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人民抗战简介

 
　　荆州市史志办公室

　　前        言
　　2015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
　　70年前，惨遭日本侵略者蹂躏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同凶恶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付出了伤亡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的巨大民族牺牲，终于第一次赢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自1938年10月29日，日军侵占洪湖新堤——日军首次侵占荆州境内开始，在荆州二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荆州儿女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付出了伤亡人口522746人，其中，直接死亡80849人；财产损失约10.5亿元（按1937年7月的物价指数匡算）。荆州人民在全民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开辟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牵制和消灭的日军最多。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彪炳千秋的巨大历史贡献！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世界各国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日寇侵犯   荆州沦陷
　　——日本侵略军在荆州的法西斯统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为灭亡中国，迅速扩大战争规模，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北平及天津落入日军手中。11月12日，日本占领上海，12月13日，日军占领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1938年10月，各路日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外围防线，逼近武汉。武汉沦陷后，11月8日，日本侵略军占领洪湖新堤，11月9日，日军占领监利县城。1940年6月8日，日军分西、北两路向荆州城和沙市进攻，荆沙城区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至此，荆州境内的重要城镇大部分被日军占领，荆州各地先后沦陷。荆州沦陷后，荆州范围内大片国土被日军侵占，荆州人民处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忍受巨大痛苦和煎熬，经历着亡国奴的生活，遭受着日本法西斯的野蛮统治。据不完全统计，在日寇侵略期间，荆州人口伤亡522746人，其中，直接死亡80849人；财产损失按1937年7月的物价指数匡算约10.5亿元。

　　扶植奸伪实现残暴的政治统治
　　日本侵略军占领荆州后，为确保军需供应，弥补其兵力和资源不足的困难，加紧对荆州占领区贯彻“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方针，明确提出以“扶植治安维持会”和“获得帝国军队生存必要物资”为主要指导原则推行殖民统治。
　　湖北省四区所辖九县中，潜江、沔阳基本被日军占领，另外，江陵（沙市、荆州）、监利、枝江、荆门、松滋、石首、公安的部分地区被侵。凡日军侵占的地方，一般都建立了维持会及伪县政府、区、乡、保等汉奸组织。伪政权作为日军的走狗和帮凶，其主要任务除帮助日军搜集粮食和其他军用物资，征派民夫，为日军维持社会治安，侦察、镇压抗日力量外，其保安队还协同日军对中国军队作战，残害、掠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在日军占领区内，除设置伪政权，网罗民族败类、土豪劣绅充任各地方维持会人员之外，还招抚地痞流氓等亡命之徒成立“稽查队”、“密侦组”、“情报组”、“特工站”、“东亚协会”等汉奸组织，以维护日军统治，控制人民的思想。
　　1940年8月，日军第六师团藤崎部队在沙市建立江（陵）沙（市）警备司令部。随着驻军的更替，先后建立荆沙警备司令部、沙市警备队、江沙警备队等。除警备机关外，日军还在沙市建立了宪兵队和庞大的特务组织。沙市宪兵队的主要任务是：稳定社会治安秩序、负责侦破抗日组织和抗日力量、收集军事、经济情报、管理特种营业、“围剿”和搜铺抗日武装力量、负责监禁、审讯、执刑等。

