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档案留住人类珍贵的历史记忆

李明华

　　长征档案从档案形成的角度来讲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我们党和红军形成的档案，大都在中央档案馆，主要是我们党在长征过程中形成的会议记录，发出的电报、指示。这些档案在长征路上形成，并带到延安，又从延安带到西柏坡，直至最后带到了北京。另一部分是当年国民党围追堵截红军队伍时所产生的档案，主要存留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云南、贵州等省级档案馆。

长征档案收藏主体在中央档案馆

　　2003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文献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国家档案局从2002年以来，先后评审了四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长征档案是第二批列入其中的。我们一直从入选项目中，选择具有世界意义的项目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
　　对于长征档案以及所有馆藏档案，中央档案馆和省级档案馆都有专门的标准化库房加以保管，库房的温度、湿度都是有标准要求的，保持相对稳定的湿度和温度可以防止纸张发霉、变脆。同时还采取“八防”措施，包括防火、防光、防鼠、防有害气体等，确保档案不受到任何损害。

“长征档案内容以‘电报’为主”

　　长征档案的内容主要包括长征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的会议记录、发出的文件和电报，这些档案的原件除个别的在战争年代有损失外，主体都完好保存了下来。比如，当时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记录，1935年5月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出的第一次提出“长征”的布告。
　　整体来说，长征档案内容以“电报”为主。1935年10月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张浩（林育英）从共产国际带回了密电码，恢复了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一直到1936年11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这段时间所形成的电报文件，都较为完整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绝大部分已对外公布。

对人类珍贵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的保护

　　在长征时期，有些档案因战争没有保存下来。特别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意义的遵义会议，由于当时情况危急，未能留下会议记录等原始档案文献。所以长期以来，虽然对遵义会议的主要情况是清楚的，有的回忆文章也介绍了一些情况，然而由于时间久远，对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参会人员、解决问题的过程等，讲得不是很准确。
　　关于会议召开的时间，很长时间都是以会议决议标明的通过时间1935年1月8日为依据，前推两天，认为是1935年1月6日至8日召开的。1984年9月，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依据中央档案馆馆藏1935年1月13日24时以“恩来”名义致李卓然、刘少奇的电报：“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来遵义城”，认定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月15日至17日。
　　关于会议的内容，因为没有会议记录，也没有发现任何有关会议组织变动的文献记载，同样是长期以来不得其详。1957年1月，中央档案馆接收了苏共中央移交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其中有一件《（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着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目的、参会人员和作出的决议，但究竟是谁写的、什么时间写的，都不清楚。1982年4月23日，中央档案馆把这份提纲的复印件报送给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邓小平、陈云、聂荣臻、杨尚昆、伍修权（时任翻译）同志，请他们审阅，看看是谁写的。除陈云同志外，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很快回复说不是自己写的。陈云同志仔细辨认了这份提纲复印件，委托秘书转告中央档案馆：“这份东西是我的笔迹，是我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时间大约是在从威信到泸定桥的路上。”为进一步确认，陈云同志还调阅了原件。他说：“原稿用的纸不是好纸，一看就是‘拍纸簿’上撕下来的，这种本子那时在遵义是能够买到的。”
　　据手稿记载，在解决组织问题上，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会议还决定，决议发出以后由常委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达会议精神。提纲就是由此而来的。
　　红军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战略大转移，历尽千辛万苦，大半指战员牺牲在征途，在每个亲历者心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留下红军长征的历史记忆、争取援助，1936年8月5日，毛泽东亲自起草致各部队首长的电报和一封致参加长征同志的信，为出版《长征记》征稿：“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同时，又向各部队发出电报：“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至1936年10月底，共征集到稿件200余件，50多万字，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从中选定110篇，30余万字，以《二万五千里》为书名，1942年刊印。
　　1942年11月20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在《红军长征记》“出版的话”写道：“《红军长征记》一书（原名《二万五千里》），从1937年2月22日编好直到现在，已经5年半以上了，其间因编辑的同志离开延安，而伟大的抗日战争又使我们忙于其它的工作，无暇校正，以致久未付印……本书的写作，系在1936年，编成于1937年2月，当许多作者在回忆这些历史事实时，仍处于国内战争的前线，因此，在写作时所用的语句，在今天看来自然有些不妥。这次付印，目的在供作参考及保存史料，故仍依本来面目，一字未改”“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有执笔者多半是向来不懂得所谓写文章，以及在枪林弹雨中学会作文字的人们，他们的文字技术均是绝对在水平线以下，但他们能以粗糙质朴写出他们的伟大生活、伟大现实和世界之谜的神话，这里粗糙质朴不但是可爱，而且必然是可贵”。
　　（选自《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