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言生同志在纪念张体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大别山上的一杆红旗！
贺言生（张体学同志警卫员、省军区离休干部，小名细蛤蟆）

　　我的老首长体学同志离开我们42年了，今天是他百年诞辰。毛主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体学同志在我心中比泰山还重！
　　我感到体学同志并未远离，常常“开门复动竹，疑似故人来。”
　　我是湖北黄冈人，自1939年2月加入鄂东独立游击第五大队起，就在体学同志身边工作。1944年直至解放，我担任体学同志的贴身警卫，他于我既是首长又是恩人，也是我革命道路上的领路人，教育我牢记三点：不怕苦、不怕死、听党的话。其实，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这三条，是我人生的楷模。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张旅长同我们普通战士一样，一年四季脚蹬草鞋、身穿单衣、夜宿稻草。我们每人身背一个布口袋，晚上找到稻草就塞进去盖到身上，垫的也是稻草。夏季露宿野外，蚊叮虫咬；冬季大别山滴水成冰，酷寒难熬。常常为了不惊扰群众，我们就在老百姓屋檐下合衣靠墙歇息，张旅长与我相偎而坐的情景仍在眼前。
　　张旅长是极具智慧、聪明灵活的军事指挥者，他的这一特点在同期领导者中是很突出的，因此我部的伤亡较少。
　　无论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他很重视情报网的建立，很善于做群众工作。张旅长每到一地，首先将老百姓这个顺风耳、千里眼天线架设好，产生的效果比现在的WIFI、手机绝不差呢！群众一旦发现敌人出动围剿，马上敲锣打鼓报信，锣声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连绵不绝。有时距离敌人三、四个村子、有时距离敌人10多个村子，我们听到锣声马上撤离，每次均能化险为夷。敌人束手无策，常常无功折返。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危险时时就在眼前。张旅长和我出生入死，多次身陷险境，最危险的一次是在1947年重返大别山后遭遇敌人伏击。
　　那天张旅长带领我和一个班的战士，行走在从一个团到另一个团的途中，敌人数倍于我们，架好机关枪埋伏在一个小山坡上。当时我们走在田埂上，正面与敌人相遇。突然机关枪声响起，走在第一位置的我手臂中弹应声倒在田埂上，张旅长一行瞬间在田埂下卧倒隐蔽。我听到张旅长说：“不惜任何代价要把细蛤蟆抢下来！”当时独立旅的全部经费绑在我身上，有金条、银元等。此时双方距离约十多二十米，说话的声音都能清晰听见。机关枪停了，我听见敌人说：“前面那个人好像被打死了。”趁敌人不备，我突然滚下田埂，  张旅长和我们边跑边还击敌人，拼死冲出敌人的伏击点。
　　张旅长没有官架子爱兵如子。
　　这次遭遇战中我伤口感染化脓并发高烧。张旅长对我的伤势恶化非常着急，亲自寻医问药，找来中药给我敷上；行军途中，把他的马让给我骑，自己步行。如果没有张旅长亲人般的关怀，我不死也残废了。体学同志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他就没有我细蛤蟆！
　　张旅长与我亲如手足，不分你我。
　　他烟抽得多，为了节约，买群众的烟叶自己卷着抽。每当烟不够抽时，他就对我说：“细蛤蟆，你不要找组织解决，把你的钱先借给我。”我说：“我的钱你拿去用就行了，什么借不借的。”由此看出我们多么亲密无间，又反映出他是那么的廉洁自律！
　　但谁能想到，我们短暂的分离竟是中原突围时。
　　1946年6月我调到中原军区参加警卫队培训。不久，突围命令下达，我作为警卫排的副排长装备两支小手枪，一条美式卡宾冲锋枪，带领一个班贴身警卫五师副政委方振平同志（后任装甲兵政委）随主力部队从西面突围。我是方政委的三道护卫防线的最后一道，我们都做好了牺牲自己保卫首长突围的准备。我不知是否还能与最敬爱的张旅长重逢，他此次承担的是最为凶险的掩护主力部队突围的任务，从来都是我为张旅长警卫，今天张旅长将以生命为我、为主力部队警卫！
