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挽救党和红军的六次重要会议

　　　在纵横十余省、长驱数万里的长征中，党和红军召开的这些重要会议，正确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三个全局性问题：一是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二是怎么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三是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及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作斗争的问题。由此，保证了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确保了红军的生存和长征的最后胜利。这一点在遵义会议前后的几次重大会议上，得到了有力体现。

通道会议  向敌人力量薄弱处进发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8．6万人告别中央根据地，开始了战略大转移。
　　同年12月上旬，根据当时长征中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博古、李德不予采纳，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上。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再次建议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避免进入敌人的包围圈，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认可，史称“通道转兵”。
　　此次会议研究行军路线的改变问题，虽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通道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经通道进入贵州黎平县境。

黎平会议  筹划进行人事变动

　　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2月18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对红军的行军路线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乌江边一个叫黄平的橘子园地里。此时，张闻天因身体不好坐上了担架。橘子园里，他和王稼祥头挨头躺在一起。王稼祥问张闻天：“也不知道这次转移，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叹了口气：“唉，没有个目标，但是这个仗这么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接着，他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了，还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吧。”张闻天这两句话，正好说到了王稼祥的心坎里。这个时候，红军已经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行战略行动，并且已经出现了转机。如果这个时候让毛泽东出来主事，应该顺理成章。
　　橘子园中担架上的谈话，使原来在黎平会议决定的在遵义地区召开会议又增添了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即要求进行人事上的变动。由此，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猴场会议  限制博古、李德指挥权

　　1935年1月1日，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瓮安的猴场。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 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错误主张。
　　猴场会议作出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加强了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等于开始动议限制博古、李德指挥权。
　　猴场会议是红军进入贵州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奠定基础。会后，红军主动出击，强渡乌江天险，攻占了遵义城，从而掀开中国革命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