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的崇高风范

孟兰英

　　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驻于延安时，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将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五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尊称为“延安五老”，即分别称谓徐老、吴老、谢老、董老、林老。

　　“延安五老”均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早在1933年中央苏区根据地时，他们就担任了党和苏区政府的领导工作。1934年10月，除了吴玉章同志被党派到国外工作外，其余四位均参加了长征。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他们五位继续担任了党和边区政府的重要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以雪鬓霜鬟朝气蓬勃地投入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之中。

　　“延安五老”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以其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矗立起了一座又一座丰碑。本文试图从一件件小事入手，滴水映日，折射出他们熠熠生辉的一生和令人钦佩的高风亮节。

徐特立：“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财产”

　　徐特立1877年2月1日生于湖南长沙。1927年夏秋之际，当中国革命陷入低潮之时，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而大大地激励了共产党人的士气。1934年10月，徐老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红军中最年长的人。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徐老始终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公民，从不因为年纪大、地位高、贡献大而居功自傲，搞特殊。1957年1月，徐老去长沙出席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有关领导建议说：“您老都八十高龄了，为了您的健康，小组会就不用参加了。”徐老却说：“我这次回来，正是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好机会，我虽然年纪大了，但仍能听、能记、能思考，回京以后还要整理材料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不参加会议怎能行！”就这样，每次小组会议他都提前10分钟到，认真听，认真记。那时正值隆冬，长沙的天气又阴冷，徐老又患了感冒，同志们都劝他休息，但他仍坚持天天到会。

　　徐老的长子徐笃本，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不幸被捕遭国民党杀害，牺牲时年仅22岁。小儿子徐厚本，1938年奔赴延安，在陕北公学毕业后，被党组织派到湖南从事地下工作，不幸患病去世。徐老怕夫人伤心，一直瞒着她，时常嘱咐身边工作人员代“儿子”“写信”来安慰她。直到1960年徐老夫人去世时，她也不知道小儿子已经不在人世了。

　　徐老早年参加革命后，因工作繁忙，10年没有回家。直到1938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徐老被党中央派到中共驻长沙办事处工作时，才有了回家乡看看的机会。但徐老就是抽不出时间回去，直到1939年春节，他才抽空回了次家，只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匆匆回长沙了，这一走又是好多年没回去过。

　　1949年进城后，组织为徐老配备了专车，可他却不大乘坐，经常是步行外出，有时还乘坐公共汽车。为这事，警卫员有些意见，牢骚很快就传到他耳朵里。有次晚饭后，他问警卫员：“你在乡下种地，人均粮食多少呀？”警卫员告诉他，人均大约500斤左右。徐老又问：“你知道这汽油是从哪儿来的？进一次城要用多少汽油？要花多少钱？”警卫员无以对答。

　　徐老耐心地告诉他：“我们国家刚解放不久，自己还不能生产汽油，要靠从外国进口，我们进次城，来回的用汽油钱，就等于你家一个月的人均收入。现在群众生活还很困难，我们怎能随便增加国家开支，加重人民的负担呢？要是我们干部的生活水平与群众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群众是会有意见的！”徐老又接着说，“少坐车，多走路，至少有三大好处，既可以锻炼身体，又能为国家节约开支，同时又密切了同群众的关系。”警卫员听了徐老这一番话，心中豁然开朗。

　　1968年11月，在弥留之际，徐老把多年的积蓄交给了组织。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我的财产，而要继承老一辈的革命精神。”

吴玉章：“我们共产党人没有私有财产”

　　吴玉章在“延安五老”中年龄排第二，1878年12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荣县，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立。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段毛主席语录，出自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为吴老补办的60寿辰庆祝会。毛泽东当时特别指出：“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1946年，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吴老深感对干部加强革命气节教育的必要性，于是把毛泽东的一些文章和党中央的文件，编印成一本名为《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际》的小册子，供大家学习。他还为大家作演讲，讲到激情处，声泪俱下，听者为之动容。

　　1947年2月27日深夜，国民党军警百余人包围了中共驻重庆联络处，吴老闻讯披衣急起，正气凛然地对国民党军警说：“你们半夜三更来此胡闹，简直无理至极，你们绝对不能捕走我们一个同志！”以后几天，吴老给同志们讲革命故事，激励大家的斗志。他表示，他向党中央负责，向同志们负责，只要他活着，一定要使每一个同志都安全撤回延安。

　　3月8日，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和一个连长同吴老坐在一辆小汽车里，“护送”他到飞机场。当吴老看到只备有2架飞机时表示坚决不走。后经了解，另外几架飞机没到确系气候原因，次日即可到达。同志们也劝吴老不必担心。这样，他才上了飞机。第二天，其余的同志也都安全地回到了延安。

　　吴老在艰苦朴素的作风方面也为后人作出了表率。他在大革命时期用的一条毛毯、一个文件箱以及延安时期用过的一套粗呢衣服和一件羊皮袄，一直用到他去世。他接待外宾时常穿的一件大衣，也是早在大革命时期添置的，解放后几经翻改。平时接待宾客，需要衣着整齐一些，而一回到家里，他总是只穿旧便服。他的内衣、袜子大多是补丁加补丁；一条毛巾用得实在无法再用了，仍舍不得更换。至于饮食更是简单，用他自己的话说，有饭吃就行了。

　　1958年3月，吴老回家乡视察工作时，听说当时荣县的教育还很落后，适龄儿童入学率很低，便指着自己家的住宅对陪同的县委书记说：“我们共产党人没有私有财产，我这些房子就交给你们办一所师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