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人民抗战简介

荆州市史志办公室　

　　前   言 

　　2015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

　　70年前，惨遭日本侵略者蹂躏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同凶恶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付出了伤亡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的巨大民族牺牲，终于第一次赢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自1938年10月29日，日军侵占洪湖新堤——日军首次侵占荆州境内开始，在荆州二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荆州儿女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付出了伤亡人口522746人，其中，直接死亡80849人；财产损失约10.5亿元（按1937年7月的物价指数匡算）。荆州人民在全民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开辟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牵制和消灭的日军最多。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彪炳千秋的巨大历史贡献！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世界各国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日寇侵犯 荆州沦陷 ——日本侵略军在荆州的法西斯统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为灭亡中国，迅速扩大战争规模，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北平及天津落入日军手中。11月12日，日本占领上海，12月13日，日军占领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1938年10月，各路日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外围防线，逼近武汉。武汉沦陷后，11月8日，日本侵略军占领洪湖新堤，11月9日，日军占领监利县城。1940年6月8日，日军分西、北两路向荆州城和沙市进攻，荆沙城区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至此，荆州境内的重要城镇大部分被日军占领，荆州各地先后沦陷。荆州沦陷后，荆州范围内大片国土被日军侵占，荆州人民处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忍受巨大痛苦和煎熬，经历着亡国奴的生活，遭受着日本法西斯的野蛮统治。据不完全统计，在日寇侵略期间，荆州人口伤亡522746人，其中，直接死亡80849人；财产损失按1937年7月的物价指数匡算约10.5亿元。

　　扶植奸伪实现残暴的政治统治 

　　日本侵略军占领荆州后，为确保军需供应，弥补其兵力和资源不足的困难，加紧对荆州占领区贯彻“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方针，明确提出以“扶植治安维持会”和“获得帝国军队生存必要物资”为主要指导原则推行殖民统治。

　　湖北省四区所辖九县中，潜江、沔阳基本被日军占领，另外，江陵（沙市、荆州）、监利、枝江、荆门、松滋、石首、公安的部分地区被侵。凡日军侵占的地方，一般都建立了维持会及伪县政府、区、乡、保等汉奸组织。伪政权作为日军的走狗和帮凶，其主要任务除帮助日军搜集粮食和其他军用物资，征派民夫，为日军维持社会治安，侦察、镇压抗日力量外，其保安队还协同日军对中国军队作战，残害、掠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在日军占领区内，除设置伪政权，网罗民族败类、土豪劣绅充任各地方维持会人员之外，还招抚地痞流氓等亡命之徒成立“稽查队”、“密侦组”、“情报组”、“特工站”、“东亚协会”等汉奸组织，以维护日军统治，控制人民的思想。

　　1940年8月，日军第六师团藤崎部队在沙市建立江（陵）沙（市）警备司令部。随着驻军的更替，先后建立荆沙警备司令部、沙市警备队、江沙警备队等。除警备机关外，日军还在沙市建立了宪兵队和庞大的特务组织。沙市宪兵队的主要任务是：稳定社会治安秩序、负责侦破抗日组织和抗日力量、收集军事、经济情报、管理特种营业、“围剿”和搜铺抗日武装力量、负责监禁、审讯、执刑等。

　　经济上的疯狂掠夺 日本侵略者在荆州期间，积极推行“以战养战”策略，对经济物资肆意掠夺。

　　一方面，以武力大肆掠夺粮食等战略物资以维持战争的需要；另一方面，组建各种垄断性的商业机构，以武力为后盾，采取不等价交换的形式，大量搜集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和金、银、铜、铁、锡等战略物资，其主要采取以下三种办法掠夺财物：一是用食盐、火柴控制，逼迫群众交售农产品。规定食盐、火柴一律由他们开设的洋行出售，其他商人如出售食盐、火柴，便以“通敌”罪处死。洋行则规定：食盐、火柴只能用粮食、棉花、芝麻换取，不能用钞票购买。二是洋行采取指购、定购农产品的办法掠夺物资。各洋行均派有日本指导官，指导官带着日伪军下乡为洋行指购、定购农产品，给各保下达定购数量，并限期完成，并到田间、禾场估产，或挨户搜查，然后指定必交的数量。三是洋行采用大秤进小秤出榨取。1944年秋，日军特务春日源一及华人职员王亮庭等10人来沙市筹备成立了沙市儿玉机关。沙市儿玉机关下设物资收集所，所址在沙市梅台巷。在沙市周边荆州城、涴市、郝穴、岑河、阧湖堤等地设立物资收集分所。这些收集所以食盐、香烟、肥皂、糖、火柴等不等价换取铜、锡、锑、银元、棉布等军用战略物资，以此保障紧缺的军火生产物资和军用生活物资。1944年度，仅江陵县被日伪以各种方式劫夺的物资计有：各类金属111吨，白米24000吨，杂粮1300吨，棉花25960担，蓖麻3500担。1945年度，江陵县被日伪以各种方式劫夺的物资计有：白米33440吨，杂粮52919吨，棉花77900担，芝麻4810担。而公安县，仅在日军占领的13个乡镇，被日军武力劫夺的粮食就达940万斤，棉花170万斤，耕牛驴马1000余头，肉猪4000余头。另日军勒买的稻谷1125万斤，杂粮30余万斤。

