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军重生 砥柱中流——武汉抗战中的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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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武汉军部从正式成立到迁往南昌,在武汉驻扎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它是武汉抗战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也新四军历史一个重要开端。新四军建军后，在整个武汉抗战的历史上始终发挥着民族解放先锋和中流砥柱作用。其主要贡献表现在：
一、诞生于武汉抗战烽火中的新四军，直接参加和有力地配合了保卫大武汉的战斗，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集中整编、东进抗日和挺进敌后实现战略展开等重大战略任务，为坚持长期抗战，开辟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四军第一个军部在武汉建立后，驻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叶挺、项英等新四军领导人为新四军的改编、集中和东进抗日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积极与国民党当局联络、沟通和协调，通过与国民党方面谈判，解决了新四军的编制、装备、人员、薪饷以及集中整编、干部任命、隶属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经过与国民党当局反复谈判交涉，1937年12月27日，项英就新四军的编制和主要干部的配备致电毛泽东、张闻天。第二天，毛泽东复电批准了新四军集中整编为四个支队的方案，确定了支队以上干部人选。后经中共中央提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正式任命项英为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别任第一、二、三、四支队司令员，至此，全军的干部配备和编制基本确定。
为了新四军能及时开赴抗日战场，中共中央长江局与新四军军部在武汉还多次与国民党当局交涉，为新四军募集了部分军费、武器、物资和给养。1938年1月，国民政府核定每月拨发给新四军军费6.6万元（新四军预算为每月16.6万元，国民党当局最初只同意发每月6.5万元），另外还发放了开拔费1万元，拨遣费3万元。后来经过周恩来、叶挺等人多方交涉，新四军经费增加到9万。
要动员分散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集中接受改编，当时也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中共中央长江局和新四军军部迅速派人到各游击区传达党的指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先后召集鄂豫皖边、鄂豫边、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负责人高敬亭、何耀榜、周骏鸣、张青萍、傅秋涛等人到武汉接受长江局与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并派遣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到鄂东七里坪指导红28军改编工作。项英、陈毅、曾山、张云逸和温仰春、黄道等军部和东南分局负责人都分头前往湘赣边、粤赣边、闽浙边、皖浙赣边、闽赣边、闽东及闽西南等南方各游击区领导红军游击队改编。
在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下，新四军只用了3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南方14个地区红军游击队的集中和改编任务。到1938年4 月，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和第四支队分别在皖南岩寺和皖西霍山流波疃集中整编完毕，全军共1.03万人，6200余支枪。随即开始东进，踏上了抗日征途。
新四军完成集中改编后，迅速挥师东进，挺进敌后，奔赴抗日战场。1938年4月上旬，新四军第四支队由皖西霍山县流波疃挺进皖东。4月28日，新四军第一支队派出先遣支队，由皖南岩寺出发挺进苏南。5月12日，已被国民党当局列入武汉会战第五战区战斗序列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在安徽巢县蒋家河口伏击日军，全歼日军第6师团巢县守备队20余人，新四军无一伤亡。蒋家河口初战告捷，打响了新四军抗日的第一枪。蒋介石于5月16日致电叶挻、项英：“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
6月17日，新四军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的韦岗伏击日军车队，震动了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此后，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分别挺进到苏南茅山、皖南铜陵、繁昌等地，第四支队挺进到皖东和豫东地区，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第一、二支队转战镇江、句容、丹阳、金坛等地，多次伏击日军，截断敌运输线，直逼南京近郊，开辟了以苏南茅山为中心的根据地。第三支队由国民党当局列入第三战区战斗序列，开赴皖南抗日前线，直接参与武汉会战，协助国民党军防御青弋江阵地，在马家园等战斗中重创日军。随后又转移到铜陵、繁昌等地，取得了五保繁昌的重大胜利，牵制了大批日军。第四支队转战皖东、皖中地区，大小数十战，毙伤日军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50余辆，在敌后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为武汉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东进抗日，新四军在敌后迅速完成战略展开，初步建立了苏南、皖中、皖南、豫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后来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和南方敌后游击战争广泛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到武汉沦陷时，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战场先后取得了134次战斗胜利，歼灭日伪军2697人，摧毁和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部队由建立时的10300人发展到25000余人。在此期间，新四军还动员了17万民众破坏日军交通线，迫使日军将防守南京、芜湖、镇江等地的部队由3个联队增加到3个师团。新四军在敌后的英勇奋战，有力地打击和牵制华中日军，为配合支持武汉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坚持长期抗战和开辟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良好开端，打下坚实基础。
