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一老者——董必武

　　董必武1886年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畲，号壁伍。1903年考取秀才。1905年考入湖北“文普通”学堂，1910年毕业，获清朝学部授予的拔贡学衔。后在黄州任教员。1911年参加了辛亥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4年考入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6月回国从事反袁活动，两次被捕入狱。1916年出狱后再度赴日本。1918年回国，参加护法运动。1919年在上海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创办武汉中学，教授国文。1920年秋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武汉小组代表。随后建立和发展湖北省的党组织，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湖北民运部部长，湖北省委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领导筹建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并任湖北省国民党工作委员会主任，国民党  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1932年回国，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庭主席，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
　　1934年10月，中央决定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主席，年已52岁的董必武随军长征，同时决定与他结婚不久的妻子陈碧英留在根据地打游击，陈碧英服从组织决定，跟随留守红军坚持斗争，后到闽粤边界石坪的兴梅地区开展党的秘密工作时，不幸被国民党逮捕，壮烈牺牲。
　　红军北上长征时，中央纵队成立了一个干部休养连，共有100余人。这支特别的队伍中，有音乐家、戏剧家、文学家，许多是年老体弱、生病负伤者，其中有30多人是女性。当时董必武也被编列在内，并任这支特殊连的党总支书记。
　　为了带好这支特殊连队，董必武在出发前认真招呼着每一个队员，仔细核对人数，检查每个人的行装，做好远征的充分准备。从瑞金出发不久，蔡畅、贺子珍等人向周恩来提出，女人有女人的特点，不便与“休养队”混杂。另外，女战士多系青年，应该与男战士一视同仁，最好单独编队。于是，中央纵队总卫生部卫生支队决定创编一支妇女队。后在杨尚昆的推荐下，董必武出任妇女队的“胡子队长”。
　　妇女队一路要运载60副担架，每人肩扛两副。而且，为了躲避敌机袭击，全是夜行军，不准点火把。董必武便把妇女队按体力大小分成了两组，弱组一人扛一副，强组两人抬五副。虽然，当时的担架不太重，只用两根木棍，中间用布条网成，但是每逢天雨路滑，肩上扛着担架还是寸步难行。于是，在途中，董必武从队前跑到队后，鼓励着队员们，有时也替她们换换肩，有时滑倒摔在泥坑里，满身皆是泥浆，还不忘逗几句“泥人董”的笑话，惹得大家兴奋不已。董必武为激励队员，还编唱了一首《担架歌》：“担架担架，既担又架。巾帼好英雄，须眉也认下”。妇女队的队员，也个个将董必武当作“慈父”一样看待。她们还编了几句顺口溜：有了必武，我妮必胜。夜行八百，有盏明灯。日思万里，笑望前程。
　　在这支由妇女组成的特殊长征队伍里，董必武承担了许多一般男人所难以胜任的工作。红军行军至贵州时，突然有一天邓发的妻子陈慧清临产。董必武、侯政与随队医生急忙让两名民工把陈慧清抬到路旁的一间破房子里，医生负责接生。董必武与侯政在房外等候。这时，敌机在上空盘旋，地面又有敌人追来，双方交火的枪声已听得一清二楚。因为陈慧清生孩子，红五军团阻击尾追之敌，还伤亡了几个战士。董必武一直在门外直到陈慧清顺利产下孩子才去追赶部队。
　　遵义会议之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中央红军总部为董必武等被称作“我们党的宝贵财富”的老同志每人配备了一匹马。为此，周恩来还给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下了一道保护好董必武等革命老人的特别“命令”。毛泽东知悉董必武所经历的艰难困苦，觉得有疚于这位年事较高的老战友，决定不再让他担任妇女队长，将其调至林伯渠主管的“没收征集委员会”任委员，兼任中央纵队干部休养连党支部书记。毛泽东还将一双未舍得穿的胶鞋，送给董必武，略表由衷的敬意。
　　长征途中董必武认子的故事一直为人们所传颂。
　　当红军过草地时，董必武原来那只溃烂的脚再度发炎，连骑马都很困难，只能拄着拐杖在污泥草地上拖。此时，跟在队伍中的原中央党校学生、红军战士曾凯旋决定亲自背驮董老行军。当背到第28天，终于把董老背出了草地。但董老的那只烂脚，由于途中没得到治疗，溃烂越来越严重，疼痛难忍，一天下午竟痛得昏了过去。
　　正在大家无可奈何的时候，曾凯旋忽然发现附近有一种叫“钻地蜈蚣”的草药，他忙拔了几株，告诉大家，这种草能消炎止痛，治疮毒有疗效。他眉头舒展了几下，毫不犹豫地把董老的烂脚抱在自己的胸前，俯下身子用嘴去吸出烂脚的脓血，一口一口，直到吸干净为止，然后给他敷上“钻地蜈蚣”。大家看着曾凯旋舍己救人的壮举，眼泪盈眶，非常感动。当董老苏醒过来，发现医师、护士一个个泪眼汪汪，
　　不知为何。一听大家对他说的情况之后，董老万分感动。他把曾凯旋拉到自己身旁，心疼地说：“凯旋，你不该这样蛮干，会中毒的。你背我走了几十天，吃尽了苦头，如今又这样待我，我怎么感谢你啊！”
　　曾凯旋说：“校长，这是我该做的事……我父亲早逝，看到你就像看到父亲一样。”
　　董老感动地握着曾凯旋的手说：“凯旋，你就是我的儿子。”就这样，董老认曾凯旋做了干儿子。
　　过草地不久，曾凯旋突然病倒了，久治不愈，董老无可奈何，留下八十块银洋，挥泪把他寄养在一个农民家里，委托那位好心的人为他料理后事。部队走后，曾凯旋奇迹般地渐渐康复了。病愈后他便去追赶部队，不幸被国民党军队抓住，押回原籍。
　　1975年董必武病重期间，曾经向前来探望的周恩来提出要见曾凯旋这一儿子最后一面的要求，可惜此时曾凯旋也是重病在身，无缘见上董老一面，不久与世长辞了。
　　经过万难千险，年逾半百的董必武最终跟随中央红军到达了陕北。1936年初，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不久，平时滴酒不沾的董必武，却特地邀请妇女队的队员喝酒庆贺。他赞许这些“长征中的女英雄”，并即兴作诗日：
　　四渡赤水若等闲，大渡天险亦心坦。
　　夹金山上积雪奇．茫茫草原何足难。
　　红军女英爽夙志，风卷神州红烂漫。
　　古来旧观须推翻，巾帼敢顶半片天。
　　在延安期间，董必武参与了由丁玲主编的第一本记述红军长征的史书，原名初为《二万五千里》，1942年由总政治部更名为《红军长征记》，作为内部参考印制发行。2006年9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根据从美国保存的该书原版重新公开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