　　我随主力部队顺利突围，与战友一道并入中国人民解放第二野战军。
　　1947年8月2日，在山西晋城的大街上，我突然碰到了张旅长。我们彼此都非常激动，他一把抱住我说：“细蛤蟆，你还没有死啊，还活着啊！我现在是个光杆，毛主席要我返回大别山坚持游击战争，怎么样？你还是来跟我当警卫员吧！”
　　我是体学同志重返大别山带领的唯一旧部，就此而言，他是光杆没错。刘邓部队划拨了一个旅给他，这个旅命名为独立旅，他又重当旅长。就在我与张旅长重逢的第三天，即1947年8月5日，我跟随他与独立旅从山西晋城重返大别山。
　　实践证明，毛主席选择体学同志率部重返大别山的决定多么正确啊！
　　当时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主攻方向选在大别山地区。体学同志对大别山地区地理环境了解，通晓当地语言，熟悉在当地坚持斗争的干部，群众基础很好，在老百姓中威望很高。
　　“忽如二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我们一回到大别山，老百姓就奔走相告：“张体学又回来了！”大家很受鼓舞，坚定了革命的信心，积极支持我军，为我们筹粮、缝制衣被、提供情报……。你想想，毛主席不选他选谁？
　　果然，体学同志独具的各项优势立见成效。常常他亲自担任向导，带领部队在敌人眼皮子底下钻来钻去，昼伏夜出神出鬼没，迅速寻找战机，不打无把握之战，不打无绝对优势之战，多次与敌交手，几乎逢战必胜，每次都能收缴敌人的枪支弹药补充我军，我方鲜有伤亡。
　　他是毛泽东同志创立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最忠实的践行者。重返大别山后，他为独立旅制定的战略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牵制敌人，
　　保存实力，准备迎接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
　　我们独立旅三个团，每个团有一千多人，在体学同志领导下后发展扩大为独立师。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为了迎接大军南下和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从1949年初开始，张师长带领我们先后解放了罗田、新洲、黄冈、浠水等地，筹集了大批粮食，动员组织了大批水手及几百艘民船。小的木划子可坐十多人，大的木船有布蓬、布帆可坐30多人。张师长做的这些工作为我军渡江战役的胜利、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体学同志戎马英雄、性格豪爽；却又宅心仁厚、心细如发。
　　我是放牛娃出生，不识字，从11岁参加鄂东独立游击  第五大队起就没有名字，大家都叫我细蛤蟆。解放后不久的一天，他专门把我叫去说：“细蛤蟆，解放了经常要填表什么的，你不能没有名字啊！这样好了，我叫人给你起一个。”从此后，我有了自己的名字：贺言生。当时刚解放，百废待兴，体学同志工作繁忙，为我起名的小事他仍挂在心上。每念及此，心怀感激。
　　体学同志诚信待人的坦诚，赤子之心的率真在领导者中难能可贵，得其帮助之人不计其数，是我见过的最有热心、最有爱心、最善良的人！
　　他有一位老部下叫秦大进，红军时期参加革命，作战勇敢，中原突围时任团职干部，在掩护大部队撤离的激战中负伤被捕，遭到敌人严刑拷打，10个脚趾被砍掉八个，后回了农村老家，解放后成了“叛徒”。50年代初，秦大进找到张省长请求安排工作，他把这个所谓的“叛徒”安排到鄂城米厂当厂长，这一举动政治风险很大，你居然同情和帮助一个“叛徒”？
　　他是有血有肉的性情中人，既有口无遮拦的可爱，也有嫉恶如仇的坚定，更有待同志如春风的温暖。
　　文革中他对老战友爱护有加并很有策略和方法。许道崎同志是党从延安派到湖北1933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因早年被捕过，文革中被打成“叛徒”，下放到五七干校牛棚中劳动改造，心情非常压抑。有一天体学同志到干校，在大会上作报告时突然问：“许道崎来了没有？”接着他又故意大声说：“他是一个好同志！”这一举动使许道崎同志的处境得以改善。文革中他就是用这种方法多次帮助了许多深陷囹圄的老同志。
