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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言生同志在纪念张体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2015/12/29

大别山上的一杆红旗!
贺言生(张体学同志警卫员、省军区离休干部,小名细蛤蟆)


  我的老首长体学同志离开我们42年了,今天是他百年诞辰。毛主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体学同志在我心中比泰山还重!
  我感到体学同志并未远离,常常“开门复动竹,疑似故人来。”
  我是湖北黄冈人,自1939年2月加入鄂东独立游击第五大队起,就在体学同志身边工作。1944年直至解放,我担任体学同志的贴身警卫,他于我既是首长又是恩人,也是我革命道路上的领路人,教育我牢记三点:不怕苦、不怕死、听党的话。其实,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这三条,是我人生的楷模。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张旅长同我们普通战士一样,一年四季脚蹬草鞋、身穿单衣、夜宿稻草。我们每人身背一个布口袋,晚上找到稻草就塞进去盖到身上,垫的也是稻草。夏季露宿野外,蚊叮虫咬;冬季大别山滴水成冰,酷寒难熬。常常为了不惊扰群众,我们就在老百姓屋檐下合衣靠墙歇息,张旅长与我相偎而坐的情景仍在眼前。
  张旅长是极具智慧、聪明灵活的军事指挥者,他的这一特点在同期领导者中是很突出的,因此我部的伤亡较少。
  无论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他很重视情报网的建立,很善于做群众工作。张旅长每到一地,首先将老百姓这个顺风耳、千里眼天线架设好,产生的效果比现在的WIFI、手机绝不差呢!群众一旦发现敌人出动围剿,马上敲锣打鼓报信,锣声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连绵不绝。有时距离敌人三、四个村子、有时距离敌人10多个村子,我们听到锣声马上撤离,每次均能化险为夷。敌人束手无策,常常无功折返。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危险时时就在眼前。张旅长和我出生入死,多次身陷险境,最危险的一次是在1947年重返大别山后遭遇敌人伏击。
  那天张旅长带领我和一个班的战士,行走在从一个团到另一个团的途中,敌人数倍于我们,架好机关枪埋伏在一个小山坡上。当时我们走在田埂上,正面与敌人相遇。突然机关枪声响起,走在第一位置的我手臂中弹应声倒在田埂上,张旅长一行瞬间在田埂下卧倒隐蔽。我听到张旅长说:“不惜任何代价要把细蛤蟆抢下来!”当时独立旅的全部经费绑在我身上,有金条、银元等。此时双方距离约十多二十米,说话的声音都能清晰听见。机关枪停了,我听见敌人说:“前面那个人好像被打死了。”趁敌人不备,我突然滚下田埂,  张旅长和我们边跑边还击敌人,拼死冲出敌人的伏击点。
  张旅长没有官架子爱兵如子。
  这次遭遇战中我伤口感染化脓并发高烧。张旅长对我的伤势恶化非常着急,亲自寻医问药,找来中药给我敷上;行军途中,把他的马让给我骑,自己步行。如果没有张旅长亲人般的关怀,我不死也残废了。体学同志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他就没有我细蛤蟆!
  张旅长与我亲如手足,不分你我。
  他烟抽得多,为了节约,买群众的烟叶自己卷着抽。每当烟不够抽时,他就对我说:“细蛤蟆,你不要找组织解决,把你的钱先借给我。”我说:“我的钱你拿去用就行了,什么借不借的。”由此看出我们多么亲密无间,又反映出他是那么的廉洁自律!
  但谁能想到,我们短暂的分离竟是中原突围时。
  1946年6月我调到中原军区参加警卫队培训。不久,突围命令下达,我作为警卫排的副排长装备两支小手枪,一条美式卡宾冲锋枪,带领一个班贴身警卫五师副政委方振平同志(后任装甲兵政委)随主力部队从西面突围。我是方政委的三道护卫防线的最后一道,我们都做好了牺牲自己保卫首长突围的准备。我不知是否还能与最敬爱的张旅长重逢,他此次承担的是最为凶险的掩护主力部队突围的任务,从来都是我为张旅长警卫,今天张旅长将以生命为我、为主力部队警卫!