　　日本侵略者还大量掠夺劳动力。日军侵占荆州后，派兵四处捕抓劳工役使，日军役使的人力分为两类；一是为各地驻军使用的劳工；二是为军队运输军需辎重使用的劳工。据1946年统计，日军在侵占松滋期间，共征用民力80705人，其中：死亡2344人，伤3413人，尚有74948人或回籍或下落不明。石首沦陷近3年，日军共抓、派劳工达43万多人次，被折磨致死的劳工达3000余人。日军在监利修建两个飞机场，征用劳工1万多人，还修筑炮楼、工事等，全县被征劳工78609人。所有被征劳工不分男女老幼，视若牛马，任意驱使，如动作稍有迟缓，即以刀枪加身，轻则致伤致残，重则当场毙命，人民生命形同草芥。

　　日本侵略者 “以战养战”策略的另一表现形式，就是对中国人民的金融掠夺。1940年6月，日军占领荆州后，即发行军票作为流通货币，以无偿换取中国的物资。1942年下半年，汪伪政权发行储备劵，于是各沦陷区停止军票的使用，改行储备劵，并强行兑换民间的法币、黄金和银元。

　　日伪实行的掠夺式经济政策，使荆州经济元气大伤。1944年，是日伪占领时期经济状况最好的一年，但该年沙市工商业资本总额仅为2143400万元，占1936年的13.54%，社会商品流转额为17059200万元，占1936年的12.19%，而收益额为726500万元，仅占1936年的7.88%。此时的荆沙，已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

　　文化上的奴化统治日本侵略者为了征服中国，在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还通过伪政权对沦陷区的群众大力推行日化、奴化教育。奴化教育主要从两个方向进行：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而前者又是重点。在学校教育方面，出版以“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大东亚新秩序”为内容的教科书，日语被定为“国语”课，学校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不准学生读中国历史和地理，凡是易于激发学生爱国思想的东西都被剔除。由日本人担任学监或教官。规定学校要升日本国旗，唱日本国歌；教室里要张贴“治安强化、剿灭共匪”等亲日反共标语。日本人或日伪政府教育科长还经常集合学生进行“日满华提携”、“大东亚共荣圈”演讲。日本侵略者的目的在于从小就向青少年灌输奴化思想，泯灭学生幼小心灵中的民族意识。在社会教育方面，日伪利用一切信息媒介和宣传工具，大肆宣传旧的封建道德，在思想、精神方面消磨、摧残甚至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抗意志。这种奴化教育往往都是配以残酷的镇压手段来推行。

　　日本侵略者为了麻醉、毒害沦陷区人民的思想,削弱人民的斗志,掠夺沦陷区的经济,支持侵略战争,在沦陷区实行疯狂的鸦片毒化政策。他们在荆州城乡设立烟馆，制定法律,实行所谓“鸦片专卖”,使鸦片销售和吸食合法化，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民众吸毒。同时，强迫农民种植罂粟。沦陷区人民废弃麦田禾田，大量种植罂粟，不仅加重了沦陷区的粮食危机，亦因大力推销鸦片而使许多人染上毒瘾，呈现出一片残破景象。由于日伪大力推行毒化政策，“烟山毒海”下的荆州，毒品泛滥，吸毒之风极为恐怖。当时仅5万人口的沙市，就有鸦片吸售所500多家。荆州城居民不足千户，有鸦片吸售所30多家。尚有无以计数的从事毒品销售的流动毒贩，以致城内烟馆林立、遍地冒烟，市民吸毒者30%以上。据日伪江陵县政府1943年编的《江陵县政府成立周年纪念特刊》供认，一年中，鸦片吸售所执照费收入为伪储币310829.3元，另加日钞8980元；官土捐为伪储币367280元，另加日钞399574元；鸦片获利共计伪储币4467615.3元。日伪的毒化政策,给荆州沦陷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使沦陷区广大民众在遭受战火摧残和敌伪蹂躏之后,又饱受烟毒之害。鸦片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扩张中实施的一项毒化政策，其目的在于以毒品侵害中国人的肌体，腐蚀中国人的反侵略意志，达到巩固殖民统治的目的;掠夺中国人的钱财，为日本继续扩大侵略战争开辟财源。该政策的实行，给荆州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成为政治奴役、军事进攻、经济掠夺和亡国灭种的重要手段，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并对荆州人口数量和质量产生了恶劣影响。

