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战友给我一碗青稞面

谢智伦 王敏娜

　　今年101岁的邹衍老将军，13岁参加革命，19岁担任中央红军总政治部通信警卫班班长，为中央领导传递机密情报和重要信件，邹衍在漫漫长征路上执行过多次重大任务，也经历过重重磨难。长征，让他决心跟党走。长征途中的战友情，让他感恩至今。

听完毛主席的一番话，立下了跟党走的决心

　　邹衍是江西人，虽然已在东北定居几十年，他依然保持着每天喝家乡茶的习惯。
　　“我13岁开始参加革命活动，那时就想着有一天能加入红军。”10月14日，望着眼前兴国茶冒出的袅袅白气，这位101岁的老将军的思绪回到了家乡，回到了红军时代。
　　1915年11月，邹衍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崇贤乡石角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虽然先祖家业殷实，但到他曾祖父那一代开始家道败落，到他父亲这一代地无半垄、钱无一分，倒是有一笔100多块银圆的外债，日子过得极为艰辛。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邹衍从小就操持家务，虽然在祖父的坚持下断断续续地念了5年书，但最终还是辍学回家作田（即种地）。
　　然而，在旧中国，作田是一种永远也无法改变贫穷命运的谋生手段。就在邹衍对前途感到困惑时，社会发生剧烈变革，各种新的思潮和信息不断地传到古老而封闭的赣南大地。
　　从大人的谈论中，邹衍听到了不少红军“打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故事，深受鼓舞的他特别渴望加入红军。
　　1928年前后，邹衍的家乡来了一支红军队伍，在当地贴标语，开大会，打土豪。当时的邹衍只有13岁，还有些懵懂的他跟着村里的大人们加入了农民协会，为组织站岗放哨。
　　不过，邹衍心底里最渴望的还是成为一名红军。1929年春天，当他得知县里来了红军后就赶去报名，结果在县城住了5天也没报上名，人家不收他的原因非常简单：年纪太小，个子矮。但这并没有打消他加入红军的念头。
　　回家之后，邹衍先是加入儿童团，担负起站岗放哨、禁烟禁毒、破除迷信等多项任务。然后，他又加入了少先队，配合游击队活动，经过多次斗争的锻炼，邹衍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很快便成为一名共青团员。
　　1930年9月，邹衍被兴国县苏维埃政府选中，到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去学习，他加入红军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校领导和教官们的严格要求让邹衍迅速成长。但让邹衍真正明白革命的意义的人是毛泽东。
　　邹衍回忆说，那时他们正在学校附近的田野里搞演习，毛泽东带着两个警卫员恰好经过。大家请求毛泽东讲几句话，他很高兴地答应了。那次谈话，毛泽东就给大家讲了一个“分”字。“分”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毛泽东联系实际讲解了为什么要打土豪分田地，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以及革命的目的。
　　毛泽东的一番话，不仅让邹衍这些刚刚从农村出来参加革命的孩子明白了革命的意义，还在他们心中种下了坚持革命信念的种子。
　　“当时就立下了决心，不管将来遇到什么困难，都一定会铁心跟党走。”邹衍说。

长征初期 一晚上走不到七八公里

　　一句承诺，坚守一生。
　　当红军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失利，踏上漫漫长征路时，邹衍毫不犹豫地挥别父母，离开了家乡。
　　“长征开始时，并不叫长征，而是战略转移。”邹衍说，当时他在红军总政治部担任通信警卫班班长，这项工作一直干到长征结束。
　　长征出发时，为便于行军，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军委机关和直属单位被编成两个纵队，第一纵队的代号是“红星”，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第二纵队代号是“红章”，主要由在中央苏区的党政群团机关人员组成。邹衍所在的总政治部则被编在第一纵队的第二梯队。
　　“两大纵队人员非常多，加起来过万。”邹衍回忆，直至遵义会议召开前，这两大纵队才合编为一个纵队，不过那时人已经少了很多。
　　在长征之初，两大纵队的行军速度始终上不去，一个原因是人员较多，另一个原因是各级首长、各个单位携带着很多沉重的公文箱，而马匹又十分紧缺，多数要靠手抬肩挑。
　　邹衍说，当时，苏区政府各部门还将一些沉重的装备也带上了，比如印刷厂的石印机、造币厂的铸币机、被服厂的缝纫机等等。另外，中央银行和各单位的大量银圆也都要靠战士和挑夫用扁担挑。
　　让邹衍印象最深的是军委直属炮兵营的山炮炮身、炮架以及轮子都被分别拆卸下来，由战士抬着或扛着。
　　“山炮的轮子很大，一个轮子至少要两个人抬着，走走停停。”邹衍说，那时候光挑夫就有六七千人。
　　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飞机轰炸，红军基本上都是夜间行军，并且走的都是山路。
　　每天都是吃完晚饭，天一擦黑就出发，走到第二天早上再宿营。本来视线就不好，山路又十分狭窄，大家只能排成一队一点点向前挪动，一旦遇上陡坡还得停下来。
　　邹衍记得，有一次他们走了一夜，才翻过一座小山，估算一下，连七八公里的路程都不到。“这样走走停停，队伍就拉得很长，前面的部队抵近湖南湘江的时候，后面的部队还在百十公里之外。第一纵队清晨渡过湘江后，第二纵队黄昏才赶到江边。”他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