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电波铸传奇

红安县委机要和保密局

　　1931年，中央苏区、湘鄂西、湘鄂赣等苏区都已设立无线电台，并与在上海的党中央有着直接的通信联络，唯独鄂豫皖苏区尚未设立电台。随着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大肆“围剿”、严密封锁，地下交通员行动愈加困难，借助无线电台建立“空中联系”迫在眉睫。

从游击队长到通信训练班班长

　　1931年8月11日，年仅22岁的游击队长耿锡祥离开家乡，带着组织介绍信来到鄂豫皖中央分局军委所在地河南新集南街参谋处报到。两周后，参谋处一位同志找到耿锡祥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去新组建的通信训练队学习。此后，耿锡祥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去新组建的通信训练队学习。此后，耿锡祥便开始了红色电波通信生涯。

　　通信训练队营地设在新集北街一个破落的小院里，几间土坯房、几张简易的桌椅，就是全部家当。当时，耿锡祥任有线一班副班长，后任班长，同时兼任训练队党委委员。训练队的学习生活异常艰苦，每人每天仅3钱油、4钱盐。在大别山异常寒冷的冬季，学员们白天着单衣、穿草鞋，晚上睡木板、盖油布。也正是在常人无法忍受的艰苦环境中，耿锡祥硬是凭着勤奋和悟性，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学会了英语简语、有线维修、电话机结构和工作原理、线路架设和通信组织指挥等知识，成为技术骨干。

　　1931年11月上旬，中央军委电令红四方面军攻打黄安县城。为保证战斗指挥通信畅通，徐向前总指挥命令：迅速架通由新集军委到黄安县前线指挥部的电话线路。这条线路由河南新集经箭厂河、杨林岗、七里坪，直到黄安县城南门外郭受九村（前线总指挥部），然后再到永佳河（独立一师师部）。线路经过大别山南麓，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多处悬崖峭壁。耿锡祥和部分学员被抽调出来完成这项突击性任务。时间紧、任务重，耿锡祥带领战友们起早摸黑，勘测线路，自制器材。

　　在架设黄安县城到郭受九村的线路时，敌人在城北制高点修筑了据点，不断在县城周围巡逻袭扰，当时红军正与几个旅的增援敌军在附近激战，周围枪炮声此起彼伏。耿锡祥带领战友们凭借熟悉地形，机智地避开敌人，巧妙地绕过敌军监控点，灵活地利用黑夜易于隐蔽的有利条件，抢抓敌军袭扰的间隙，冒着枪林弹雨，成功将线路绕过城东。

　　11月19日凌晨，城内敌军企图配合外援从郭受九村方向夺路逃窜，徐向前总指挥在左臂负伤的情况下，亲临前线指挥，步步紧逼，把敌人打得龟缩到城内。耿锡祥带领战友们抓住这一时机，集中力量，一鼓作气，于20日架通了前线指挥部与鄂豫皖中央分局的电话线路。22日晚，徐向前总指挥通过电话一声令下，红军全面进攻，城内敌军全部被歼，黄安县城解放。

深入虎穴买器材

　　1932年2月，红四方面军的第一部电台诞生，使用的是打黄安县歼灭六十九师缴获的一部15瓦机器，虽然质量不错，但功率小，同上海党中央电台始终联络不上，因此必须购买大量的电信器材。当时根据地在敌人严密封锁下物资奇缺，电信器材更是极缺。耿锡祥苦苦思索，突然灵光一现，为什么不能通过河口商贩去弄呢？河口位于黄陂、黄安、礼山县（今大悟县）三县交界，处在武汉往北的交通线上。此处敌人防守相对薄弱，商贩头脑灵活，沿线关系畅通，许多货物都可从武汉采购。他把想法告诉训练队政委孙光明，孙光明立即赶赴河口，但商贩们怕受牵连，都不敢承接此事。

