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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陆夹河洲

发布日期: 2015-07-31 来源:

   胡  山


  安陆不安
  安陆,跟它的县名一样,本来应该是一块平静安定的陆地。秀丽的白兆山,碧绿的水河,哺育了几十万勤劳勇敢的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可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这里却遭到了日本侵略者的蹂躏和践踏。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伸到了这里。那些打着“抗日”旗号的国民党部队,不战自退,溃不成军,丢弃的武器弹药俯拾皆是。结果是老百姓遭殃,他们或者受亡国奴之苦,或者遭多如牛毛的地主武装之害。
  共产党是中流砥柱。为发动全民抗战,保卫安陆,主持汤池训练班的陶铸同志早就派了肖松年来这里工作。一九三八年春,肖松年同志和在巡店开药铺的中医师曹冰卿接上了关系。曹冰卿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他是跟另外二个同志在应山县城搞暴动,失败以后,隐蔽到巡店来的,组织关系已经失掉。肖松年同志重新发展他入了党,并利用他是名医,熟悉各个阶层情况这一特点,开展宣传组织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以后,先念、少敏同志多次出入安陆地区;亲自指导工作,推进了安陆抗日形势的发展。我是一九四O年初由鄂豫边区党委派赴京(山)安(陆)县委工作的。那时,我们县委班子里全是青年知识分子,热情很高,但也单纯幼稚。我们宣传呀,组织抗日十人团呀,一直把工作做到敌人的据点附近。一些跟日伪有联系的士绅,生怕自己被戴上汉奸的白帽子,纷纷来找我们接头:“我不愿当汉奸,你们叫我干什么事,我一定照办。”如此等等。但是我们有的同志一见他们就烦,开口便骂:“给我滚,以后不准你们随便来,否则枪毙你们,狗日的!”送上门来的争取工作不会做,结果被国民党顽固派钻了空子。他们派了特务头子到安陆城到雷公店一带活动,收集了一些地主土匪武装。于是那些士绅都投靠顽固派去了,以后又变成“黑色伪匪”,对我们威胁很大。本来,我们京安县委在雷公、木梓、棠棣、桑树一带有广阔的活动地区,但是后来黑色伪匪控制了木梓,等于扰乱了京安的“心脏”,我们的任何一个区委都受到了他们的威胁,许多干部被捕被杀。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我挑起了县委书记的重担。二十多岁的人,简直被沉重的担子压得直不起腰来。
  真象俗话说的:“屋漏又遭连夜雨,船破偏遇顶头风。”在艰苦的抗巨斗争中蒋介石又在策动反共高潮。他们不打日本鬼子,却与敌伪互相呼应夹击我抗日武装,破坏我抗日根据地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边区党委对我们十分关心,经常给予工作上的支持和及时的指示。记得一九四二年初,少敏同志就曾亲自召开京安县委会,分析形势,部署反磨擦斗争。她走后不到半个月,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就波及到了安陆。由于我们有了准备,虽然丢失了一些村镇,但组织和人员未遭明显破坏。
  东乡的日本人,南乡、西乡、北乡的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军都象一只只毒蜘蛛,它们以乡镇据点为中心,四处布下特务岗,把触角伸到了穷乡僻壤的每一个村庄。敌强我弱的形势,使我们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我们党政机关只得带着一部分武装,日夜跟敌人周旋。餐风宿露,有时一夜要转移几次,有时几次吃不上一顿饱饭。日子一长,人瘦了,体质弱了,伤病员渐渐增加,士气有些波动,减员现象开始发生,困难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挑战。
  下一步该怎么走?面对严峻的现实,我们干群一心,探索着正确的答案。
  一九四二年春节过后的一个夜晚,我们宿营在白兆山南麓的岗坡上。春寒料峭,冻得上下牙齿直打架。
  我们都席地而坐,正在开一个军事民主会,只有哨兵攀立在树枝上。
  发言不算热烈。有人沉闷不语,有人冲动,有人在抓头皮。
  不知是谁一声长叹,提出了“不如到云梦住租界”的建议。“住租界”就是避难的意思。云梦有块地方人烟稀少,敌人不常去,比较安全。
  “什么?‘住租界’?!真丢脸!”一声怒吼,站起一个人来,他捶着身旁的树杆,强压着粗犷的喉咙,说道:“死,我也要死在京安!”
  说话的是县大队副大队长吴树珍(铁夫)同志,一个身材魁梧,长着络腮胡子的硬汉,人称猛张飞,一九四一年反扫荡时被敌人打瞎了一只眼。
  有几个人附和,说:“住租界’,我们安全了,但是京安人民却要流更多的血!”
  忽然,有一个战士哭了起来。我一看,是柏树黄村的。情不自禁,我的心也象刀绞似地疼痛了起来….
  柏树黄,是一个凝结着阶级仇、民族恨的村子。一九四O年农历八月初八,日伪军扫荡我后方军用被服厂,将柏树黄十八岁以上的青年男子杀戮殆尽,有三十三人殉难。
  从柏树黄我想到了全县……几乎每个区都有区委书记被敌人杀害过。桑树区委,不到五个月就牺牲了三个书记。前赴后继,我们的同志表现得非常英勇。县委妇女部长杨威同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主动要求到最危险的柏树黄、桑树店一带开展工作。不幸于一九四一年农历八月十七日深夜被黑色伪匪捕去。敌人问她姓名,她厉声回答:“我姓抗,名日!”敌人将她按在地上,打断了几根扁担,她一站起来就给汉奸队长几耳光,并愤怒地撕毁了悬挂着的日本国旗。恼羞成怒的敌人下了毒手,剥了她的衣服,用刀刺她的肉体。在走向刑场的路上,杨威同志一路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口号,牺牲时年仅二十二岁…
  我在悲愤地回忆,同志们也都在激烈地思考。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誓与人民共患难,不到外县“住租界”。
  革命要有决心,但是革命毕竟不是拚命。要消灭敌人,首先必须保存自己。因此,在安陆这块并不安全的土地上,我们一定要有个落脚点,有块根据地。在哪里扎根好呢?一天,县委委员、县大队长吴天成找到我提议:到夹河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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