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质斌：走过长征的红色报人

刘一颖　陈巨慧

　　1935年1月，任质斌开始在《红星报》工作，他与陆定一和其他三位工作人员在“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恶劣环境下，坚持办报，十天或半个月一期，每期油印七八百份，分发各个连队。
　　9月，在北京的一处职工之家一楼大厅，任全胜接受采访，讲述其父任质斌“书生长征记”的经历与故事。

中央苏区与《红色中华》报

　　“父亲的一生，可以用三个‘唯一’来概括。”任全胜对记者说，“首先，他是唯一一位由北方局抵达中央苏区学习武装暴动经验的青年学生。”
　　在天津，任质斌见到了一起前往南方学习的同志:一位唐山的工人和一男两女三位学生。一行五人乘轮船前往上海，再转赴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10月中旬，他们抵达上海，并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根据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决定，河北省委赴苏区参观团只任质斌一人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其他四人另作安排。
　　当时，蒋介石正纠集四十万大军，准备发动第四次“围剿”行动，国民党军队已将中央革命根据地团团围住。任质斌的任务就是突破重围，进入苏区，学习掌握革命经验和实践方法后，从苏区返回北方。为了能顺利将其送进被层层围住的苏区，上海地下党选择了一条隐秘中央交通线:不经香港、直放汕头，经潮州、大浦、清溪、永定潜赴中央苏区。
　　在中共地下党的护送下，任质斌安全到达瑞金城东北方向的叶坪村——当时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地。报到后，任质斌随团参观瑞金、宁都、兴国、胜利等县，对政权建设、地方武装、群团建设、经济建设、教育事业、文化事业等方面形成全面深刻的认识。白天参观学习，夜晚记录整理，任质斌常常忙到天亮，他还在临时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报上发表《参观兴国以后的感想》一文。一个月的参观结束后，任质斌积累了丰厚的参观感悟和资料，准备带回北平，用于实践斗争。可谁知，他却回不去了。
　　因局势动乱，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撤离，秘密交通线终止。加之在苏区的一个月，任质斌因其认真的工作态度，崭露头角，得到组织认可。1933年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部长任弼时找来任质斌，宣布组织决定:留任质斌在中央工作，担任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代理主席。
　　任质斌上任不到半年被调任到《红色中华》报任专职编辑。与之前在报社工作的谢然之，一起承担《红色中华》报的编辑出版、“参考消息”的编印、为红色中华通讯社提供播发新闻、《工农通讯员》的编印等工作。1934年1月，瞿秋白来到中央苏区，担任《红色中华》报社社长兼主编，任质斌任秘书长，实际工作由任质斌主持。“常驻在编辑部的几个人，工作很是辛苦的。采访、写稿、译电、刻蜡纸、校对，什么都干。夜以继日，很少休息娱乐。”任质斌晚年写道。作为中央机关报的负责人，任质斌采访了许多中央领导人，并向他们汇报工作、听取对报纸工作的指示。
　　1934年，中央苏区形势越来越严峻，反“围剿”作战消耗极大。面对日渐拮据的财政状况，人民委员会提出节省行政费的要求。任质斌认为，空喊口号效果甚微，应列出落到实处、明确细节的具体措施。在征得上级同意后，任质斌策划推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支持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活动。3月13日，《红色中华》第一版刊发了号召书。号召一出，反响强烈，节省运动浩浩荡荡展开，在苏区形成燎原之势，取得良好成效。
　　节省活动的成功，让任质斌获得加入共产党的机会，在其风头正劲、准备大展身手之时，却忽然被撤职了。
　　起因是，博古的一篇“扩红”长文《我们的位置在那边，在前线上，站在前线的最前面!》交给任质斌，让其发表在《红色中华》上。任质斌立马安排，准备在《红色中华》第189期第一版整版见报。《红色中华》印刷由中央印刷厂负责，由于印刷厂的主要任务是印发钞票和公债券，以及印制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的文件和布告，《红色中华》的印刷不时会因此被延误。原定于5月16日出版的《红色中华》因印刷厂其他紧急工作，被推迟几天印发。任质斌以为，此事责任不在报社，是正常的“延误”，向上级说明情况便可。谁知，几天后任质斌受到严厉批评，被宣布撤职。被撤职以后，任质斌继续编辑工作，更加认真、勤勉。