滔天罪行 罄竹难书——日本侵略军在荆州的主要罪行 

　　1938年10月25日，日军占领武汉后，即沿江而上，相继侵占洪湖、监利、荆州、沙市、江陵、公安、石首等县市及重要城镇。当时，荆楚三千里江山，沦为日伪殖民统治区域，江汉锦绣大地成为日军血腥屠场。侵略者在荆州实行惨无人道的虐杀政策，其罪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

　日军飞机疯狂轰炸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国民政府西迁，荆州作为陪都重庆屏障的地位日益重要，荆州、沙市及公安、石首、松滋一带分别处于入川门户和通往大西南的交通要道，是部队调动和粮秣运输的中转站。国民党西迁时，一些重要机关、企业及政府要员，或由长江直达宜昌再转重庆，或由石首、公安、松滋转湖南前往西南。因此，这一带成为日军飞机重点轰炸目标。

　　从1938年10月起，日军飞机对荆州城镇和乡村进行了百多次疯狂的轰炸，惨绝人寰。荆州境内的8个市县都遭到敌机的轰炸，有的市县还同时遭受敌机投下的毒气弹、烧夷弹和低空扫射的袭击，人身伤亡和财物损失惨重。

　　1938年10月3日，日军出动6架飞机，从潜江襄河北岸临时机场起飞，对荆州古城进行首次轰炸。重磅炸弹在人口稠密的新营房、宾兴街、玄帝宫口、陶家巷、西正街一带倾泄下来，顿时四处血肉横飞，当场炸死57人，炸伤数百人。炸毁房屋56栋。其中，张文发饭馆和玄帝宫澡堂的顾客全部毙命。

　　1940年6月6日，8架日军飞机3次轮番轰炸位于长江边的郝穴镇，在这个不足4000人的小镇，一天就炸死158人，炸毁房屋53栋，石板街上尸体横陈，繁华市井顿成废墟，惨状目不忍睹。6月7日和8日，日军出动9架飞机为先导，配合步兵攻占荆沙，对荆州城、李家埠、万城、岑河口等地轮番狂轰滥炸，近100人死于非命，200栋房屋化为灰烬，仅荆州城一处就烧毁房屋128栋。3架飞机从早到晚连续9次轮番轰炸沙市市区，市区一片火海，居民们扶老携幼，四处奔命。大街上，有的被炸者血肉横飞，半截尸体悬挂在电线杆上。荆州城东门一带被夷为平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10月至1945年8月，日军共出动109次飞机109架次，轰炸荆州沙市城乡，炸死炸伤449人，炸毁房屋460栋。

　　1938年11月11日，9架日军飞机在公安县城南平东门投烧夷弹数枚，顿时整个市镇淹没在火海之中，继而对准城中心往复穿梭轰炸，投掷大小炸弹100多枚，接着低飞用机枪扫射达1小时之久。这次敌机空袭，炸死150多人，炸伤60多人，炸毁房屋204栋，并炸毁粮仓1座，损失待运军粮60多万斤。顷刻间，繁荣的小镇成了废墟一片，尸横遍地。全家蒙难者有十数户，有一家4口被炸得连残缺的尸骨都找不到一块，仅留下他家女儿的一条长辫挂在电线杆上。自此，公安南平机关迁徙，居民散离，百业荒废，路断人稀。

　　1940年7月6日，9架日军飞机轰炸松滋老城（当时国民党县政府所在地），投弹22枚，炸死居民5人，炸伤24人，炸毁房屋126栋。同月下旬，日军3架飞机第二次轰炸老城，炸死炸伤居民5人，炸毁房屋数百栋。1941年2月4日，3架日军飞机第三次轰炸老城，炸死居民3人，炸毁房屋3栋。

　　1938年9月4日，3架日军飞机轰炸石首县城，炸毁房屋20多栋，炸死11人。11月15日，3架日军飞机袭击藕池镇，对停泊在江边的军舰和商船轮番轰炸扫射，东北军五十三军一三〇师的2艘军舰、5艘商船被炸毁。后又8次轰炸藕池，共炸死炸伤700人，炸毁房屋170多栋。1940年1月8日，8架日军飞机轰炸藕池镇，中心街道民居和商店被夷为平地，炸死居民100多人，伤者无数。1941年3月21日，7架日军飞机袭击藕池镇，对三星楼、河街轮番轰炸，炸死居民197人，重伤108人，轻伤38人，三星楼、河街尽城瓦砾。

