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上最深的印记 是浦东烙下的

　　今天，站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回看上世纪90年代初的浦东，似乎还能听到那片农田与旧宅之上，历史之门开启的隆隆声。
　　当时，新成立的浦东新区管委会仅800个党政干部编制，史称“浦东800壮士”，带头人是时任管委会主任的赵启正。
　　做过上海市副市长，当过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但他身上最深的印记，却是浦东烙下的。

甘心，就不是上海了

　　凡跨江河而建的国际大都市，如横跨泰晤士河的伦敦、横跨塞纳河的巴黎，无不两岸均衡发展、交相辉映。唯独上海像个“跛子”，20世纪初浦西初现繁荣之相，而浦东直到20世纪80年代，主要仍是广袤农田。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很多年里，这句话几乎成了“至理名言”，但在今天，再说这话就是“不合时宜”了。
　　其实，早在1997年5月17日，时任法国总统的雅克·希拉克站在浦东的土地上演讲时就曾一语道破：“大运河是历史，长城是历史，浦东开发也是历史。”
　　那么，浦东开发史的书页，是如何打开的？
　　面对记者的提问，赵启正微微闭上眼，再睁开时，瞳仁中有激情在燃烧。
　　上观：1990年4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宣布：中央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这一决定，把开发浦东从地方战略构想提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决策，引起了世界的瞩目。作为上海领导班子里的一员，您当时感到吃惊和意外吗？
　　赵启正：不意外，机会是靠自己争取来的。那年年初，刚从国家领导人岗位上退下来的邓小平同志又一次来到上海过年，我们上海的干部抓住时机，向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汇报了开发浦东的构想。
　　上观：怎么会想到开发浦东？
　　赵启正：我们并不是第一代“惦记”浦东的人。早在1918年，孙中山先生就在他的重要著作《建国方略》中明确提出，要以浦东为基地建设东方大港，但没有具体的方案。而且，因为“革命尚未成功”，这一开发计划如同辛亥革命后他的铁路开发计划一样，皆成泡影。还有黄炎培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曾发动浦东同乡，以发售股票的办法筹集资金，在浦东铺设由庆宁寺到川沙城的铁路，后又延长至南汇祝桥镇，全长35公里。这条铁路一直运行到20世纪60年代。但这种小规模的开发对于浦东和整个上海面貌的改观，影响甚微。
　　上海解放前，国民党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曾酝酿、制定了一个“大上海计划”，包括在浦东建立一个大港区，及在陆家嘴建设一个新市区等。国民党政府还在“都市计划委员会”下专设越江工程委员会，由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赵祖康主持，拟定了三种越江方案，拨款2亿元作为设计费用。但当时的恶性通货膨胀使这2亿元迅速贬值，很快就只够买一袋大米了。
　　上观：可见，浦东的命运始终与上海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赵启正：国家发展、实力增强，既是浦东开发的有力后盾，也是倒逼浦东以开发求生存的动力。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1980年之后，更在东南沿海地区建立起深圳等5个经济特区，加之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上海失去了曾经光耀远东的大都市光环，从中国经济建设的前锋退到了后卫。
　　上观：从“前锋”到“后卫”，上海甘心吗？
　　赵启正：甘心，就不是上海了。当时有学者总结了包括住房、交通等在内的上海的5个全国倒数第一。到上海来买上海产品的人越来越少，都跑去广州买东西了。上海人均住房面积是多少，有多少只马桶，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一句话，上海的城市改造刻不容缓，上海的产业结构急需调整，上海人的精神面貌需尽快振兴。
　　开发浦东，还不仅是上海自身发展的要求，更是国家改革开放的要求。那时候，全球化这个词在中国媒体上还用得很少，但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如何面对经济全球化已有深谋远虑。当时中国内地城市中，上海最有潜力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经济中心城市。1992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上专门提到“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这实际上是确定了浦东开发和上海振兴的战略目标。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具体部署一个城市的经济建设，这在当时还是第一次。
　　上观：1993年，您也在继续担任上海市副市长职务的情况下，兼任起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党委书记、管理委员会主任。
　　赵启正：是的，从那时起，浦东的命运改变了，上海的命运改变了，我的命运也跟着改变了。浦东从“后卫”回到了“前锋”的位置，站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缺什么？什么都缺