书生长征记

　　“父亲的第二个‘唯一’，是唯一一位跟随红军长征的《红色中华》报人。”任全胜说。
　　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情况日渐危急。长征，成为中国共产党寻求生机的唯一出路。1934年10月3日，《红色中华》出版第240期，这是长征前最后一期。党政工团和后勤部队、卫生部门及担架队组成第二纵队，近一万人，由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本应属于该纵队的任质斌却不在行军名单中。李维汉亲自安排任质斌跟随红九军团走，并写了介绍信，让其到会昌县城等候部队，一起长征。11日夜晚，红九军团抵达会昌，任质斌连夜前去报到。
　　这是任质斌第一次在部队中生活，以前虽有下部队采访的经历，但时间较短，并不算真正的军旅生活。初入部队的任质斌，生活处处不适应，半生不熟的行军饭，和衣而睡的宿营觉。但很快，任质斌学会了打背包，习惯了半夜启程的生活。10月21日，红军在古陂、新田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红九军团在大庾黄龙阻敌，付出惨重伤亡，紧接着，红军突破了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封锁线。任质斌第一次直面激烈的战争，战争的冷酷与残忍，震撼着内心深处，对战争有了深刻的认识。他积极投身于宣传工作，编写战报，帮助护理伤员。任质斌一边跟随队伍行军，一边采访、编写新闻稿件，为部队编印传单式报纸，刻蜡纸、油印，鼓舞士气，并向沿途群众进行动员、宣传。
　　任质斌的出色工作，受到上级认可，中央纵队来电，派任质斌去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工作。1935年1月，任质斌开始在《红星报》工作，他与陆定一和其他三位工作人员在“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恶劣环境下，坚持办报，十天或半个月一期，每期油印七八百份，分发各个连队。
　　随军委纵队，任质斌来到金沙江畔，据其晚年回忆:“渡江的场面是很壮观的!人在船上牵着缰绳，马和骡子浮水过。我不会浮水，就拉着马尾巴浮在水上，昂着头过了江。”过江后，任质斌被调到渡江指挥部工作，而此时渡江指挥部正因征集的船只太少而头疼不已。在指挥部统一协调与安排下，任质斌和其他同志开始张贴布告、动员船户支持、宣传渡江纪律的准备工作。通过积极有效的宣传与动员，由最初十八人船工增加到三十五人。在船户的支持配合下，红军胜利渡江，没有留下一人一马。
　　1935年 5月12日，军委纵队抵达会理城郊的铁厂，并举行扩大会议，史称会理会议，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会议结束后，任质斌被分配到红三军团，负责编辑《战士报》。《战士报》归军团政治部主管，是八开油印小报，共出版二百多期，现存世只有三期，其中1935年9月27日出版的第194期和9月30日出版的第195期是任质斌在长征途中进入甘肃后所办。
　　任质斌跟随红三军团爬雪山，过草地，他晚年回忆说:“部队在爬雪山中途站着休息时，有一个同志离开队伍去解手。部队休整后要继续前进，我就跑过去喊他快走，那个同志蹲在那里不说话，只是表情僵硬地冲着我笑。我就把他搀起来，刚一松手，他就倒在雪地上死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但是永远记着他临死前被冻僵的有点古怪的笑容。过草地更艰苦，一望无际的草原，树很少很少，草长得近一米高。我们八九月从那里过，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下雨，草地都是湿的。有很多暗沟被草遮了起来，人一旦踏上去就很危险。沟里都是泥沼，要是和队伍在一起，如果踩下去，其他同志可以帮忙拉出来；如果自己一个人踩下去，就很危险，越挣扎陷得越深，直到灭顶。草地没有粮食，带的干粮吃完了，就吃草地上一种野蒜。雪山六十里路以内没有人烟，以外有很少的人家，草地呢，根本就没有人烟。”
　　任全胜说：“我父亲是唯一一位在中央纵队、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九军团工作过的新闻工作者。这是他的第三个‘唯一’。”
　　（选自《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