　　奸掳烧杀、无恶不作 

　　日军占领荆州期间，对荆州人民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肆意屠杀人民，奸淫妇女，无所不用其极。

　　1940年6月，日军占领荆州、沙市后，遵循“一切组织建设，均以沙市为中心”的指令，很快在青云观、太师渊、塔儿桥、金龙寺、宝塔河、马王庙等处设立哨卡，盘查行人。并把中山路便河路口至大湾划为军事区；便河路口至临江路划为日化区，让日商、日眷居住；中国老百姓居住的地方，则划为良民区，强迫居民佩戴良民证，进出都要接受严格的搜身检查，如稍有怠慢，就会遭到拳打脚踢甚至有杀身之祸。日军屠杀的方法极其残忍，有刀劈、枪挑、排枪扫射、掘坑活埋、投江溺死、断喉饮血、大卸八块、狼狗撕咬、剜心剖腹、油浇水烫等等。在军事区内，日军采取“误入者杀”、“错走错杀”的毒辣手段。日军在沙市专门设立三个杀人处，一是军事区的“刺柱”处；二是长江边一线；三是在曾家岭一带。抗战胜利后，一位客居沙市的诗人留下这样一段文字：倭寇于中山路巷口斜对设“刺柱”屠人，劈刺时贯肢及柱，柱烂如蜂衙，后以铁箔蒙之，铁箔乱穿呈筛状。市有全家被屠者。从1940年6月至1945年8月，共有2000多人遇难于此。

　　与此同时，在公安县城南平，日军仅一次就枪杀有姓名可考的人员40多人。日军在监利白螺矶修飞机场，抓了数千民工强迫劳动，有的民工因体力不支，干活慢一点，日军便扒光其衣服让日本狼狗一口一口撕下皮肉，活活咬死。据江陵、公安、石首、监利四县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被日军杀害的民众达3万多人。

　　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发展，日军“扫荡”的次数逐渐升级，手段更加残暴狠毒。在石首调关，日军一次放火烧房子一天一夜，将一个3000多人口的小镇大部分烧毁。1943年7月至1945年7月，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进行“扫荡”和“清乡”。在小沙口车马垸实行“三光”政策，将23个墩台，1000多家住房全部烧光，抢走粮食10多万斤，船只300多艘，杀死350多人。在汉沔中心区，日军放火烧毁谢家台至徐家口27个村的3700多栋房屋，烧死700多人。在洪湖大同湖，日军用“梳篦式”的清剿方式，把湖上300多艘捕鱼的船只驱赶到万家岭，一面放火烧船，一面用机枪扫射，整个湖面一片火海和血海，700多人惨死在湖中。

　　日军的兽行除屠杀无辜外，特别是对中国妇女强暴和残害，更是令人发指。日军官兵不仅对中国妇女进行蹂躏，而且肆无忌惮地对中国妇女施暴。更有甚者，日军割下女人阴户强令男人啖食，有的强令老者奸污幼女并逼令大家围观拍手，有的将木桩石片塞进女人阴户以及一些人不忍闻的暴行以供其娱乐。日军侵占期间，荆州妇女惨遭侮辱者1万多人。日军还在荆州设立至少5所“慰安所”， 掳劫青壮年妇女供日本军人蹂躏。广大妇女为避其祸，或女扮男装，或脸涂黑灰，过着非人生活。

　　毁灭文化古迹 

　　日军盘踞荆州期间，丧心病狂地毁灭文化古迹。建于晋代的承天寺，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素有“荆南第一禅林”之称，是湘鄂两省佛教胜地。1941年春，日军为了修建飞机场，竟然拆毁寺中的大雄宝殿、图通宝殿、无量宝殿、势至殿、万寿殿，以及建于梁代的僧伽妙应塔。日军还拆毁了建于宋代的南门城楼——曲江楼，建于元代的文庙等20多处名胜古迹，用于修建兵营。日军抢掠大量珍贵文物，承天寺里全国罕见的铜钟、铜香炉及汉魏碑帖、孔庙的千年古鼎、禹王宫董华庭内镌刻有金刚经全文的8块石碑、开元观内的九龙金钟、明辽王亲书匾额和历朝名家字画等稀世珍宝，均被日军盗运出境。 　

抗日烽火遍燃荆楚——荆州的抗日救亡活动 

　　抗日救亡活动是组织和带领千百万群众投身抗战洪流的重要手段和得力措施。荆州地区的抗日救亡群众活动兴起之早，持续时间之长，规模和影响之大，是全省少有的。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荆州地方党组织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工作，领导各抗日救亡的团体，积极开展支援抗战前线、抵制日货、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等抗日救亡活动，发动荆州广大民众投入到抗日斗争中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在荆州城乡掀起了抗日救亡热潮。

