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军重生 砥柱中流——武汉抗战中的新四军

　　新四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重要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它诞生于全民抗战烽火之中，浴血奋战在大江南北，驰骋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歼灭了大量日伪军，牵制了侵华日军的主力，成为华中敌后战场的中流砥柱，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1937年10月12日这支雄师劲旅在汉口开始建军，新四军诞生至今已经整整78周年了。尽管时光流逝，岁月更替，但这支英雄之师用生命和鲜血、信念与意志写下的辉煌灿烂的篇章，以及它在武汉抗战历史上创造的光辉业绩，作出的伟大贡献，必将永远铭刻在人民军队和共和国的史册上。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鲜血染着我们的姓名……”《新四军军歌》的第一句歌词就表明了新四军与武汉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北伐战争时期，由共产党员叶挺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就是历史上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独立团所在的第四军在北伐战争中因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所向无敌而被武汉人民誉为“铁军”。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国共两党开始实现第二次合作，逐步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双方经过多次艰苦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决定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分散在南方8个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的一个军，开赴抗日前线作战。这时，从海外归来参加抗战的北伐名将叶挺向蒋介石表示愿意领导这个军，并向国民政府提议采用“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这一番号，以便让这支新成立的部队继承和发扬过去第四军那种“铁军”的光荣传统。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同意。1937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未与中共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发布了“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命令。10月12日，国民党当局又宣布将鄂豫皖边、湘鄂赣边、赣粤边、浙闽边和闽西的红军游击队“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这是国民党当局首次公开发布新四军的番号和军长。对于国民党这种的做法，中共中央因情况不明，起初态度十分谨慎。直到10月21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电告延安“叶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后，中共中央才初步同意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并决定请叶挺来延安面谈。10月30日,中共中央确定项英为新四军副军长。11月上旬，中共中央先后召叶挺、项英赴延安共商建军大计。毛泽东在与叶、项谈话后，决定“（新四）军（部）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根据毛泽东和中央的这一决策，11月12日，叶挺奉命从延安赶回武汉筹建新四军军部，项英则留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在12月召开的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编组的方针原则、部队部署以及组织领导等重大问题作出了决议。会议同时决定在武汉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统辖南中国党的工作，新四军工作也由长江局就近指导；还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由项英任书记。新四军的干部配备完全由共产党负责。叶挺返回武汉后，立即开始了筹建新四军军部的工作。1937年12月25日，叶挺、项英、张云逸等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在汉口大和街26号（今胜利街332——352号）召开已到汉的新四军军部机关和部分游击区负责人参加的干部大会，叶挺、项英分别作了形势及任务的报告。这是新四军武汉军部的第一次会议，宣告了新四军武汉军部正式成立。

　　1938年1月4日，项英等人在委任尚未公布时，即离开武汉乘船前往南昌。叶挺仍留在武汉与国民政府军委会有关方面交涉，军部仍驻武汉。1月下旬，叶挺离开武汉赴南昌。1月28日，《新华日报》刊登《陆军新编第四军司令部启事》：“本军奉命即行整编出发，军部当即移驻南昌。前汉口大和街廿六号军部，即行结束。”至此，新四军军部在汉组建的历史使命圆满完成。这就是新四军名称的由来和建军的主要经过。从1939年起，新四军军部正式将10月12日确定为新四军成立纪念日（建军日）。

　　新四军武汉军部从正式成立到迁往南昌,在武汉驻扎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它是武汉抗战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也新四军历史一个重要开端。新四军建军后，在整个武汉抗战的历史上始终发挥着民族解放先锋和中流砥柱作用。其主要贡献表现在：

　　一、诞生于武汉抗战烽火中的新四军，直接参加和有力地配合了保卫大武汉的战斗，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集中整编、东进抗日和挺进敌后实现战略展开等重大战略任务，为坚持长期抗战，开辟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四军第一个军部在武汉建立后，驻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叶挺、项英等新四军领导人为新四军的改编、集中和东进抗日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积极与国民党当局联络、沟通和协调，通过与国民党方面谈判，解决了新四军的编制、装备、人员、薪饷以及集中整编、干部任命、隶属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经过与国民党当局反复谈判交涉，1937年12月27日，项英就新四军的编制和主要干部的配备致电毛泽东、张闻天。第二天，毛泽东复电批准了新四军集中整编为四个支队的方案，确定了支队以上干部人选。后经中共中央提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正式任命项英为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别任第一、二、三、四支队司令员，至此，全军的干部配备和编制基本确定。

　　为了新四军能及时开赴抗日战场，中共中央长江局与新四军军部在武汉还多次与国民党当局交涉，为新四军募集了部分军费、武器、物资和给养。1938年1月，国民政府核定每月拨发给新四军军费6.6万元（新四军预算为每月16.6万元，国民党当局最初只同意发每月6.5万元），另外还发放了开拔费1万元，拨遣费3万元。后来经过周恩来、叶挺等人多方交涉，新四军经费增加到9万。

　　要动员分散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集中接受改编，当时也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中共中央长江局和新四军军部迅速派人到各游击区传达党的指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先后召集鄂豫皖边、鄂豫边、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负责人高敬亭、何耀榜、周骏鸣、张青萍、傅秋涛等人到武汉接受长江局与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并派遣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到鄂东七里坪指导红28军改编工作。项英、陈毅、曾山、张云逸和温仰春、黄道等军部和东南分局负责人都分头前往湘赣边、粤赣边、闽浙边、皖浙赣边、闽赣边、闽东及闽西南等南方各游击区领导红军游击队改编。