 
　　经济上的疯狂掠夺
　　日本侵略者在荆州期间，积极推行“以战养战”策略，对经济物资肆意掠夺。
　　一方面，以武力大肆掠夺粮食等战略物资以维持战争的需要；另一方面，组建各种垄断性的商业机构，以武力为后盾，采取不等价交换的形式，大量搜集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和金、银、铜、铁、锡等战略物资，其主要采取以下三种办法掠夺财物：一是用食盐、火柴控制，逼迫群众交售农产品。规定食盐、火柴一律由他们开设的洋行出售，其他商人如出售食盐、火柴，便以“通敌”罪处死。洋行则规定：食盐、火柴只能用粮食、棉花、芝麻换取，不能用钞票购买。二是洋行采取指购、定购农产品的办法掠夺物资。各洋行均派有日本指导官，指导官带着日伪军下乡为洋行指购、定购农产品，给各保下达定购数量，并限期完成，并到田间、禾场估产，或挨户搜查，然后指定必交的数量。三是洋行采用大秤进小秤出榨取。1944年秋，日军特务春日源一及华人职员王亮庭等10人来沙市筹备成立了沙市儿玉机关。沙市儿玉机关下设物资收集所，所址在沙市梅台巷。在沙市周边荆州城、涴市、郝穴、岑河、阧湖堤等地设立物资收集分所。这些收集所以食盐、香烟、肥皂、糖、火柴等不等价换取铜、锡、锑、银元、棉布等军用战略物资，以此保障紧缺的军火生产物资和军用生活物资。1944年度，仅江陵县被日伪以各种方式劫夺的物资计有：各类金属111吨，白米24000吨，杂粮1300吨，棉花25960担，蓖麻3500担。1945年度，江陵县被日伪以各种方式劫夺的物资计有：白米33440吨，杂粮52919吨，棉花77900担，芝麻4810担。而公安县，仅在日军占领的13个乡镇，被日军武力劫夺的粮食就达940万斤，棉花170万斤，耕牛驴马1000余头，肉猪4000余头。另日军勒买的稻谷1125万斤，杂粮30余万斤。
　　日本侵略者还大量掠夺劳动力。日军侵占荆州后，派兵四处捕抓劳工役使，日军役使的人力分为两类；一是为各地驻军使用的劳工；二是为军队运输军需辎重使用的劳工。据1946年统计，日军在侵占松滋期间，共征用民力80705人，其中：死亡2344人，伤3413人，尚有74948人或回籍或下落不明。石首沦陷近3年，日军共抓、派劳工达43万多人次，被折磨致死的劳工达3000余人。日军在监利修建两个飞机场，征用劳工1万多人，还修筑炮楼、工事等，全县被征劳工78609人。所有被征劳工不分男女老幼，视若牛马，任意驱使，如动作稍有迟缓，即以刀枪加身，轻则致伤致残，重则当场毙命，人民生命形同草芥。
　　日本侵略者 “以战养战”策略的另一表现形式，就是对中国人民的金融掠夺。1940年6月，日军占领荆州后，即发行军票作为流通货币，以无偿换取中国的物资。1942年下半年，汪伪政权发行储备劵，于是各沦陷区停止军票的使用，改行储备劵，并强行兑换民间的法币、黄金和银元。
　　日伪实行的掠夺式经济政策，使荆州经济元气大伤。1944年，是日伪占领时期经济状况最好的一年，但该年沙市工商业资本总额仅为2143400万元，占1936年的13.54%，社会商品流转额为17059200万元，占1936年的12.19%，而收益额为726500万元，仅占1936年的7.88%。此时的荆沙，已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

　　文化上的奴化统治
　　日本侵略者为了征服中国，在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还通过伪政权对沦陷区的群众大力推行日化、奴化教育。奴化教育主要从两个方向进行：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而前者又是重点。在学校教育方面，出版以“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大东亚新秩序”为内容的教科书，日语被定为“国语”课，学校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不准学生读中国历史和地理，凡是易于激发学生爱国思想的东西都被剔除。由日本人担任学监或教官。规定学校要升日本国旗，唱日本国歌；教室里要张贴“治安强化、剿灭共匪”等亲日反共标语。日本人或日伪政府教育科长还经常集合学生进行“日满华提携”、“大东亚共荣圈”演讲。日本侵略者的目的在于从小就向青少年灌输奴化思想，泯灭学生幼小心灵中的民族意识。在社会教育方面，日伪利用一切信息媒介和宣传工具，大肆宣传旧的封建道德，在思想、精神方面消磨、摧残甚至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抗意志。这种奴化教育往往都是配以残酷的镇压手段来推行。
　　日本侵略者为了麻醉、毒害沦陷区人民的思想,削弱人民的斗志,掠夺沦陷区的经济,支持侵略战争,在沦陷区实行疯狂的鸦片毒化政策。他们在荆州城乡设立烟馆，制定法律,实行所谓“鸦片专卖”,使鸦片销售和吸食合法化，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民众吸毒。同时，强迫农民种植罂粟。沦陷区人民废弃麦田禾田，大量种植罂粟，不仅加重了沦陷区的粮食危机，亦因大力推销鸦片而使许多人染上毒瘾，呈现出一片残破景象。由于日伪大力推行毒化政策，“烟山毒海”下的荆州，毒品泛滥，吸毒之风极为恐怖。当时仅5万人口的沙市，就有鸦片吸售所500多家。荆州城居民不足千户，有鸦片吸售所30多家。尚有无以计数的从事毒品销售的流动毒贩，以致城内烟馆林立、遍地冒烟，市民吸毒者30%以上。据日伪江陵县政府1943年编的《江陵县政府成立周年纪念特刊》供认，一年中，鸦片吸售所执照费收入为伪储币310829.3元，另加日钞8980元；官土捐为伪储币367280元，另加日钞399574元；鸦片获利共计伪储币4467615.3元。日伪的毒化政策,给荆州沦陷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使沦陷区广大民众在遭受战火摧残和敌伪蹂躏之后,又饱受烟毒之害。鸦片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扩张中实施的一项毒化政策，其目的在于以毒品侵害中国人的肌体，腐蚀中国人的反侵略意志，达到巩固殖民统治的目的;掠夺中国人的钱财，为日本继续扩大侵略战争开辟财源。该政策的实行，给荆州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成为政治奴役、军事进攻、经济掠夺和亡国灭种的重要手段，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并对荆州人口数量和质量产生了恶劣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