　　“新生”、“黎明”剧社的抗日救亡活动 

　　卢沟桥事变后，荆沙的进步青年和学生，在中共荆沙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十几个救亡团体，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新生”、“黎明”两个剧社。

　　“新生”、“黎明”剧社成立后，一开始就抓住了一致抗日这一主要矛盾，提出了“唤起民众、团结抗日”的宗旨，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中心。按照中央“发展进步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把一切愿意抗日，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组织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总方针，利用各种形式，把抗日救亡工作深入到广大城镇乡村，深入到各阶层中去，组成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强大的抗日救国的群众力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并形成了以救亡团体为骨干、以救亡书刊为导向、以救亡活动为内容的三位一体的运动特点。

　　“新生”、“黎明”剧社组织了读书会，利用“读书会”的形式，联络、集聚进步力量和加强演员的自身思想建设。为了宣传抗日，扩大影响，“新生”、“黎明”剧社设法将《群众》、《新华日报》等进步刊物散发出去，宣传抗战形势和抗日救国的道理。他们还到城内从事宣传活动。在沙市最为繁华的中山路、中山公园等处开辟宣传专栏，举办大型壁报、张贴标语，揭露日军烧杀奸掳的罪行，斥责国民党的投降妥协行为，宣传只有抗战到底，才能挽救民族危亡。他们还积极推销《荆沙民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在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加剧后，“新生”、“黎明”剧社根据形势的变化，着重抓了提高群众思想觉悟的工作，以开办各种夜校的形式，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进一步提高工农群众知识水平、政策能力和思想觉悟。冀昌茂在郊区办了“农民夜校”；王遇璋在“树人”小学办了“店员夜校”；还有几个同志在“鄂中”小学办了“工人夜校”。

　　“新生”、“黎明”剧社的活动方式很灵活，时分时聚，除了集体演戏外，还有单独的行动，他们深入到工厂、街道，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日救亡，散发各种抗日救亡的传单，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通过文艺活动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这种形式较为广泛，亦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新生”、“黎明”剧社从成立一开始，就决定用政治宣传、文艺演出去唤起民众。宣传方式多种多样，有街头演讲、抗日战争形势报告会、演剧、唱歌，还有化妆宣传，揭露日本侵略军在沦陷区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罪行，调动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文艺演出以公演话剧为主。主要节目有：《九一八以来》、《三江好》、《林中口哨》、《最后一计》、《大井村》、《烙痕》等。他们无论是在街头、剧场，还是在工厂、农村，都十分严肃认真地演出，广大观众称赞这些短剧是抽向日军和汉奸的鞭子，是动员民众的号角。

　　“新生”、“黎明”剧社经常深入到街头、农村、工厂、作坊、河堤等群众集中处。每到一地，除了演出，还要深入群众组织歌咏活动，教群众学唱抗战歌曲。剧社所到之处，抗日歌咏活动就蓬勃兴起，《我们在太行山上》、《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歌曲，男女老少都会唱。通过各种文娱宣传活动，打破了荆沙地区的沉闷空气，“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歌声到处可以听见，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充满了抗日救亡的热烈气氛。

　　在荆沙党组织的领导下，两个剧社的活动卓有成效。1938年元旦，“新生”、“黎明”两个剧社在沙市中山公园纪念堂联合公演《九一八以来》、《三江好》、《最后一计》》、《烙痕》、《蜕变》等抗日话剧，充分显示出荆沙抗日救亡团体的实力，鼓舞了荆沙人民的抗战士气，推动了荆沙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发展。

　　1938年4月，沙市抗敌后援会在沙市体育场召开荆沙各界群众大会，隆重庆祝“台儿庄大捷”，“新生”、“黎明”剧社组织全体社员参加。共产党员彭祥麟、王遇璋等人先后登台发表演讲，宣传抗日救国，号召广大民众积极起来，支援抗战，反对卖国贼。他们以雄辩的事实和满腔的激情，博得了台下群众雷鸣般的掌声。

　　“新生”、“黎明”剧社社员通过和工农的接触看到了工农群众中蕴藏着伟大力量，更坚定了抗日救国的意志，认识到只有同工农大众相结合，才能挽救国家于危亡之中，同时也只有走向社会，深入基层，宣传和发动工农群众，中国的民族解放才能最后取得胜利。基于这种认识，“新生”、“黎明”剧社的抗日宣传和思想发动，不仅仅只动员城镇市民，而是扩大到全荆沙地区，深入到工农大众之中。