　　对此，孙、耿二人决定亲自途经河口前往武汉购买电信器材。他们当即请示了上级领导，耿锡祥被调到军区特务队负责购买电信器材。为了顺利完成任务，他们在特务队所在地开始了紧张周密的准备工作。

　　在做了充分的准备之后，5月中旬，他们一行4人绕开铁路，避开盘查，走小路横店直达汉口大智门站。一路上耿锡祥负责保管一部分大洋。出站后随同商贩一起来到汉口东大街，拐进靠近江堤的小巷，住进一家比较熟悉的小客店。住下后，他们便抓紧时间外出，装出悠闲自在的样子，逛大街、穿小巷了解电信器材情况。汉口的街道上，到处可见“铲除共党，消灭共军”的大字标语。为了遮人耳目，他们还特意到江堤买了一些咸鱼作为货物，有意识地让店主看在眼里。一天深夜，果然遇上了武装巡警查店，由于早有准备，应对从容，加上店主说话作保，他们平安过关。

　　经过几天的活动，耿锡祥他们在几个电器行看了货，仔细看了商标、型号，有15瓦、50瓦、100瓦直流电动机，6伏酸性蓄电池、各种电子管及其他元件。他们确定了要买的东西，包括50瓦发电机、蓄电池及一部50瓦电台的全套元器件等，向同行的商贩交代清楚，并交付了银圆，商定由他们出面购物运回。然后，他们便从小路潜出汉口，顺利地返回苏区。

　　从汉口回到特务队驻地，没等几天，器材便运到了，耿锡祥和同志们星夜将器材运往新集。接着，耿锡祥又奉命返回到特务队，通过商贩购买了电话线、电话机、训练用耳机、插件等几批器材。自此，鄂豫皖中央分局电台成功与党中央建立联系，并迅速扩建，通信能力显著增强，为成功粉碎敌人的几次“围剿”提供了及时高效的通信保障。

组建无线电集中台

　　抗日战争开始后，耿锡祥调至军委三局机务室工作。机务室当时只有七八个人，都有丰富的操作经验，可以不用线路图和仪表测试，仅根据元器件上的电容、功率等数值标记，就能组装或修理好电台。在耿锡祥带领下，该市仅用三四个月时间就组装了20多部电台，先后发往前方部队、地方机关和外派机构使用。

　　1938年，为满足前方部队需要，三局决定筹建通信器材厂，自制器材生产军用电台，耿锡祥任厂长。耿锡祥带领工人们攻坚克难，在无元器件、无测试仪器仪表、无图纸资料、无组装经验的“四无”情况下群策群力，自力更生，生产了携带式电台、四灯收信机等。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关键时期，通信日益繁忙，这时我党我军采用的单台工作通信方式已不能适应战争形势。军委三局决定迅速组建无线电集中台，耿锡祥委派负责发信台集中工作实验。

　　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艰巨任务，耿锡祥没有退缩，他带领大家边试边做边学，当合并3部电台集中工作时，发信情况不太正常，就采取改变天线方位，错开发信机位置等办法，使问题得到了解决。之后继续合并电台，出现了不能同时开机的问题，按老办法反复调整了几个昼夜，机器还是不能正常工作。因当时没有测量仪表，耿锡祥和同事们便想出了用“红灯”测试来排除故障。他们找来灯珠波长表测试各台频率，发现多机同时工作时会测不到某台的频率，经分析，认定是由于单极自振式发信机有散射性，同时工作时产生的电磁波互相干扰，混淆了某台的频率。找到原因后，器材厂连夜赶制了两台20瓦的发信机，终于克服了散射缺点，装机后再也没有出现互相干扰的现象。

　　正是凭着一股顽强的革命意志，历时半年，延安无线电集中台终于成功组建，为党中央和毛主席指挥全国抗日、及时了解全国各地战场情况提供了可靠的通信保障。此后，耿锡祥一直从事电台通信工作，他见证了鄂豫皖苏区电台的发展，并以毕生精力为我党我军通信事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积极贡献，铸就了一段不朽的红色电波传奇。

　　（来源：《红色密码》 金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