  我随主力部队顺利突围,与战友一道并入中国人民解放第二野战军。
  1947年8月2日,在山西晋城的大街上,我突然碰到了张旅长。我们彼此都非常激动,他一把抱住我说:“细蛤蟆,你还没有死啊,还活着啊!我现在是个光杆,毛主席要我返回大别山坚持游击战争,怎么样?你还是来跟我当警卫员吧!”
  我是体学同志重返大别山带领的唯一旧部,就此而言,他是光杆没错。刘邓部队划拨了一个旅给他,这个旅命名为独立旅,他又重当旅长。就在我与张旅长重逢的第三天,即1947年8月5日,我跟随他与独立旅从山西晋城重返大别山。
  实践证明,毛主席选择体学同志率部重返大别山的决定多么正确啊!
  当时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主攻方向选在大别山地区。体学同志对大别山地区地理环境了解,通晓当地语言,熟悉在当地坚持斗争的干部,群众基础很好,在老百姓中威望很高。
  “忽如二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我们一回到大别山,老百姓就奔走相告:“张体学又回来了!”大家很受鼓舞,坚定了革命的信心,积极支持我军,为我们筹粮、缝制衣被、提供情报……。你想想,毛主席不选他选谁?
  果然,体学同志独具的各项优势立见成效。常常他亲自担任向导,带领部队在敌人眼皮子底下钻来钻去,昼伏夜出神出鬼没,迅速寻找战机,不打无把握之战,不打无绝对优势之战,多次与敌交手,几乎逢战必胜,每次都能收缴敌人的枪支弹药补充我军,我方鲜有伤亡。
  他是毛泽东同志创立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最忠实的践行者。重返大别山后,他为独立旅制定的战略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牵制敌人,
  保存实力,准备迎接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
  我们独立旅三个团,每个团有一千多人,在体学同志领导下后发展扩大为独立师。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为了迎接大军南下和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从1949年初开始,张师长带领我们先后解放了罗田、新洲、黄冈、浠水等地,筹集了大批粮食,动员组织了大批水手及几百艘民船。小的木划子可坐十多人,大的木船有布蓬、布帆可坐30多人。张师长做的这些工作为我军渡江战役的胜利、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体学同志戎马英雄、性格豪爽;却又宅心仁厚、心细如发。
  我是放牛娃出生,不识字,从11岁参加鄂东独立游击  第五大队起就没有名字,大家都叫我细蛤蟆。解放后不久的一天,他专门把我叫去说:“细蛤蟆,解放了经常要填表什么的,你不能没有名字啊!这样好了,我叫人给你起一个。”从此后,我有了自己的名字:贺言生。当时刚解放,百废待兴,体学同志工作繁忙,为我起名的小事他仍挂在心上。每念及此,心怀感激。
  体学同志诚信待人的坦诚,赤子之心的率真在领导者中难能可贵,得其帮助之人不计其数,是我见过的最有热心、最有爱心、最善良的人!
  他有一位老部下叫秦大进,红军时期参加革命,作战勇敢,中原突围时任团职干部,在掩护大部队撤离的激战中负伤被捕,遭到敌人严刑拷打,10个脚趾被砍掉八个,后回了农村老家,解放后成了“叛徒”。50年代初,秦大进找到张省长请求安排工作,他把这个所谓的“叛徒”安排到鄂城米厂当厂长,这一举动政治风险很大,你居然同情和帮助一个“叛徒”?
  他是有血有肉的性情中人,既有口无遮拦的可爱,也有嫉恶如仇的坚定,更有待同志如春风的温暖。
  文革中他对老战友爱护有加并很有策略和方法。许道崎同志是党从延安派到湖北1933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因早年被捕过,文革中被打成“叛徒”,下放到五七干校牛棚中劳动改造,心情非常压抑。有一天体学同志到干校,在大会上作报告时突然问:“许道崎来了没有?”接着他又故意大声说:“他是一个好同志!”这一举动使许道崎同志的处境得以改善。文革中他就是用这种方法多次帮助了许多深陷囹圄的老同志。
  同时,他对这些老同志的子女施与援手,将这些所谓“叛徒”、“牛鬼蛇神”的无家可归的孩子送去入伍当兵,达百人以上。在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他的举动非常人所为,惊天地,泣鬼神!这是他不唯官不唯利不唯己的本性使然。谁说他不是文革中湖北的周总理呢?