　　外地救亡团体和朝阳学院在荆州的活动 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形成，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各种流动的救亡团体纷纷辗转各地。1938年，外地来荆州宣传抗日的团体有平津战区学生移动剧团、北平学生流亡剧团，以及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抗敌流动宣传队汉剧宣传二队、汉剧宣传六队、问艺楚剧宣传二队、京剧宣传队等。这些剧团和宣传队在荆州期间，与当地的“新生”、“黎明”等剧社密切配合，互相切磋，或分头演出，或联合公演，有力地推动了荆州的抗日救亡运动。

　　平津战区学生移动剧团到荆州后，演出了反映东北人民抗击日寇的大型话剧《烽火》。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的4个抗日流动宣传队，在荆州活动1年多，演出了《文天祥》、《哭秦庭》、《放下你的鞭子》、《江汉渔歌》、《送哥参军》等优秀剧目，演出的场次最多，极大地鼓舞了荆州人民的抗日热情。九、十月间，这4个宣传队组成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荆沙分会，为抗战募捐义演30多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

　　1938年6月，北京朝阳大学迁到沙市后复课，改名朝阳学院。朝阳学院在沙市期间，积极开展学生宣传团的工作。他们根据自身的特点，除举办大型演讲会外，还组织进步师生深入各工厂、学校进行抗日演讲。进步教授邓初民、马哲民、黄松龄等身体力行，带头参加演讲活动，影响很大。邓初民在江陵中学对学生发表演说时，竭力推崇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大声疾呼在此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广大青年学生不要死读书，要团结起来投身抗日洪流，使学生们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邓初民还以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成员身份，会同黄松龄等知名人士，帮助荆州的抗日救亡活动。年底，武汉局势告紧，朝阳学院西迁成都。

孤悬敌后  浴血奋战 ——三湖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丧失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决定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战区和敌后，充分注意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1939年秋，中共江陵中心县委遵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开始准备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一方面选派彭祥麟、张礼成、王遇璋等一批党员骨干到江陵东南部的摊桥、熊河、郝穴、普济、沙岗等地农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组织广大群众投身抗日救国的行列；一方面在各地大力发展党的组织，为开辟抗日根据地作组织准备。经过大半年的工作，中心县委在江陵境内建立有荆沙、岑河、西北、熊河、龙西、龙四区委及马家寨区委等7个区级组织。在大力发展党员、建立健全区级党组织的同时，中心县委还在三湖北岸的朱家祠堂开办党员训练班，以提高党员的素质。

　　荆沙沦陷后，驻荆州城十字街的江陵中心县委机关迁至岑河，荆州、沙市城区的一部分党员也被派往岑河、三湖一带，工作的重点集中在开辟抗日根据地上。

　　改造“黄学会”，创建抗日游击武装 筹组武装，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准备。荆沙沦陷后，岑河口亦被日军占领，国民党岑河区公所溃散，周围农村强匪夜来，盗贼昼行，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在社会秩序混乱的情况下，一个带迷信色彩的群众性组织“黄学会”从潜江、监利传入江陵农村。岑河三湖一带农村的“黄学会”有会堂四五十个，会员达3000多人，其会堂之多、会员之众、声势之大，居全县之首。在国难当头，匪盗为患之际，“黄学会”以卫民保乡而赢得民心。中共江陵中心县委针对岑河三湖农村的实际，决定利用“黄学会”，将其改造成为抗日的群众性武装。中心县委派组织部长彭祥麟和进步绅士一起做“黄学会” 上层人士的工作，同时派党员入会，宣传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锄奸防匪，抗日救国的道理，团结会众。不久，便将“黄学会”改造成为党所指挥的一支武装力量。

　　三湖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中共江陵中心县委在三湖地区的活动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努力，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怀和高度重视。为了支援江陵人民的抗日斗争，南方局党委选派江陵籍党员，从重庆专程送来活动经费1000元。

　　南方局党委派人送款支援江陵人民抗日斗争的消息传出后，极大地鼓舞了江陵的共产党人和三湖地区的人民群众，加快了抗日根据地创建的步伐。1941年3月，中心县委按照鄂豫边区党委的指示，在天门召开中心县委扩大会议，鄂豫边区党委领导李先念、陈少敏到会，对开辟江陵三湖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具体指示，并决定将江陵中心县委改为江陵县委，由彭祥麟任县委书记。会议决定立即创建抗日根据地，组建抗日武装，成立抗日民主政府。会后，县委迅速传达了扩大会议精神，从各区和支部抽调干部和党员，组成一支60多人的行动队，作为抗日武装的基础。行动队首战就消灭了国民党江北民众自卫总队，处决了反动头目，重新收编了被国民党收编的原“黄学会”组建的民众自卫队。随后，县委将行动队整编为独立营，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江陵县委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正规武装。

