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回忆里的长征——生生死死战未休

萨 苏

　　1934年12月1日黄昏，冬季的湘江如一条带子从广西界首的山脚下蜿蜒而下，却比往日多了一点异样——平时澄清的江水变成了红色，不时有人和马的尸体、各种辎重从上游被冲下来，滚滚而下。
　　江边的山麓上，有一片已经千疮百孔的阵地。炮弹剖开地表，把苍翠的山峦变成了灰黑色，已经弹尽力竭的红军指战员仍在这里拼死坚守。而就在这片阵地上，战斗间歇中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两名红军将领之间进行。这两名将领，便是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宗逊和政委黄克诚。
　　他们争论的焦点是——现在部队何去何从，要不要撤。
　　张宗逊认为，上级的命令是固守此地，没有新的命令下来之前，我们必须在这里坚持下去。而黄克诚的见解是，我师任务为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12月1日下午，中央纵队从界首渡口完成了渡江，任务已经达成，因此不应该继续滞留此地，必须尽快撤离。
　　周围敌情险恶，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人，张宗逊也嗅出了空气中危险的味道，甚至他感到，上级可能并非没有新的命令，而是由于战况险恶，通信人员未能抵达一线阵地。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军事顾问、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那一套呆板的战术一向要求红军不惜代价，死打硬拼，给一线指挥官的自主权越来越小，稍有异议就会被扣上“右倾”“动摇”的帽子。所以，张宗逊对此时是否撤退难以下定决心。以他刚烈的性格，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能被扣上这样的帽子。
　　在红军部队中，政委有最后的决定权。关键时刻，深知张宗逊性格的黄克诚摘下了自己那副深度近视镜，说道：“你迅速指挥部队撤离，去追赶主力，一切由我负全部责任。”黄克诚通过行使这一权力，把责任揽到了自己的身上，使第四师得以避免被歼灭的危险。不久，在龙胜县境内的两河口阻击战中，黄克诚再次行使这一权力，并让师政治部主任张爱萍带领一支部队先撤走，交替掩护师主力撤出战斗。
　　事实证明这两次的决策十分果断正确，湘江战役中，在另一翼阵地上执行断后阻击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因为后撤得稍缓，遭蒋军合围而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重伤而死。在两河口，白军两个主力师和一个主力旅已经如两把大钳子剪向红四师的两翼，却因其及时撤离而扑了个空。
　　几十年后我们追寻湘江血战的痕迹，不禁被黄克诚敏锐的战场感觉所折服。同时，也会感到他当初下定决心时心中的痛切——他再也不愿失去一个搭档了。
　　在此前的1年时间里，担任红四师政委的黄克诚已经换了3个搭档。
　　第一个搭档是张锡龙。1933年12月，刚到第四师仅半个月的黄克诚参加了黎川以南的团村战役。此战红三军团歼灭敌军一个师，但却失去了师长张锡龙。黄克诚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和张锡龙来到阵地前沿察看地形，选择攻击地点。在我们侧面不到1000米的一座山头上，驻有一股敌人，但我们当时并没有发觉。我们两个人举着望远镜看地形，又是站在高处，过于暴露，被侧面山上的那股敌人发现了。敌人用机枪对准我们扫过来，一颗子弹正打中了张锡龙的头部，子弹从张锡龙的头部穿出之后，又打掉了我的眼镜。眼镜一掉，我就什么也看不清楚了。我赶忙蹲下身去摸眼镜，手刚触摸到眼镜，还没等拣起来，就听到张锡龙在一旁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我拣起眼镜一看，已被子弹打坏，忙掏出身上的一副备用的眼镜戴上，定眼一看，张锡龙已牺牲了。”
　　第二个搭档是师长洪超。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第四师担任红三军团的先头部队。黄克诚和洪超率第四师离开于都后，奉命向南疾进，在信丰一线苦斗陈济棠部，将其击溃，于10月21日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但洪超不幸于此役牺牲。
　　张宗逊是黄克诚在第四师的第三个搭档。一年之内三易师长，充分说明了长征开始前后革命斗争的惨烈。
