请来进步律师施洋，作为工人与资方谈判的法律代表，使人力车工人增强了罢工必胜的决心和信心。在人力车工人举行罢工期间，湖北党组织为人力车工人拟订了《罢工宣言》和《告各界父老兄弟姐妹书》，发动社会各界声援罢工斗争。11月7日，在湖北党组织的组织下，6000余人力车工人组成“租界人力车夫乞讨团”，高举“死中求生”的横幅，结队向租界行进。当队伍进入法租界时，租界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实行紧急戒严和野蛮镇压。工人义愤填膺，与军警展开搏斗。当工人们发现法国巡捕捕去4名工人时，也俘去2名法兵，并将法国巡捕房和领事馆团团围住。法领事十分恐慌，只得释放被捕工人，命令车行老板与工人妥协。团结战斗的人力车工人取得了完全胜利。“一次暴动，要胜似十万传单”，在斗争实践中，人力车工人充分认识到工人团结的伟大力量。在湖北党组织的帮助下，汉口人力车工会便在工人们的胜利欢呼声中宣告成立。
　　湖北党组织正是牢记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紧紧抓住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两个环节，才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同样是一项亿万群众参加的伟大事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北党组织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成功经验，为我们今天的建设事业提供了宝贵借鉴。
　　二、无穷的伟力
　　一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就是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斗争和流血牺牲的历史。人民群众一旦认识到党的事业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便会以真正主人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以极大的政治热忱自觉地为实现党的事业而奋斗。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北广大革命群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掀起了令全国瞩目的三次群众运动高潮，使湖北地区三度成为全国革命中心。
　　第一次群众运动高潮，是1921年秋中共湖北地方组织成立不久领导的工人运动。这次工人运动以1921年9月粤汉铁路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而发动的罢工为起点，一直持续到1923年2月以汉口江岸为中心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这一年半时间里，武汉工人先后举行了十数次罢工斗争，参加罢工的工人达4万余人，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在当时为全国所仅有。
　　在这次罢工浪潮中，武汉工人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和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奋斗的献身精神。粤汉铁路工人为争人格、争生存，卧轨拦截列车，被反动军警打伤10余人，被捕9人。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工人，不顾军警阻挠，拼死冲进会场，宣布总工会成立。在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的中心江岸，广大铁路工人坚持执行“没有总工会命令决不上工”的纪律，罢工秩序严整，组织严密。2月5日，当两名火车司机被军警抢走时，上千名铁路工人随着工人纠察团员的一声吆喝，一拥而上，包围火车房，与武装军警展开搏斗，夺回了两名司机。7日，面对军警的突然袭击，不少手无寸铁的工人血染衣襟。为保卫工人的安全，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手擎红旗，率领手持木棒、铁棍的纠察团员与荷枪实弹的敌人展开血战，曾玉良及32名工人纠察团员英勇牺牲，200多人光荣负伤。
　　轰轰烈烈的武汉罢工潮，锻炼了工人阶级。从他们中间走出了以项英、林祥谦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在中共湖北地方组织的帮助教育下，他们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增长斗争才干，成为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项英，原是武昌模范大工厂的纺纱工人，勤学好思，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他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江岸铁路工人的组织者，并光荣地加入共产党。江岸工会成立时，他被选为总干事。罢工斗争的实践，使年轻的项英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和血与火的锻炼，也在革命的征途上迈岀了坚实的一步。林祥谦，出生于福建闽侯，性格刚正不阿，为在汉口江岸的福建籍工人所尊敬和推重。湖北党组织在组织江岸铁路工人的过程中，他迅速接受革命思想。江岸铁路工会成立时，他被选为会长，随后又被指定为江岸铁路工人罢工的总指挥。2月7日，面对反动军警血淋淋的屠刀，林祥谦威武不屈，誓死不下复工令，最后英勇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第二次群众运动高潮，是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城后掀起的人民大革命浪潮。这次群众运动高潮，是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以工人、农民为主要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各革命阶级群众广泛参加的一次反帝反封建运动高潮。它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席卷湖北的城镇和广大乡村，形成一股不可遏制的大革命狂潮。
