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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解放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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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久全

襄樊战役西门突破口

  襄阳两次解放之战,永载史册。

  本来,1948年7月16日,以襄樊战役胜利为标志,襄阳即宣告解放。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动撤出襄阳,进行战略转移不久,国民党残余部队卷土重来,复占襄阳长达5个月。直到1948年1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再次发起樊城战役,于1949年1月10日取得全面胜利。这两次战役的缘起,要从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全局和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首长走的一招好棋说起。

中原对弈,刘邓剑指襄阳

  对襄樊战役,时任参战部队六纵十七旅旅长、曾任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李德生回忆说:“1948年7月,我中原野战军在汉水流域所进行的襄樊战役,是一个成功的战例。从战场的选择、战机的捕捉、战役的部署和指挥上看,体现了刘(伯承)司令员胸怀全局、趋利避害、机动歼敌的军事思想,是中原战场全局中的一招好棋,被朱总司令誉为‘小的模范战役’。”

  1947年7月,刘邓、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于南线实施战略反攻,到1948年6月在中原地区建立皖西、鄂豫、江汉、桐柏、豫西、豫皖等根据地,控制了广大农村和中小城镇。在战略上,蒋介石已被迫转入重点防御。

  刘邓剑指襄阳,缘于襄阳的重要战略地位。而蒋介石为了强化襄阳战略要地防御,特意把其亲信、特务头子康泽委任为襄阳战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又特意点将“川军名将”郭勋祺任副司令官。

  1948年2月,康泽把归其指挥的三个旅加以整顿,调整布防,修筑工事,大搞军训,成立特务营、宪兵连,又令国民党第五行政专员公署专员李朗星组织了5000之众的保安旅,康泽共掌握反动武装2万余人。

  1948年6月5日,中原军区司令部在河南赊旗镇召集各纵队首长开会。刘伯承透彻分析全国战略态势后指出:“敌人对我有三怕:一怕进关,二怕过江,三怕入川。中原区就有敌人两怕。在顾祝同集团、白崇禧集团、张治中集团联合防线上,汉水区是其最大弱点。此地既可渡江,亦可入川,且是敌之接合部,弱点无法弥补。”据此,中原军区司令部下定了打响襄樊战役的决心。

  6月23日,中原军区司令部电令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统一指挥襄阳作战,参战部队有中野六纵之十六、十七、十八三个旅六个团,桐柏军区二十八旅三个团,桐柏三分区八五(欠一个营)、八六两个团,陕南军区十二旅之三四、三五团,及郧(西)白(河)、郧(阳)均(县)两个独立团,总计近15个团,2万余兵力。

撇山攻城,夺取襄阳城外围战胜利

  7月2日,襄樊战役正式打响,解放军出其不意,奇袭老河口、谷城获得胜利,然后沿江东进,围歼襄阳守敌。解放军采取撇山攻城、“刀劈三关”和声东击西等战略战术,实施外围作战。6日,解放军在进攻城南诸山受阻的情况下,前线指挥员经观察地形发现,襄阳城西南高地与汉水之间有一条狭长的走廊直通西门,于是果断改变计划,冲破历史上攻襄阳必先取南山的惯例,决定撇山攻城,直捣西门。打通城西走廊,必先攻占琵琶山、真武山。8日和9日,解放军先后攻占两山,在琵琶山的战斗中,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团长苟在合英勇牺牲。随后,解放军又攻占了城西张家塘,拔掉了铁佛寺这个“硬钉子”,史称“刀劈三关”。

  与此同时,王近山司令员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在十七旅接近西门时,他令该部隐蔽,昼伏夜出,开挖两条交通沟通向城外,并将六纵部队全部运动到城西,梯次隐伏,准备突破后跟进。而在东门和东南方向,大张旗鼓地作攻城架势。蒋介石、白崇禧果然受到迷惑,命令康泽“注意加强东南面之工事和守备”。康泽于是调集6000人防御南面,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解放军从西门攻城阻力。

  自6日开始,汉水北岸的桐柏二十八旅利用坑道作业给驻守樊城之敌以重大杀伤,迫敌于9日午后放弃樊城,龟缩襄阳城内,樊城遂告解放。桐柏二十八旅转进东津后渡江进占襄阳东关。

  解放军从东西关进抵城垣后,襄阳城已直接在我军攻击之下。康泽智穷力竭,惊惶万状,遂于14日17时将城南高地守敌撤入城内。至此,襄阳城外一切障碍被扫除,外围作战遂告结束。

总攻襄阳城,活捉康泽

  15日,解放军对襄阳城发动总攻。集中部署兵力,把六纵队全部使用在西门主要突击方向上。桐柏三分区部队佯攻南门,迷惑敌人,陕南十二旅从东北角进攻,桐柏二十八旅在东南角涉水登城。

  总攻前一天(14日)黄昏,六纵四十九团一营(突击队)及火力队(各种炮兵、重机枪组)进到西关铁佛寺一线,赶筑工事,做攻击之各种准备。为了前线部队相互协同,指定在攻城突破阶段由十七旅旅长李德生统一指挥,破城后的纵深发展阶段由十六旅旅长尤太忠统一指挥。15日20时30分,开始炮火准备。炮兵部队在近距离上进行直接瞄准射击,向西门及两侧作摧毁性轰击,使西门左右300米以内的敌人几乎完全停止射击,共摧毁西门前后及以北之5个炮楼、3个地堡,掩护工兵连续爆破4次,将城墙炸开一个缺口。突击队则乘敌被震昏与烟雾弥漫之际发起冲锋,顺利通过百米长的大石桥,突到城根,四十九团一营三排英雄排长李发科带领投弹组勇猛地同洞口的敌人拼着手榴弹,班长李德义和几个战士往突破口架梯子。三排已经开始登城了,正在这时,城楼上敌人甩下的一束手榴弹在梯子的当中爆炸,登梯的人全摔下来,几个同志当场牺牲。三连长命令:“赶快把二排的梯子抬来!三排投弹组继续掩护!”李发科突然把高大的身躯往下一蹲,喊道:“三排的同志们,快从我肩头上去!”话音还未落地,机灵勇敢的岳友清便第一个爬了上去,腿被埋在土里的冯秀林一下子把腿从土里拔出来,紧跟在岳友清后面,第二个踏上了李发科的肩头……