　　1941年4月，江陵县委在岑河龙陈潘召开各界人士代表会议，正式宣告成立江陵县抗日民主政府，由彭祥麟兼任县长。成立新四军江陵独立十四营，营长简舜卿，政委彭祥麟。独立营下辖2个连。7月，三湖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南抵长江，北到豉湖、长湖，东至张金河、龙湾，方圆100余里的地带，都成为江陵县抗日民主政府的管辖区域。

　　三湖抗日根据地是荆江两岸最早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对荆沙日军据点和沿江西进的日军舰港观音寺形成了较大的威胁，极大地鼓舞了荆江两岸人民的抗日斗志。

　　三湖抗日根据地的丧失

　　三湖抗日根据地创建后，在对敌斗争中，得到不断发展，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日益扩大。7月初时，县独立营已经拥有4个连、1个青年突击队和1个手枪队，共约200多人，100多支枪，军事和政治素质都有明显提高。

　　随着三湖抗日根据地的日益发展和抗日武装的不断壮大，国民党顽固派必欲除之而后快。1941年9月，国民党第六战区策应第五战区围攻沙市日军，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鄂中游击总指挥林兆尧认为这是一举摧毁三湖抗日根据地的大好时机。于是，调其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以配合国民党荣誉师郑洞国部攻打沙市为名，分东南两面进攻三湖抗日根据地。他们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术，每到一地，便抢劫财物，烧毁民房，吊打村民，实行焦土政策。由于敌人的行动是以围攻沙市的日军为掩护的，江陵县委麻痹轻敌，部署失当，被国民党顽军步步紧逼，县委和独立营100多人退到莲花垸。根据县委决定，杨知时、张礼成率大部人员巧妙突破顽军重重封锁，安全撤离三湖，转往沙岗白鹭湖一带。彭祥麟率10多人的小分队坚守，以迷惑顽军，掩护大部突围。小分队与顽军周旋10天后，埋枪分散隐蔽。不久，由于小分队队员皮文炳、皮久香叛变投敌，国民党江陵县锄奸行动队挖走了埋藏的枪支，隐蔽在靖姚台的彭祥麟遭敌人捕获，后杀害于石首新厂。独立营转移到沙岗后，杨知时、张礼成率部分人员转移到襄西，留下的人员则将枪枝埋在林家垱，人员就地隐蔽。至此，三湖抗日根据地丧失。

　　三湖抗日根据地是沿江敌后建立最早的小块根据地，是江陵党组织在远离鄂豫边区的情势下独立创建起来的。它的建立和丧失，为敌后滨湖地区的抗日斗争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为日后开辟襄南抗日根据地准备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和群众基础。

横戈跃马 鏖战江汉——李人林率部挺进江陵开辟襄南抗日根据地 1943年2月，日本侵略军在对鄂豫边区发起春季和夏季“扫荡”的同时，调集3、4万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分三路向江陵、监利等县广大乡镇发起全面进攻。驻防在这一带的国民党第六战区“挺进军”一、二、三纵队几乎被日军全部消灭。与此同时，驻监沔的国民党一二八师全军覆灭，师长王劲哉被俘，襄南国土完全失陷。一时，日军据点林立，皇伪军骤增，匪患日炽，灾难深重的襄南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急切盼望共产党新四军进军襄南，抗击日伪，收复失地，解救同胞。

　　鄂豫边区党委根据中央的部署和人民的要求，适时作出开辟襄南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战略决策，并将这一任务交给了中共襄河地委和襄河军分区。1943年3月，中共襄河地委决定，派襄河军分区参谋长李人林率四十五团第一营为先遣队开辟襄南抗日根据地，正式揭开了开辟襄南抗日根据地斗争的序幕。

　　开辟襄南的立足点 

　　襄南，是指东起武汉，西抵沙洋、南临长江的河湖港汊地带，其范围包括潜江、监利、沔阳的全部和江陵、石首、荆门、汉川的大部。境内有洪湖、排湖、白鹭湖、三湖、长湖等大小湖泊，是理想的游击作战地区。开辟襄南，关键在于选好立足点。江陵大部分地区虽然被日军占领，匪患严重。但是，江陵建立过三湖抗日根据地，后来尽管失败了，群众基础还在。更重要的是，江陵的党组织虽几经挫折，仍然在坚持斗争，在三湖、白鹭湖地区，仍然有二支小型游击武装在打击日顽匪。因此，李人林果断决定，开辟襄南，先取江陵。