　　黄克诚走过的长征路线，是长征最典型的路线，即从江西出发，渡过湘江到达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穿越彝族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而后翻越雪山，穿过草地，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在吴起镇会合。几乎长征中每一个重要的场景，他都曾经历。但是在其回忆录中，却很少有对这些大场面的回顾，而更多的是对一个个战友的追忆。
　　就在红军大战娄山关之际，黄克诚的战友——第十二团政治委员钟赤兵和参谋长孔权身负重伤。两人都是腿部中弹，骨头被打断，因为伤势严重，只能截肢。然而，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医生认为不具备手术条件。按照规定，卫生部门决定将一批不能随军一起行动的重伤员就地寄养，其中便包括了钟赤兵和孔权。此时，四面皆敌，红军的伤员常常面临悲惨的命运，大家对他们的安全都很担心。
　　钟赤兵性格刚烈，说什么也不肯留下来，谁劝要和谁拼命。黄克诚回忆，钟赤兵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硬是咬紧牙关锯掉了一条腿，而且因为感染，先后竟锯了3次。最终，战友们决定将他抬在担架上一起走。
　　受了这样重的伤，钟赤兵却创造了奇迹。黄克诚看到，由于年轻且身体强壮，钟赤兵恢复得很快，不久竟然可以骑马，一条腿翻上翻下，跳跃自如，一直坚持长征到达陕北。1955年，钟赤兵被授予中将军衔。
　　孔权因为伤势太重，被迫留下，和部队失去了联系。黄克诚等人都以为他牺牲了，没想到建国后却接到了这位老战士的来信。后来，当年的红军战将成了遵义纪念馆的第一任馆长，在那里陪伴着逝去的战友，向人们宣讲他们的事迹。
　　其实，黄克诚自己也在长征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危难。
　　1935年2月28日，国民党军对攻占遵义的红军发起猛攻，黄克诚率已经被缩编为红军第十团的红四师死守城郊制高点老鸦山，以2500余人的部队与周浑元、吴奇伟纵队苦战。激斗中，张宗逊再次负伤，参谋长钟伟剑战死，黄克诚亲自指挥一挺重机枪与敌死战。幸好，陈赓率领干部团及时赶到，配合红一军团包抄敌后，打垮了敌军。敌人被一直追到乌江边，被俘的就有3000多人。
　　会理会议后，因敢提意见遭到误解的黄克诚调任侦察科长。黄克诚这个侦察科长，当得异常辛苦，经常遇到险情。有一次搞侦察时，高度近视的他竟然误入了敌人的机枪阵地，遭到敌军扫射，差一点被敌人打死。但后来，他却不经意地回忆说：“敌人好几挺机枪一齐冲我开火，居然都没有打中，我还是活着回来了。”
　　长征是一段异常艰苦的征程，很多时候战友之间的一点相互支撑，会变得弥足珍贵，成为生命的支撑点。
　　过草地的时候，部队断粮了，饥寒交迫的黄克诚发现前面有一个人拄着木棍，步履蹒跚。黄克诚赶上前去一看，原来是原红三军团后方留守处主任张平凯。张平凯告诉黄克诚，自己因为有病，掉队了。
　　草地行军十分艰难，今天掉队，明天便意味着可能失去生命。黄克诚看到老战友的样子，马上派人找来卫生员给张平凯看病，并对他说：“今天已经这么晚了，你先在我这里住一晚上，明天再追赶队伍。”
　　黄克诚此时也在挨饿，但他的干粮袋里还有一块珍藏很久一直舍不得吃的獾子肉。他把肉拿出来，加上点豆子，让人给张平凯煮了吃。张平凯很过意不去，因为他知道，在这松潘草地上根本搞不到粮食，没有谁能吃饱肚子。他对黄克诚说：“把你的粮食吃了，你该饿肚皮了。”黄克诚一边让人端给他吃，一边和他聊起来1932年两人并肩作战时的事情。不知不觉，两人仿佛忘记了饥饿，开始憧憬充满希望的明天。
　　两个人和战友们相互扶持着，果然走出了那片吞噬了无数红军战士的险恶之地。黄克诚胜利走完了长征，并很快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黄克诚回忆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的一幕，是在1935年10月19日。这一天，他们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
　　看到陕北红军张贴的标语和苏维埃的布告时，黄克诚感到十分亲切、兴奋。然而，战斗一直进行到了最后一刻。就在吴起镇，敌一支骑兵跟踪而来，虽遭到红军迎头痛击，被击溃逃走，但第十团团长黄珍于此役牺牲。黄克诚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央红军主力历时一年，纵横十一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宣告胜利结束。此时中央红军主力只剩下六千多人。”
　　这些珍贵的种子不断发展壮大，在十几年后，建立了新中国，这正是他们那些倒在长征途中的战友们心中的梦想。
　　( 选自2016年11月11日《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