　　在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下，新四军只用了3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南方14个地区红军游击队的集中和改编任务。到1938年4 月，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和第四支队分别在皖南岩寺和皖西霍山流波疃集中整编完毕，全军共1.03万人，6200余支枪。随即开始东进，踏上了抗日征途。

　　新四军完成集中改编后，迅速挥师东进，挺进敌后，奔赴抗日战场。1938年4月上旬，新四军第四支队由皖西霍山县流波疃挺进皖东。4月28日，新四军第一支队派出先遣支队，由皖南岩寺出发挺进苏南。5月12日，已被国民党当局列入武汉会战第五战区战斗序列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在安徽巢县蒋家河口伏击日军，全歼日军第6师团巢县守备队20余人，新四军无一伤亡。蒋家河口初战告捷，打响了新四军抗日的第一枪。蒋介石于5月16日致电叶挻、项英：“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

　　6月17日，新四军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的韦岗伏击日军车队，震动了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此后，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分别挺进到苏南茅山、皖南铜陵、繁昌等地，第四支队挺进到皖东和豫东地区，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第一、二支队转战镇江、句容、丹阳、金坛等地，多次伏击日军，截断敌运输线，直逼南京近郊，开辟了以苏南茅山为中心的根据地。第三支队由国民党当局列入第三战区战斗序列，开赴皖南抗日前线，直接参与武汉会战，协助国民党军防御青弋江阵地，在马家园等战斗中重创日军。随后又转移到铜陵、繁昌等地，取得了五保繁昌的重大胜利，牵制了大批日军。第四支队转战皖东、皖中地区，大小数十战，毙伤日军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50余辆，在敌后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为武汉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东进抗日，新四军在敌后迅速完成战略展开，初步建立了苏南、皖中、皖南、豫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后来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和南方敌后游击战争广泛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到武汉沦陷时，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战场先后取得了134次战斗胜利，歼灭日伪军2697人，摧毁和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部队由建立时的10300人发展到25000余人。在此期间，新四军还动员了17万民众破坏日军交通线，迫使日军将防守南京、芜湖、镇江等地的部队由3个联队增加到3个师团。新四军在敌后的英勇奋战，有力地打击和牵制华中日军，为配合支持武汉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坚持长期抗战和开辟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良好开端，打下坚实基础。  

　　二、在武汉周边建立了七里坪、汤池、竹沟三大战略支点，为华中抗战提供了可靠的后方基地，为新四军发展壮大培养了大批干部。 在1938年武汉抗战期间，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省委和新四军都十分重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利用武汉抗战中心的地位，先后在武汉周边的湖北红安七里坪、应城汤池和河南确山县竹沟举办了多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和党员训练班，湖北境内的训练班共培训学员2234人，河南竹沟训练班先后培训了军政骨干和各类人员3000余人，这些学员在后来都成为鄂豫皖苏鲁等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和新四军第二、第四、第五师干部的重要来源。而七里坪、汤池、竹沟这三个地区在武汉沦陷后也成为了在武汉外围敌后游击战争的摇篮、华中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和新四军第五师的可靠后方基地。为新四军第五师坚持敌后抗战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支持。

　　此外，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成立前后，叶挺等人还设法招募了许多专业人才和干部，如沈其震、林植夫、朱克靖、钱俊瑞等人，分别组建了参谋处、军需处、副官处、秘书处、军医处、战地医院、战地报务团、电台报务等机构，为新四军在敌后坚持长期抗战积蓄了大批人才。　

　　三、武汉沦陷后，新四军五师在武汉外围长期坚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白手起家创立了鄂豫边区这块孤悬敌后的抗日根据地，牵制了华中日军的主力，并对武汉形成了战略包围，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武汉沦陷后，李先念于1939年1月带领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160余人从河南竹沟挺进到武汉外围的四望山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这支部队与战斗在武汉外围的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应城县国民抗敌自卫总队等地方抗日武装汇合后，逐渐整编发展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此后不断发展壮大，扩编成为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重建，全军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一个独立旅，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被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

　　这支始终战斗在武汉外围的新四军劲旅曾多次粉碎日伪军残酷的“扫荡”、“蚕食”和“清乡”，一度攻克云梦、麻城、蕲春、孝感等县城，并在朱堂店、新街、坪坝、侏儒山和胡家台等战斗中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他们吸收了武汉近郊的梁湖抗日游击大队、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等抗日武装力量，在武汉外围江夏、黄陂、新洲等地建立了保福祠、姚家山、涨渡湖等抗日前哨和游击根据地。新四军第五师还与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建立了情报合作，并营救过一些在敌后遇险的美军飞行员。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孤悬敌后的新四军第五师在既没有任何武器弹药和后勤给养来源，又没有成建制正规部队作骨干的困难情况下，在日军兵力密度最大的地区，战胜了日、伪、顽军三面夹击，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先后抗击了15万日军、8万伪军，与日伪军作战1262次，歼灭日伪军4.3万余人，部队发展到5万余人，民兵30余万人，建立了有38个县、1300多万人口的鄂豫边区，对武汉形成了战略包围，将华中日军主力第11军（后为第6方面军）牢牢地牵制在武汉，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新四军广大指战员前仆后继、英勇奋战，抗击了侵华日军总数的22%和伪军总数的30%，对日伪军作战2.4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47.1万余人。新四军也从组建时的1万余人，发展壮大到31万余人，并在苏、皖、豫、鄂、浙、湘、赣及沪郊等广大地区建立了总面积50万平方公里，人口4000多万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充分发挥了民族解放先锋和抗战中流砥柱作用，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武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宋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