　　同时，他对这些老同志的子女施与援手，将这些所谓“叛徒”、“牛鬼蛇神”的无家可归的孩子送去入伍当兵，达百人以上。在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他的举动非常人所为，惊天地，泣鬼神！这是他不唯官不唯利不唯己的本性使然。谁说他不是文革中湖北的周总理呢？
　　体学同志品德高尚从不整人；不拉山头不搞宗派；平易近人循循善诱；体察实情了解民意，他是我所接触到的最实事求是、最接地气的领导。
　　文革初六十年代后期，我任武汉城防部队8201副师长，被造反派关押数月，严刑拷打，腰部被板凳砸坏，直至点名要我参加毛主席接见才被释放。张省长从北京一回来，听说我挨打挨整了，非常担心，马上把我叫到他家，详细询问我身体及工作情况，鼓励我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要相信党要坚强，又向我详细了解文革的现状。我们谈至半夜，最后我又留宿在他家中，晚上我们两人还同被而眠呢！离开时他把自己盖的毛毯送给我。
　　第二次是我在黄石参加三支两军工作，任生产领导小组组长，他专门把我叫到他家嘱咐我：“你不要支一派打一派，对群众干部的处理要谨慎，不随便处理人，一定要把生产抓
　　好，你是生产领导小组的组长嘛！黄石又是湖北重要的工业地区，你的责任很大啊！”
　　第三次是文革已开展了一段时间，进入中期了。体学同志把我叫到家中，他说：“贺言生，你要把下面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把大家对省委、对我的意见也要告诉我，你要说真话。”我说：“你是省委书记，是我的老首长、老领导，我怎么能向你提意见呢。”他说：“你大胆说，没关系。”我说：“如果你一定要我说，我就说一条：文革中很多老干部挨了整，大家有些怨言，你一家家去拜访做解释，工作量太大，能不能在东湖宾馆请他们吃餐饭，你帮中央担个担子，估计就解决了。”他说：“唉，没想到你贺言生还有点脑子，这个建议好。”后来他果真采纳了。我们谈至深夜，他还亲自下了两碗面，我们一人一碗，后在同一个房间就寝。
　　体学同志虚怀若谷从善如流，身为党的高级干部能这样做，使我肃然起敬。
　　鲁迅先生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体学同志既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大英雄，又是一位有情有义的大丈夫。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62年我爱人生了一对双胞胎，张省长知道后，担心营养不足，把他自己家里养的唯一的一只大白鹅送给我。自从白鹅到我家，我小女儿就目不转睛的看着；寸步不离的守着，全家像过年一样高兴！
　　记得当年体学同志病重时，一天晚上我去同济医院看望他，突然他问我：“你家住在哪里？”我说：“住在友谊商场后面，”他说：“我现在就到你家里去看看。”我说：“省长，天这么晚了又那么冷你还有病，就不要去了。”他执意要去，马上起身穿上大衣叫司机开车直奔我家。他看望了我爱人和孩子后，语重心长的嘱咐我爱人：“小张啊，你要把孩子们招呼好。”他就是这样一位有情有义有牵挂的大丈夫，更是一位和蔼可亲慈祥温厚的长者，多好的人啊！
　　毛主席说：“一个人无论能力大小，只要像白求恩那样，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敬爱的体学同志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尽管他离开我们42年了，我感觉他仍然是那么鲜活，仿佛还能感受到，跟随他千里重返大别山的风尘扑面；似乎还能看到，冬夜里他强支病体关怀我妻儿老小；依然还能听见，在敌人枪口下他急切的话语：“不惜一切代价把细蛤蟆抢下来！”
　　今天，我多么希望像几十年前一样，您——我的首长、恩人，大声叫我；“细蛤蟆、细蛤蟆”；我——您最信任、最喜爱的小鬼，立马跑步到您面前，立正敬礼，大声喊着：“到，
　　首长请指示。”
　　毛主席说：“张体学同志是大别山的一杆红旗。”是啊，那鲜艳的旗帜永远飞扬在巍巍的荆楚大地上！
　　您是长江、是黄河、是泰山！
　　您永远活在细蛤蟆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