　　这次大革命狂潮，首先表现在群众组织的迅猛发展。1926年10月，湖北全省工会会员由5万人迅速增加到10余万人，农协会员由3万人增至7。2万人。至1927年1月，全省工会会员猛增至30万，农协会员至3月发展到80万，5月激增至300余万，可发动、领导的工人、农民群众分别达100余万、1000余万。
　　工农群众斗争的广泛性和深刻性，是这次大革命狂潮的重要特征。
　　工人运动从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经济斗争，发展到要求没收反动资本家关闭的工厂、参加企业管理、分发红利的政治经济斗争。从1926年11月至1927年三四月间，仅武汉地区就爆发了数百次工人罢工，罢工范围遍及各行各业，参加人数之多，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为中国革命历史上所仅有。
　　农民在乡村的斗争，从减租减息发展到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并逐渐向武装斗争的形式发展。全省近一半县份的农民提出了分配土地的要求。在阳新，农民协会将公有土地分给缺地少地的农民，并进行了丈量土地的工作。罗田县农民召开县民大会，决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黄安县的高桥、紫云等区，农民自动起来分配地主土地。面对土豪劣绅的猖狂进攻，为了保护和扩大斗争成果，广大农民自觉地武装起来，与土豪劣绅展开了拼死搏斗。阳新县农民将反动势力控制的民团武装，教育改造成农民武装，咸宁县农民自动捐资购买武器。麻城、黄安两县农民利用手中简陋的武器，组织农民自卫军和“红学”，抗击地主武装“红枪会”，以寡敌众，打败了“红枪会”的多次大规模进攻。鄂西北、鄂东南等地的武装农民以劣质武器，与夏斗寅叛军短兵相接，浴血奋战，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青年学生和广大妇女在大革命高潮中，也不甘人后。他们将斗争的呐喊汇进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浪潮之中。
　　广大工人农民在关注和争取自己的政治、经济权益的同时，也积极投身更为广泛的政治斗争。1927年1月到2月，武汉数十万工人坚持斗争，迫使英帝国主义将汉口英租界交还中国，从而改写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屈辱历史，振奋了民族精神。
　　这次群众性的大革命狂潮，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使党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为紧接其后的土地革命战争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第三次群众运动高潮发生在抗日战争初期，是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指导下，以武汉为中心而爆发的一场伟大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在准备西迁过程中，国民党党、政、军各重要机构和重要人物，在野的各党各派领袖、文化界知名人士一时齐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也从南京迁至武汉。武汉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不久，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来汉，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成立，进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新四军的创建和南方13省市中共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1938年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恢复政治部，以周恩来为副主任，郭沫若为第三厅厅长，从而放松了对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制，在中共领导下的以武汉为中心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进入高潮。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创办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各群众团体、文艺机构也创办上百种报刊，抗日救亡宣传如暮鼓晨钟，催人警醒，激人奋发；以团聚抗日群众的救亡组织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等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群众性的抗日献金浪潮席卷三镇的大街小巷，献金的人流如潮，将军与平民，商贾和市民，盲人乞丐，妇孺老叟，都在这里将自己的爱国之心与带着体温的钱币一起奉献；为支援保卫武汉的战役，广大群众捐衣、捐物，写慰问信，制慰问袋，用各种形式给抵抗日军的前线将士以精神上的鼓励和物质上的援助。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这次以武汉为中心的群众救亡高潮宣告结束。但是，它和前两次群众运动高潮一样，最广泛地动员起各阶级的爱国群众，以遏行云、截江流的伟大气势，震撼了全社会，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