　　1943年3月下旬，李人林率先遣队夜渡襄河，直插江陵。部队经过万里镇、太和场，进入三湖附近的洪宋场、土地口一带隐蔽，并与江陵地下党负责人张礼成取得了联系，决定先做好两件事，一是侦查敌情，掌握日伪军动态，二是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伪军反正，分化瓦解敌军。先遣队的行踪很快被日军发觉，岑河口、丫角庙、浩口等地的日军向李人林部进行合围“扫荡”。李人林带领部队，采取“贴烧饼”的战术，迅速靠近岑河口日军据点附近，在三湖地下党和群众的支援下，分乘十数只大船开到芦苇荡中隐蔽起来。扑了空的日伪军撤回据点后，先遣队马上就返回土地口，会同地方党组织很快争取了原国民党一二八师独立团团长倪辑武部接受我党领导，所部200多人改编为江陵抗日自卫团。伪军暂编第六师第三旅第七团团长李正乾经多次争取，率全团800余人弃暗投明，参加我军抗日。接着收编了两支土匪武装。随后，在张金河，将占地为王又拒不接受统战的刘银国部六七百人击溃，一举解放了徐李市、张金河。接着李人林部争取了伪军江陵县保安司令曾尚武，暗中为我所用。又打退了日伪对土地口、徐李市的“扫荡”。

　　经过1个多月的斗争，李人林部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江陵的三湖、白鹭湖地区站稳了脚跟，为开辟襄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可靠的立足点。

　　建立襄南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 李人林部立足江陵后，在军事上连连奏捷。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中共襄河地委决定由襄河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刘真带领一批有斗争经验的干部随军分区所属独立十二团6个连到江陵，与李人林部回合。四十五团参谋长青雄虎亦奉命率1个营从京山赶到襄南开辟白鹭湖以南地区。1943年4月，根据鄂豫边区党委和襄河地委的指示，在徐李市建立了襄河地委襄南工作委员会和襄南指挥部，由刘真任工委书记兼指挥部政委，李人林任指挥长，加强了对开辟襄南的领导和军事力量。

　　1943年5月初，日军进攻湘北和鄂西，以实现其消灭宜昌至洞庭湖之间长江右岸的国民党野战军，保证宜昌以下船舶通航的“江南歼灭战”计划。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牵制日军兵力，新四军五师师部电令15旅主力迅速渡过襄河，向东南挺进。

　　15旅主力进入襄南后，为适应襄南快速发展的形势，襄河地委决定，撤销襄南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襄河地委襄南代表团，统一领导襄南的军事和地方工作。

　　襄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 

　　潜江西南重镇熊口，是新四军南取监利，东趋汉沔的要冲。李人林率部渡过襄河后，敌伪立即派伪6师第2旅朱秉坤部约2000人扼守熊口，妄图阻止新四军挺进洪湖。15旅主力进入襄南后，决定集中力量歼灭伪军朱秉坤部，拔掉熊口据点这颗钉子。

　　李人林任指挥长的襄南指挥部和15旅领导反复研究，制订了作战方案。1943年6月7日拂晓，总攻熊口的战斗打响，各部向熊口、周矶等敌据点发起总攻。周矶据点之敌沈锡庚部，突破荆潜地方武装的重围，向潜城方向狼狈逃窜。熊口街北头阵地的王启瑞营长率部火线起义，让出防御阵地。驻守熊口的2个团则顽固抵抗，战斗十分激烈。襄南指挥部和15旅一面进攻，一面通过王启瑞等在阵地喊话，一面写信敦促朱秉坤投降。在强大的政治和军事攻势下，朱秉坤被迫宣布投降，接受指令，开赴江陵洪宋场集结听命。朱秉坤十分狡猾，匪性难改，其被迫率部集结洪宋场后，秘密部署残军向长湖逃窜。襄南指挥部和15旅立即对其实施包围，俘获1000余人枪，除朱秉坤及随从逃脱外，伪6师第2旅全部被歼。至此，熊口及附近的阳家场、马家场、吴家场、周家矶等10多个伪据点均被拔除。熊口战斗歼灭了江陵、潜江两县的主要军事力量，孤立了潜江县城的日军，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六战区在江南对敌作战。以熊口为中心的江潜边地区成为襄南根据地巩固的中心区域，为东进洪湖，南向石公华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后，李人林率部直下洪湖，取得了黄蓬山、张家坊等战斗的胜利。到9月，襄南下辖江陵、荆潜、监沔、天潜沔、汉沔等县都建立了区乡一级政权，同时各县还建立了二三百人的县大队武装，控制了纵横约100公里的广大地区，并和川、汉、沔游击区连成一片。　

　　后   记 

　　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安身立命的根基，是不能忘记的，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但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告诉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不是人类和平之计。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护的。让我们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携手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一切向前看，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今天，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复兴梦想，也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永远铭记伟大的全民族抗战，继承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万众一心，砥砺奋进，不断开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新境界，推动世界和平发展，谱写人类文明进步的新篇章。

　　（撰稿人：胡晓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