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平易近人的中央秘书长

邓寿明

　　邓小平，四川广安县人。长征路上，任党中央秘书长等职。在协助中央核心领导工作期间，参加了党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长征，使邓小平亲自经历和见证了中国革命是如何在惊涛骇浪中转危为安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长征路上编《红星》

　　邓小平曾领导创建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任红七军、红八军政委，到中央苏区后任瑞金中心县委书记等职，由于他坚决抵制左倾错误路线和拒不承认“错误”，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后在王稼祥等人的极力帮助下，到红军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兼《红星》报主编。长征开始时，邓小平仍然背着“右”倾错误和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的包袱。长征后，根据地的另外两个报刊《红色中华》报和《斗争》相继停刊，《红星》报就成为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唯一的报纸了。白天，邓小平和红军指战员们一起行军作战，一到宿营地后，就开始搜集各军团的战况，并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撰写文章，指导全军的军事行动。为了及时出版报纸，邓小平经常在马背上编稿、写社论，停下来就埋头排版、书写美术标题、刻蜡版、搞油印。行军中邓小平看到，由于红军仓促上路，准备太差，在萧瑟的秋风中还有不少战士没有鞋子穿，甚至光着脚行军。为此，邓小平在《红星》报上发表了《怎样解决草鞋问题》的评论。邓小平在社论中呼吁各军团、各师、各团、各营的领导都要把解决战士们的草鞋问题，提高到减少病员和巩固红军战斗力的重要位置上认识，并提出了解决草鞋的具体方法。
　　长征途中，邓小平发现红军缺少防空知识，引发了不少的伤亡，于是他在《红星》报上发表了题为《加紧部队中的防空工作》的文章，及时介绍防空知识和对空射击方法。邓小平还通过《红星》报对红军战士进行防病教育，要求红军指战员们“注意卫生，不吃冷水”，办法是每人做一个竹筒，装上开水，行军作战都能用。《红星》报还注意宣传红军指战员中的优秀事迹，通过榜样的力量，鼓舞士气。

党中央秘书长

　　1934年12月18日，转战到贵州的红军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后，邓小平被调任中央秘书长。不久，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以秘书长的身份自始自终参加了会议，虽然他没有在会上发言，但他毫无疑问地是毛泽东路线的坚定支持者。
　　作为这次会议的亲历者，他在后来到遵义会址参观时回忆说：“那时，也是第二次当中央秘书长，我坐在会议室临窗这一角。会后又和毛主席、张闻天一起长征。”他还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直到遵义会议，才形成了一个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在此以前，没有形成过真正的领导核心。”遵义会议既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应该说也是邓小平政治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他由遵义会议前因坚持真理而遭到排挤打击转变为受到信任，并转换到重要的领导工作岗位上来，成为中央领导的助手，从此得以充分施展他的才华，也为他后来更为光辉的战斗历程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实施了四渡赤水之战，邓小平说四渡赤水之战是：“和敌人兜圈子，打奇袭的运动战方式，好比‘猫捉老鼠，老鼠捉猫！’强大的敌人欲‘捉’红军，不想却被红军引得昏头转向地团团打转，结果反被红军一再重创”。红军甩开围追堵截的敌人后，于1935年6月中旬来到海拔4600多米的夹金山下。夹金山终年积雪，通行道路地段多在海拔4000米左右。稍作准备后，在一个天刚蒙蒙亮的早晨，中央纵队开始了征服夹金山的行动。邓小平和所有红军指战员一样，背着简单的行李，手执一根一米多长的木棍，开始一步一步地丈量千年的雪山，到暮色苍茫时，部队才艰难地越过夹金山主峰，晚上就在人迹罕至的山谷中露营，第二天在懋功县达维镇和四方面军会师。在这里，邓小平遇到了与他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四川老乡（达县人）傅钟。他们的私交深厚，傅钟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看到老朋友既没有马，衣着也十分单薄且有些破烂，便立即慷慨解囊，送给被邓小平称为终身难忘的三件宝：“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这三件东西在当时顶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