  又一束手榴弹爆炸了,李发科同志前胸负了伤,血浸透了衣服。他坚持把冯秀林送上城后才悄然倒下去。他的英勇行为保障了部队10分钟内即登上城墙并控制了突破口,随后连续打垮敌人10次反扑,巩固了突破口,接应后续梯队突入城内。

  几乎在六纵突入城内的同时,桐柏二十八旅和陕南十二旅也分别于城东南角、城东北角相继攻入城内。三支部队入城后,按预定计划分路并进。经激战通宵,至16日6时,守敌大部被歼。最后的钟鼓楼守敌,经解放军四面围攻,于上午10时缴械投降。唯有康泽司令部特务营、宪兵队数百人仍依托杨家祠堂负隅顽抗。16时,解放军向杨家祠堂发起攻击,炸倒围墙,轰塌碉堡,各突击队相继冲进敌司令部,激战半小时,全歼守敌,活捉康泽、郭勋祺。至此,战役胜利结束。

  此战役自7月2日凌晨至16日傍晚,历时15天,共歼国民党团以下官兵1.7万余人,毙伤敌人3500余人,共计2.1万余人,缴获各种炮117门(包括美制化学臼炮8门)、轻重机枪679挺、长短枪6661支、各种炮弹6698枚、各种子弹10万余发、汽车10辆、汽油200多桶、电台24部、电话总机和单机132部、各种药品274箱等。解放军阵亡团长、副团长各1名,共伤亡3719人,其中阵亡719人。

  此次战役解放了老河口、光化、谷城、南漳、宜城、樊城、襄阳等城镇,控制了汉水中段。桐柏三分区汉南指挥部乘机进入汉南,取得了开辟桐柏区以来最大的政治、军事胜利,直接威胁江南和四川后方,并有力地配合了豫东战役,是闻名全国的五路大捷之一。

  7月23日,党中央发出《贺襄樊大捷电》。贺电说:“庆祝你们在襄樊战役中歼敌两万余人,解放襄樊、老河口等7个城市,并活捉蒋匪法西斯特务头子康泽的伟大胜利。这一汉水中游的胜利,紧接着开封、睢杞两大胜利之后,对于中原战局的开展帮助甚大。尤其是活捉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特务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尚望继续努力,为彻底解放中原而战!”

  襄樊战役为什么被称作是刘邓走的一招好棋?刘伯承司令员在总结襄樊战役时说:“这一战役的胜利,是由于敌我两军对战于豫东、平汉线,将敌主力吸走,樊、襄孤立,蒋、白两敌初判断我无主力攻襄,襄阳可以固守,发援较迟。一到我攻下,援兵已来不及。极似打篮球,双方互相牵制,以一人乘机钻隙投篮的方法。”这一形象比喻,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灵活机动战略战术和高超军事指挥艺术的生动诠释。同时,人民群众的巨大支援和江汉军区友邻部队成功地阻击国民党的增援部队,也对夺取襄樊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

再克樊城,襄阳回到人民手中

  襄樊战役胜利之后,在解放军主动撤出襄阳、樊城东进,准备参加淮海战役之际,国民党接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的宋希濂,率整编二十师(后改称二十军)进驻襄阳,对解放区进行报复性屠杀掠夺,襄阳地区军民展开了长达数月的反扫荡斗争。

  1948年11月4日,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司令官王凌云带领第二军、第十五军及暂编一、二、三师和保安旅,从南阳逃到襄阳,复占襄、樊二城。

  1948年11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发起了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蒋介石为了增援淮海地区被围困的国民党军队,将10月份刚进至河南南阳、唐河一线的十二兵团及湖北襄阳地区的二十军先后东调。敌三兵团之七军、四十八军亦分别经唐河、枣阳、随县等地撤至平汉铁路沿线。汉南地区境内之国民党军第七十九军、第二军也由宜城向荆门、沙市方向窜犯。至此,桐柏地区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襄阳、樊城此时只有王凌云部,孤立无援。

  桐柏军区选择这一大好时机,于1948年12月20日发起樊城战役。

  当日,桐柏军区二十八旅及一、三分区独立团奔袭樊城以西的竹条铺,歼敌第十三绥靖区暂编一师师部及其第三团,旋即直扑樊城。解放军先以二分区独立团将敌诱出,二十八旅突然发起进攻,拦腰截尾,将敌十五军之七二八团大部歼灭。解放军乘胜直逼城下,于22日晚以一部兵力直插城西,防敌逃窜;以精干部队冒着风雪夜突城内,后续部队迅即向纵深发展,激战一夜。23日拂晓前,敌大部被歼。

  此时敌七二九团残部仍据守福音堂顽抗待援。解放军遂调整兵力发起猛攻,至下午5时,敌人全部缴械投降。此次战役,共歼敌十三绥靖区第十五军二十三师3个团,暂编一师1个团,共4个团,毙敌4000余人。在解放军强大军事、政治攻势下,驻守襄阳城内的第十三绥靖区司令官王凌云及其残部于1949年1月10日弃襄阳而南逃。第二次解放襄阳之战以胜利告终,从此结束了国民党在襄阳的统治。

  (来演:襄阳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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