  体学同志品德高尚从不整人;不拉山头不搞宗派;平易近人循循善诱;体察实情了解民意,他是我所接触到的最实事求是、最接地气的领导。
  文革初六十年代后期,我任武汉城防部队8201副师长,被造反派关押数月,严刑拷打,腰部被板凳砸坏,直至点名要我参加毛主席接见才被释放。张省长从北京一回来,听说我挨打挨整了,非常担心,马上把我叫到他家,详细询问我身体及工作情况,鼓励我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要相信党要坚强,又向我详细了解文革的现状。我们谈至半夜,最后我又留宿在他家中,晚上我们两人还同被而眠呢!离开时他把自己盖的毛毯送给我。
  第二次是我在黄石参加三支两军工作,任生产领导小组组长,他专门把我叫到他家嘱咐我:“你不要支一派打一派,对群众干部的处理要谨慎,不随便处理人,一定要把生产抓
  好,你是生产领导小组的组长嘛!黄石又是湖北重要的工业地区,你的责任很大啊!”
  第三次是文革已开展了一段时间,进入中期了。体学同志把我叫到家中,他说:“贺言生,你要把下面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把大家对省委、对我的意见也要告诉我,你要说真话。”我说:“你是省委书记,是我的老首长、老领导,我怎么能向你提意见呢。”他说:“你大胆说,没关系。”我说:“如果你一定要我说,我就说一条:文革中很多老干部挨了整,大家有些怨言,你一家家去拜访做解释,工作量太大,能不能在东湖宾馆请他们吃餐饭,你帮中央担个担子,估计就解决了。”他说:“唉,没想到你贺言生还有点脑子,这个建议好。”后来他果真采纳了。我们谈至深夜,他还亲自下了两碗面,我们一人一碗,后在同一个房间就寝。
  体学同志虚怀若谷从善如流,身为党的高级干部能这样做,使我肃然起敬。
  鲁迅先生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体学同志既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大英雄,又是一位有情有义的大丈夫。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62年我爱人生了一对双胞胎,张省长知道后,担心营养不足,把他自己家里养的唯一的一只大白鹅送给我。自从白鹅到我家,我小女儿就目不转睛的看着;寸步不离的守着,全家像过年一样高兴!
  记得当年体学同志病重时,一天晚上我去同济医院看望他,突然他问我:“你家住在哪里?”我说:“住在友谊商场后面,”他说:“我现在就到你家里去看看。”我说:“省长,天这么晚了又那么冷你还有病,就不要去了。”他执意要去,马上起身穿上大衣叫司机开车直奔我家。他看望了我爱人和孩子后,语重心长的嘱咐我爱人:“小张啊,你要把孩子们招呼好。”他就是这样一位有情有义有牵挂的大丈夫,更是一位和蔼可亲慈祥温厚的长者,多好的人啊!
  毛主席说:“一个人无论能力大小,只要像白求恩那样,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敬爱的体学同志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尽管他离开我们42年了,我感觉他仍然是那么鲜活,仿佛还能感受到,跟随他千里重返大别山的风尘扑面;似乎还能看到,冬夜里他强支病体关怀我妻儿老小;依然还能听见,在敌人枪口下他急切的话语:“不惜一切代价把细蛤蟆抢下来!”
  今天,我多么希望像几十年前一样,您——我的首长、恩人,大声叫我;“细蛤蟆、细蛤蟆”;我——您最信任、最喜爱的小鬼,立马跑步到您面前,立正敬礼,大声喊着:“到,
  首长请指示。”
  毛主席说:“张体学同志是大别山的一杆红旗。”是啊,那鲜艳的旗帜永远飞扬在巍巍的荆楚大地上!
  您是长江、是黄河、是泰山!
  您永远活在细蛤蟆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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