　　群众运动高潮的最后消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革命要取得最后胜利，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客观真理。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群众开始建立人民军队，以革命的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历史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过大革命洗礼的湖北革命群众又转向了对革命战争的积极参与和全力支持。
　　（一）踊跃参军，保证革命军队有充足的兵源。在鄂东南根据地的阳新县大凤区，明景娣大娘把两个已成年的儿子同时送去参加了红军。五湖区有一个年轻媳妇黄英，结婚不久听说红军要招兵，便积极动员丈夫参军。当赤卫队员的丈夫想参加红军，怕新婚妻子不同意，话没敢说出口，哪知妻子倒先动员他，令他喜出望外。几天后，这个年轻的赤卫队员便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妻子，参加了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的黄安县七里区彭家洼，一次扩红运动中，20余户人家中就有20余个农民参加红军。1931年五月份上半个月中，黄（安）麻（城）两县就动员2000人以上的农民参加了红军。1931年10月17日，陂安南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在高桥区庙咀湾召开“扩红”大会，当场就有300多名青年报名入伍。随后，他们在县苏维埃主席李先念的带领下，全部编入红四军。七里区的王锡九、郑必高和紫云区的程维德、戴世英、马鞍山、来家河等村，参军者均在50人以上。有许多家庭除老幼外全家参军，如天台山吴彩藻一家即有10人参军。七里、紫云、高桥、桃花和二程、仙居等区，兄弟几人同时报名入伍，父子数人一起报名参军的家庭比比皆是。有的地方，一些小脚妇女和尚未成年的儿童，也哭闹着要求参加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湖北地区成建制走岀的正规部队就有红四方面军、红二军团、红十五军、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湖北人民的子弟。抗日战争时期，以湖北为主要根据地，李先念等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从数百人迅速发展至抗战胜利时的近6万人，湖北人民为之输送了大量子弟。解放战争时期，进入湖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在湖北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及时大量获得兵源补充，增强了战斗力，为整个湖北地区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二）全民动员，全民武装，配合正规军队作战。在各根据地，党组织发动群众，建立了由游击队、赤卫队组成的规模庞大的农民武装。赤卫队分脱离生产的常备队和不脱离生产的预备队，是地方武装的主要力量，其主要任务是警戒、放哨、送信、转送伤病员、运送粮草弹药、维护地方治安、管制地方豪绅，以及配合红军、游击队与敌人作战。他们以梭镖、大刀、长矛、鱼叉、鸟铳为武器，或自制土枪、土手榴弹、土炮、木质长短枪，日忙生产，夜袭敌人，打起仗来，顷刻千军万马，红旗招展，杀声震天，地动山摇。战事一了，顿时偃旗息鼓，各自回家，使得国民党反动派心惊胆寒，却又无可奈何。游击队员为脱离生产、身体强健的青年农民。在战争时期，他们或独立穿插于敌后，侦察敌情，断敌粮道，封锁消息，打击小股敌人，或直接参加大规模的战争，与正规红军一起打击敌人。
　　根据地的地方武装，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不断壮大，其数量远远超过正规红军。鄂豫皖根据地兴盛时期，仅黄安、麻城两县的群众武装即达20多万。湘鄂赣根据地的鄂东南各县，群众武装最多时也有10数万人。这些地方武装与正规红军一起，在广阔战场上，展开了一场宏伟壮观的人民战争。
　　地方武装配合正规军队作战的战例，不胜枚举。1931年夏，洪湖根据地大沙湖游击队选准战机，给进犯新滩口等地的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当时，侵犯之敌有2000多人，自以为兵多械足，一路烧杀抢掠，气焰十分猖狂。沿江防守的游击队无论从人员数量上还是从装备上都无法与强敌抗衡，于是主动撤入大沙湖，开展水上游击。敌调6艘火轮及一批木船载兵入湖“清剿”。游击队在掩护群众转移后，以百余人实施阻击，将蒿草塞满敌船必经航道。敌兵船行驶数里，进入湖心深处，遇蒿草而寸步难行。敌旅长强令士兵下水清除蒿草，从傍晚闹到半夜，进展缓慢。正当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挣扎前进时，游击队和赤卫队划着6只木船，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一齐向敌船开火。敌人以为被主力红军包围，慌乱开枪还击，以致自相射杀。而此时，游击队和赤卫队则驶进芦苇荡，坐山观虎斗。敌军打到天明，伤亡了100余人，方知上当，但又怕大湖里有红军主力埋伏，只好拖着死尸和伤员撤回江南。
　　人民群众的积极参战，人民战争战术的运用，使革命军队化兵力上的劣势为战场上的优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反“围剿”斗争中，红军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援，以弱胜强，打退了敌人的无数次进攻。进入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在地方武装和群众出其不意的袭击下，变成了聋子、瞎子。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捉不到矫若游龙的红军，红军却能随时“从天而降”，突然制敌于死地。解放战争时期，广大群众积极参军参战，与人民解放军一起，形成了打击和埋葬国民党反动派的汪洋大海，加快了解放战争胜利的到来。