　　在浦东陆家嘴，有一条银城路，路如其名，排布着一家家大金融机构。而这条路的旁边，原先还有一条烂泥渡路，一下雨，路面泥泞，行人叫苦不迭。
　　浦东的变化，何止是一条路？
　　自然，改变并非轻易得来。
　　开放之初，浦东能花的钱只有区区4个亿，一圈工资发下来，钱就没有了，拿什么来投资？赵启正去日本争取国际贷款。他拿着一枚日元硬币站起来，把硬币扔到地板上，地板上铺着地毯，钱掉下去没有一丝声响；他又把钱丢到面前的玻璃桌板上，一阵脆响。他对着日方一字一句地说：“你们把钱投到别处，就像扔在地毯上；投到浦东来，就是投到了玻璃板上。”
　　钱一点点聚拢来了。但开发浦东缺的何止是钱？
　　上观：对比浦东开发前后的照片可以发现，开发前的浦东仅有有限的城市化区域。这是眼睛看得见的落后，还有哪些是老照片没法展现的浦东开发所面临的困难？
　　赵启正：浦东开发缺什么？什么都缺。钱当然是缺的，但还不是最缺的，最缺的是人才。懂国际经济贸易的、懂国际法的、会规划设计的……各种人才都缺。
　　那时，外国投资方问我们要清算法。我们问：啥叫清算法？人家说，咱今天合资办企业，但不可能永远合资下去，到分手的那一天，得按清算法的规定来分家。我们这才知道世上还有清算法这一说。没办法，法律一时补不了，我们就把合同订得特别细，拿合同来补法律的缺。
　　总之，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知识储备太少，不懂怎么搞经济，连常用的术语都不知道。有些外方投资者来了，也跟我们谈了，谈完却走了，撂下一句话“我们来早了”。
　　后来我们请香港的企业家朋友们来给我们上课，至今非常感谢他们。
　　上观：当时西方社会是怎么看浦东开发开放的？
　　赵启正：不看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说浦东开发就是个“波将金村”。波将金是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他在圣彼得堡郊区弄了一个表面繁荣的假村庄，用来糊弄女皇，波将金村成了大骗局的代名词。弗里德曼很有水平，但他看得懂货币，却看不懂中国的改革开放，看不懂浦东的改革开放。
　　上观：内有重重困难，外有质疑之声，浦东开发开放如何破局？
　　赵启正：先得让世界知道浦东这个地方。事实上，当我们决定要开发浦东时，发现大部分的外国人甚至外地人都不知道浦东。有一次，我请一家外国航空公司的总裁在和平饭店吃饭，总裁问我：“浦东远吗？坐飞机去还是坐火车去？”我站起来指着对岸说，那里就是浦东。他说：“那里什么都没有啊。”我回答：“所以要开发啊。”
　　浦东没有存在感，怎么吸引人家来投资？所以，那时候我对中外记者的采访要求有求必应，老上电视和报纸，就算有人说我赵启正好出风头，我也认了。
　　上观：在这些采访报道中，您用激光笔为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指点浦东“江山”的故事广为流传。
　　赵启正：那是1994年，老布什来浦东，我拿着激光笔对着沙盘跟他介绍浦东的规划。那时激光笔还很稀罕，老布什也叫不上来，就指着笔跟我说，“这玩意儿我见过，打海湾战争的时候，鲍威尔将军向我汇报战况，用的就是这个东西。”我接口说：“两支激光笔有点不同。鲍威尔的激光笔指到哪里，哪里就被炸光了；我的激光笔指到哪里，哪里就‘长’起来了。”老布什连连点头，说这是科技产品在不同领域里的应用，还说，“如果我还年轻，我也来浦东投资。”
　　在浦东开发开放的过程中，一些老朋友给了我们支持，除了老布什，还有基辛格。在浦东开发开放取得初步成果后，他到处为浦东宣传，说“西方社会都说浦东开发不是真正的行动，而是政治口号，只有我相信，浦东把政策定得这么细，不会是玩虚的，你们看，还是我说对了吧？”
　　上观：您曾说过，浦东几个园区的建设中，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建设最为艰难，这是为什么？
　　赵启正：刚开始，西方社会不相信我们是真的搞改革开放，等我们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一点成果，他们又害怕起来了，尤其是在高新技术方面，对我们设置了很多障碍。类似中兴芯片这样的事，不是今天才有的；中国威胁论，也不是今天才流行起来的。
　　我接触到的最早带有中国威胁论意味的事，发生在1996年。有人把当年1月7日的《波士顿星期环球报》寄给我。这份报纸用三分之二的版面，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该怕中国吗》的文章，虽然用的是问句，但配了一张图———一双筷子正要夹起美国国旗当作小菜。文章里提到了我，说我坐在一张破沙发上，操纵着新式的多媒体，讲述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浦东开发计划。作者还说，这个计划如果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实现的话，那么，中国将不仅是一个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也将会是一个经济大国，那时，我们该怕它吗？
　　上观：当时您是如何应对的？
　　赵启正：我给总编写了一封信说，尊敬的总编先生，您的文章和漫画，我都不赞成，中国没有拿美国当小菜吃，恰恰是中国，在1840年后被西方列强当小菜吃过。去年（1995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中美是盟国，我们理应多做一些提升两国关系的事，而你们却发表这样的文章，我很不满，希望你们把我的不满刊登出来。不久他们全文发表了我这封信，题目是《中国不喜欢弱肉强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