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包座：北上走出险境之战

苏庆明

　　1935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所在的红军右路军艰难地穿越松潘草原，继续向北进军甘南。
　　位于松潘草原西北方向的包座，就卡在川北前往甘南的必经之路上。包座按南、北分为上包座和下包座，这一带山高林密，已经知道红军去向的国民党将领胡宗南立即组织兵力，利用山关隘路筑起碉堡阻击红军。
　　如果红军不能拿下包座，就只能被迫退回松潘草原，再次陷入敌军重兵围困。作家王树增在《长征》一书中评述：这是红军“能否脱离绝境进入甘南的生死之战”。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决定，必须拿下包座。
　　但红军情况不容乐观。参战的是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和第四军。据曾在若尔盖县文化局工作的蒲亨良说，刚走出草地部队减员很多，而且由于长时间饥饿，再加上疾病困扰，已经非常疲惫。
　　1935年8月29日下午，战斗开始打响。红三十军轮番进攻包座南部敌人守据的大戒寺。但由于敌我火力差距太大，加上大雨如注、河水暴涨，红军从下午3时到晚上9时，也仅攻占大戒寺外围的几个碉堡。

一份情报成功扭转战局

 　　尽管久攻不下，红军却有意外的收获。从一个战俘口中，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和政委李先念得到一份重要情报：由伍诚仁率领的国民党中央军主力第49师正向这里紧急增援，将于次日到达包座。
　　根据这份情报，程世才和李先念决定，停止进攻大戒寺，改为严密包围，将仅有的两个师的大部分主力部署在增援之敌必经之路上打伏击。正是这一决定，成功扭转了战局。
　　8月31日中午，战斗再次打响。红军故意派出小部队再次猛攻大戒寺，令其守敌不断要求援军迅速增援。这成功使得49师进入红军伏击圈，受到突如其来的打击。
　　“红军铺天盖地的号声和喊声令伍诚仁身边的参谋大惊失色，他向师长保证说红军的兵力至少有几万人。”据《长征》一书叙述，此战红军拼尽全力，在最后关头，炊事员和饲养员也投入搏斗，程世才和李先念到达最前沿。最终，红三十军成功击溃49师，并顺利拿下大戒寺。
　　在红三十军伏击敌49师的同时，由许世友率领的红军第四军也开展了进攻包座以北的求吉寺的战斗，艰难取胜。以血的代价，红军最终拿下包座，继续往北进军。
　　不幸的是，红军第四军十师师长王友钧在此役中壮烈牺牲。
　　略显清冷的秋风中，与外界隔着重重山路的俄若村，如今是一派寂静的美丽。
　　据“俄若塘包座战役庆功会场遗址”碑文表述，为庆祝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1935年9月7日，各参战部队在这里召开了隆重的庆功大会，徐向前、李先念、程世才等人在座，“会后部队在大坝子举行了联欢，军部文工团的同志表演了文艺节目，一方面军文艺骨干李伯钊等也从巴西乡赶来参与演出。”

周士第改造旧部战俘获表扬

　　包座战役，我军俘虏敌军800余人。为迅速改造和处理战俘，中央派周士第、王盛荣、王观澜等到包座战俘营去做工作；而敌49师，原曾是身为海南籍将领的周士第改造、领导过的部队。
　　据传记《周士第将军》讲述，1932年淞沪抗战时，周士第曾与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将士并肩战斗。
　　当年“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蔡廷锴曾派他参与改造这支部队。福建政权覆灭后，十九路军被整编，一部分参与过淞沪抗战的人员补充到49师。而在包座战役两年前，周士第还在49师当过参谋处处长。
　　传记记述，周士第一到战俘营，几乎都是熟人。许多他带过的部下，向来消极反共。周士第等人贯彻红军对待俘虏的政策，用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反蒋抗日的光荣史和阶级教育的方法施教，同时表示他们可自由选择，可以留下当红军，也可拿路费回家。
　　结果，一站队表示去向，竟然有90%的人站到“留下参加红军”一边。许多人还说：“我早就想参加红军了！”
　　周士第笑盈盈地跟他们说：“你们的师长伍诚仁是我的老同学，他如果不在战场逃走，我还要争取他和你们一块当红军哩！”
　　由于周士第等人改造战俘成绩出色，使在草地及战斗中损耗极大的红军及时得到兵员补充，后来得到了党中央的表扬。
　　（选自《海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