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刀锋淬火显英雄

李 泉

　　二万五千里长征，不仅是攸关中国革命前途的艰险征程，也是我党我军优秀干部成长壮大的摇篮之旅。
　　1934年10月长征前夕，中革军委将红军大学、公略步兵学校、彭杨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编成干部团，下设4个营和1个上级干部队，共千余人。
　　这是一支极为特殊的部队，其成员都是从部队选调上来的战斗经验丰富的军政干部。这支队伍既要为红军培训后备干部，也要保证行军途中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安全，是一支重要战斗力量。行军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久经沙场的高级干部，经常走在这支队伍中。
　　这支精锐之师的指挥者，就是经历传奇、鼎鼎大名的战将陈赓。
　　长征途中，他率领干部团突破乌江天堑、飞越皎平渡、走过雪山草地，书写了许多生死关头力挽狂澜的精彩篇章。

一

　　长征开始后，干部团随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行动，主要任务是担当军委纵队的前卫和沿途警戒、掩护，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必要时也参加一些战斗。
　　别看干部团人数不多，但兵精将猛装备好，不仅拥有6门迫击炮和6挺重机枪，而且每名官兵配备一长一短两支枪，再戴上缴获敌人的钢盔，一出动人们就认出是干部团来了。
　　时任干部团政委的宋任穷回忆道：“我们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尽量利用行军宿营或部队休整间隙，对干部进行训练。如进行过遭遇战、伏击战、强渡江河、穿插迂回、袭击等军事科目的训练。”
　　1935年元旦，在辞旧迎新的鞭炮声中，干部团奉命在乌江上架设一座浮桥。这是干部团在长征中第一次执行作战任务。
　　时任干部团团长的陈赓亲率特科营工兵连星夜急行军30公里，赶到渡口。
　　冒着对岸敌军的猛烈炮火，陈赓在江边指挥工兵连官兵把用木排搭架的门桥送入江里。但由于水深流急，河底石头大而光滑，桥桩难以固定，立刻就被狂涛惊浪卷走，几次架桥都失败了。陈赓紧急召开“诸葛亮会”，发动大家开动脑筋，出主意想办法。有人提议：用大石头做锚把门桥拖住。陈赓立即在现场进行试验，但还是不行。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渡口边架桥工作仍无大的进展。据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军事教员宋时轮回忆：“陈赓跑上跑下急死了。当时有个俘虏叫何涤宙，是工兵学校毕业的，陈赓找他谈话，动员他为人民立功。”
　　何涤宙不愧是科班出身，果然有一手。他和干部团工兵教员谭希林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采用竹子编篓，周围捆上几根用火烤过削尖的竹竿，然后在篓中装入石头，两个竹篓上下扣住，中间用硬木架成十字，捆绑结实后沉入江底，以此代锚，固定住浮桥。
　　经过36个小时的艰苦搏斗，工兵连终于战胜天险，把浮桥架到了江对岸。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得以迅速渡过乌江，直下遵义。中央红军第一次强渡乌江，陈赓和他的干部团功不可没。

二

　　长征途中，干部团打的第一场恶仗便是力挽狂澜的生死之战。
　　1935年1月24日，红1军团进占土城。27日，当红军主力全部抵达土城一带时，川军4个团尾追而来。中革军委遂决定发起土城战斗，消灭追敌。
　　谁知，最初的战斗很不顺利。川军依托有利地形，在优势火力掩护下发起反扑，步步进逼土城，甚至一度突破了红军防线，一直攻到了白马山红军总部指挥所前沿。
　　虽然红军打得英勇，伤亡却不断增加，进攻成效也不大。
　　土城之战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成败关系全军士气。为扭转不利局面，毛泽东把手里的最后一张王牌拿出来，急令干部团投入战斗，实施反击。
　　陈赓临危受命，亲作动员，令特科营重机枪掩护，1营担任主攻。
　　这场恶仗打得异常激烈艰苦，1营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接近山头时，与敌人纠缠在一起，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
　　干部团当时装备了冲锋枪和钢盔，敌人从没见过戴钢盔的红军。更令他们胆怯的是，干部团前仆后继的精神和一刻不停的反冲锋。
　　毛泽东在看到川军凶猛的进攻被干部团压下去后，高兴地称赞道：“这个陈赓行，可以当个军长！”
　　然而，这一仗，干部团损失不小，伤亡近百人。宋任穷向毛泽东汇报：“干部团的学员都是连排以上的干部，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这样使用代价太大了。”毛泽东也非常惋惜地说：“对啊，对干部团的学员用是要用的，但这样用不行。以后要注意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