　　（三）节衣缩食，支援前线，保障人民军队作战需要。充足的生活和作战物质供给，是革命军队强大战斗力的最重要保证。在革命战争时期，湖北各根据地人民，节衣缩食，支援子弟兵，保证了革命战争的需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安县绝大部分家庭都挂着“拥军袋”。每当做饭时，群众都习惯地从准备下锅的米中抓几把装进袋里，积攒起来，准备捐献给红军。儿童团员和少先队员也都缝制了自己的“拥军袋”。红军来了，各乡、村苏维埃政府选派代表将群众捐献的粮食、衣物集中起来，装筐扎彩，敲锣打鼓，前去慰问。
　　1931年10月至11月黄安战役进行时，黄安县留守后方的农民群众，成立了担架队、运输队、红军生活改善委员会等各种为前线服务的组织，整个黄安县，不分男女老幼，一致动员起来，正像当时流行的一首歌谣所唱的：
　　小小黄安，
　　人人好汉。
　　铜锣一响，
　　四十八万。
　　男将打仗，
　　女将送饭。
　　在历时43天战斗中，黄安县群众节衣缩食，为红军捐献棉衣、单衣2102件，草鞋、布鞋、袜底、袜子5564双，棉被152床，食油972斤，鱼、肉、蛋等副食品1221斤，银洋、铜元13元。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北人民以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从口中节粮，于冰寒中捐衣，养育并激励了在这块土地上生长、战斗的人民军队。正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援和奉献，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才渡过了物质严重匮乏的漫长战争岁月，顽强战斗，迎来了革命胜利的曙光。
　　（四）以生命掩护党的干部和革命战士。在鄂豫皖根据地，贫农曾少山带着全家和红军伤员为躲避敌人的搜查，藏进山洞，敌人凶狠的叫喊和时时响起的枪声，吓得曾少山年幼的儿子大哭起来，为了掩护伤员，他毫不犹豫地紧紧捂住儿子的小脸，直到儿子窒息死亡。毛士垅的徐大娘为隐藏两名红军，独生儿子被敌人捕去，敌人声称三天内不交出红军，就杀死她的儿子示众，大娘不为所动，两个红军的生命保住了，大娘却献出了亲生儿子的生命。
　　在中原突围最危险的时刻，广大群众向处于危急中的突围将士伸出了援助之手。南路军抢渡襄河时，因河水暴涨，摆渡极为困难，雅口村渔民，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为渡河部队撑船。渔民郑品常的妻子和儿子在撑船中，腿被炸断，腹部中弹，肠子都流了出来，仍忍着疼痛，支撑着撑稳船舵，一直坚持将部队送回西岸，最后倒在血泊中。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北地区有近百万群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红安、阳新、监利3个县的统计，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8年中，这3个县就分别牺牲群众10余万人之多。无数群众的鲜血，染红了广阔的湖北大地，也浇开了革命的胜利之花。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动员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动员和依靠群众，来夺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胜利。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改革开放只能纸上谈兵；没有广大群众的艰苦努力，现代化建设就寸步难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所作出的每一项决策，都集中了人民群众的经验和智慧，党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是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结果。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汇集人民群众的磅礴伟力，才能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更大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传家宝。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我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之中。”
　　进入新时代，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深入群众做调查研究工作，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克服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必须耐心地向群众介绍形势，宣讲政策，争取群众了解并自觉支持、执行党的政策，克服命令主义的工作作风。现在有些人却忘记了这条最简单的也是最基本的道理。他们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深入群众，甚至害怕接触群众，遇事不同群众商量，办事不发动群众参与，心中只有他自己和他依赖的少数人。这种人是断难领导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我们一定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继承我们党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的光荣传统，时刻与群众在一起，永远同群众不分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名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