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危局——
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

　　1927年4月的武汉，阳光明媚，春意盎然；然而，政治的气候却冷风阵阵，寒气逼人。

　　这时，在滚滚长江驶往武汉的轮船上，在南北铁路奔向武汉的列车上，在四周公路开往武汉的汽车上，坐着一些神秘的旅客，他们隐瞒身份，扮作“开渔行的”“卖水果的”“做茶叶生意的”“贩瓷器的”，目的就是去武汉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五大。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开幕式在都府堤武昌第一小学的风雨操场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82人，代表着全国57967名党员。以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等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参加了大会，由谭延闿、徐谦、孙科等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也到会祝贺。汪精卫也在5月4日应邀列席大会并发表演讲。

　　大会开幕式虽然隆重而热闹，但无法掩盖日益恶化的时局。就在大会开幕前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上海、广州、北京、重庆、南京等地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包括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在内的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遭到杀害。可以说中共五大是在新旧军阀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枪声中召开的，是党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开幕式结束后，大会改在汉口黄陂会馆完成其他议程。4月29日上午，陈独秀在大会上作报告，用了近六个小时的时间，将中共四大以来的工作做了全面总结，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十一个问题。但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反而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台上的陈独秀侃侃而谈，台下的代表也认真倾听，但报告的内容让人失望，不少人流露出不满的情绪。会议休息时，罗亦农走到瞿秋白面前，嘴里说出“糟糕”两字，瞿秋白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一口一口地抽着烟，长久地沉默着。当天下午开会时，代表们的座位上都放了瞿秋白著的一本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醒目的标题吸引了参会代表，他们一边翻看，一边小声议论，恽代英笑着称赞道：“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这本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人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而写成的小册子，着重阐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以及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点了彭述之的名。一些代表也同意瞿秋白书中的观点，对陈独秀、彭述之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但遗憾的是，很多高级干部没有意识到它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只以为是瞿、彭之间闹意见，因此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在大会上讨论，错失了一次挽救党的良机。

　　尽管中共五大没有从理论上深刻认识，没有从行动上彻底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也没有提出解决危机、挽救革命的具体措施，存在历史局限性，但它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共五大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一系列正确原则，首次明确提出“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首次设立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首次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李立三、张太雷、郭亮、恽代英、彭湃等一大批革命骨干进入中央领导层，这些都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来源：《红色荆楚》第二卷·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