一、诞生于武汉抗战烽火中的新四军，直接参加和有力地配合了保卫大武汉的战斗，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集中整编、东进抗日和挺进敌后实现战略展开等重大战略任务，为坚持长期抗战，开辟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四军第一个军部在武汉建立后，驻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叶挺、项英等新四军领导人为新四军的改编、集中和东进抗日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积极与国民党当局联络、沟通和协调，通过与国民党方面谈判，解决了新四军的编制、装备、人员、薪饷以及集中整编、干部任命、隶属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经过与国民党当局反复谈判交涉，1937年12月27日，项英就新四军的编制和主要干部的配备致电毛泽东、张闻天。第二天，毛泽东复电批准了新四军集中整编为四个支队的方案，确定了支队以上干部人选。后经中共中央提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正式任命项英为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别任第一、二、三、四支队司令员，至此，全军的干部配备和编制基本确定。
为了新四军能及时开赴抗日战场，中共中央长江局与新四军军部在武汉还多次与国民党当局交涉，为新四军募集了部分军费、武器、物资和给养。1938年1月，国民政府核定每月拨发给新四军军费6.6万元（新四军预算为每月16.6万元，国民党当局最初只同意发每月6.5万元），另外还发放了开拔费1万元，拨遣费3万元。后来经过周恩来、叶挺等人多方交涉，新四军经费增加到9万。
要动员分散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集中接受改编，当时也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中共中央长江局和新四军军部迅速派人到各游击区传达党的指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先后召集鄂豫皖边、鄂豫边、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负责人高敬亭、何耀榜、周骏鸣、张青萍、傅秋涛等人到武汉接受长江局与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并派遣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到鄂东七里坪指导红28军改编工作。项英、陈毅、曾山、张云逸和温仰春、黄道等军部和东南分局负责人都分头前往湘赣边、粤赣边、闽浙边、皖浙赣边、闽赣边、闽东及闽西南等南方各游击区领导红军游击队改编。
在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下，新四军只用了3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南方14个地区红军游击队的集中和改编任务。到1938年4 月，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和第四支队分别在皖南岩寺和皖西霍山流波疃集中整编完毕，全军共1.03万人，6200余支枪。随即开始东进，踏上了抗日征途。
新四军完成集中改编后，迅速挥师东进，挺进敌后，奔赴抗日战场。1938年4月上旬，新四军第四支队由皖西霍山县流波疃挺进皖东。4月28日，新四军第一支队派出先遣支队，由皖南岩寺出发挺进苏南。5月12日，已被国民党当局列入武汉会战第五战区战斗序列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在安徽巢县蒋家河口伏击日军，全歼日军第6师团巢县守备队20余人，新四军无一伤亡。蒋家河口初战告捷，打响了新四军抗日的第一枪。蒋介石于5月16日致电叶挻、项英：“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
6月17日，新四军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的韦岗伏击日军车队，震动了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此后，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分别挺进到苏南茅山、皖南铜陵、繁昌等地，第四支队挺进到皖东和豫东地区，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第一、二支队转战镇江、句容、丹阳、金坛等地，多次伏击日军，截断敌运输线，直逼南京近郊，开辟了以苏南茅山为中心的根据地。第三支队由国民党当局列入第三战区战斗序列，开赴皖南抗日前线，直接参与武汉会战，协助国民党军防御青弋江阵地，在马家园等战斗中重创日军。随后又转移到铜陵、繁昌等地，取得了五保繁昌的重大胜利，牵制了大批日军。第四支队转战皖东、皖中地区，大小数十战，毙伤日军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50余辆，在敌后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为武汉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东进抗日，新四军在敌后迅速完成战略展开，初步建立了苏南、皖中、皖南、豫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后来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和南方敌后游击战争广泛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到武汉沦陷时，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战场先后取得了134次战斗胜利，歼灭日伪军2697人，摧毁和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部队由建立时的10300人发展到25000余人。在此期间，新四军还动员了17万民众破坏日军交通线，迫使日军将防守南京、芜湖、镇江等地的部队由3个联队增加到3个师团。新四军在敌后的英勇奋战，有力地打击和牵制华中日军，为配合支持武汉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坚持长期抗战和开辟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良好开端，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