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体学在通城

　　张体学同志已经离开我们很久了。生前，他多次来通城视察工作，特别是在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他不畏劳累，跋山涉水，深入社队，走村串户，调查农村情况，了解群众疾苦，他那可贵的精神和崇高的品德，给了我们难忘的印象和深刻的教育，他的许多动人事迹，至今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通城人民无时不在怀念我们的好省长——张体学同志。　

　　“不要怕社员的缸缸罐罐装满了” 

　　1959年的夏天，田野的禾苗一片碧绿，象滔滔海洋。一辆帆布蓬吉普车在通临公路上飞驰，车子来到湘鄂交界的北港人民公社永久大队大界生产队停住了，车上下来五个人，领头的就是张体学同志，他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兰中山装。

　　“这是两湖的分水岭吧？”张体学同志问。

　　站在旁边的县委书记老林回答说：“是的，我们这边叫永久大队大界生产队，那边是詹桥人民公社的灵官庙生产队。”

　　“据说前朝通城有个武举人，肩了一块八百斤的大石头做界牌，是吗？”

　　“界牌早已不见。”公社书记老吴解释。

　　“留着也无妨嘛。那是历史。”一行人一边走一边议论，来到大界大屋塘边，塘前山脚下有个老头子在挖地，张体学同志走上前停住脚步问：“老人家，挖地呀？”

　　挖地的老人一眼看见了公社的老吴，神色有些慌张，不知怎么回答好，“空着可惜。我把它挖出来……”

　　“空着是可惜呀，挖出来种点杂粮，种点瓜菜很好。”张体学同志指着房前屋后一些零星空地对老林说：“这些地方都可以让社员利用起来，寸土必争，见缝插针嘛！”说着拿起一块断砖头坐在塘堤上，这时，挖地的老头见他说话很合自己的心意，解除了顾虑，走过来，屋里的社员看见老头子走过来，也都围拢看热闹了。

　　“你们都分了自留地吗？”张体学同志问周围的社员。

　　“分了一点。”一个社员回答。人群中走出一位中年妇女，手里牵着一个啃糠粑的孩子，她插嘴说：“分是分了一点，做胡椒不辣，做盐不咸，量来量去，只剩下巴掌大一块。”她指着一座大坟说：“我一家七口，就是夹在坟中间的一小块，还说多了。”

　　“多了！多了一点也不要紧嘛，反正没有给外国人。”张体学同志恳切地说：“社员按规定分的自留地，任何人无权归公，你们在自留地上和房前屋后零星土地上种的作物，栽的树木，都归你们自己所有。你们把零星空地控出来种的作物也归你们所有。”转身对老林和老吴说：“我看要规定几条，自留地要按政策给足，不归公，多一点不收回，不征购，不计入分配产量，不顶口粮。”这一说，社员个个眉开眼笑，老林和老吴连连点头。

　　这时，在场的社员都活跃起来了，你一言我一语，滔滔不绝。张体学同志站起来向公路上走去，社员纷纷跟在后面，一阵风吹来，老林的草帽被刮到水里，老大爷连忙用锄头勾起来，张体学同志递给老林，说：“草帽掉了可以捡起来，人饿死了可不能还生呀！”他赶上前去拍着老吴的肩膀说：“我们不能空着地皮，饿着肚皮，不能眼看孩子吃糠粑粑，跟大人受苦呀！”

　　“难哪！”老吴叹气。

　　“人是活的，要想办法救救眼前，不要把社员的手脚捆死了，要给他们点小自由，家有社有，国才有，不要怕社员的缸缸罐罐装满了，不要怕社员富足了，共产党搞革命，就是要让群众吃饱、穿暖，过好日子……”

　　迎面一阵风吹来，老吴退了一步，张体学同志连忙扶住：“走，吹不倒的，后面还有群众顶着。”  

　　“田埂上种豆子是件好事” 　　在由大界返城的路上，张体学同志与老林、老吴商讨如何搞好生产自救，战胜困难的问题，车子来到一条小港边，张体学同志叫停车，下了车他大步向田埂走去。原来两条田埂上种了豆子，长势很好，吸引了他，张体学同志抚摸着豆叶，以赞扬的口吻说：“豆苗长得不错嘛！”张体学同志要老吴去找这个队的人，一会儿，队长来了。

　　“队长，这是什么豆种？”张体学同志问。

　　“这叫‘八月黄’，还有一种叫‘九月黑’。”队长进行解释。

　　“以前种过吗？”

　　“以前我们这里只在旱地里种‘六月爆’，不兴在田埂上种豆，去年我在外面搞来一点种，试了一下，很适合种在田埂上，今年就种了这几条田埂。”

　　“怎么不多搞点呢？”

　　“公社、大队没说，我也不知道准不准搞，恐怕……”队长有些难言之处。

　　“地怎么种，种些什么，你们心里有数，要有自主权嘛！”接着，张体说同志又转过口气说：“难哟，婆婆不开口，叫媳妇怎么办呢？”他转身对队长说：“伙计，我看这是件好事，在田埂上种豆子，一不怕旱，二不怕涝，三不占土地面积，多收了豆子，群众不会骂我们吧？”

　　“没有不愿意的。”队长说。

　　“群众愿意的就办。”张体学同志和老林老吴他们算起帐来：“你们全县有二、三十万亩水田，田埂面积加起来也有好几千亩，如果都种上豆子，这个几十万斤粮食就是额外之财。”老林和老吴听了不断点头称是。

　　“明年我们一定要多种点。”队长很有信心地说。

　　“对，要把所有的田埂上都种上豆子。”接着张体学同志征求意见说：“队长，现在可不可以补种？”

　　“芒种刚过，还好补种。”队长满有把握的回答。

　　“只要能补种，多收一斤也是好的，我看不会亏本。”

　　老林和老吴谈到种子有困难，张体学同志说：“发动社员想办法，我马上打电话回去，搞点种来。”

　　过了几天，张体学同志便调来一批豆种，很快出现了一个在田埂上补种豆子的生产热潮。这一年秋后全县黄豆大丰收，总产达到413500多公斤。从此，黄豆在田埂上安了家，每到夏秋交接之际，社社队队的田埂象一条条绿色的长龙。豆子产量逐年上升。

　　每当秋季收豆子时，永久大队的干部社员就想起了张省长，他们说：“多亏张省长把我们的缸缸罐罐装满了。”

　　“山上大有油水可捞”

　　离开永久大队，张体学他们来到了大坪茶场。在通往茶山的路上，两旁有山茶树，树上已结满了山茶果。张体学同志对随同的女工作人员开玩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果子？”

　　“我不知道。”

　　张体学同志故意说：“这叫山苹果，营养丰富，比香蕉苹果好吃得多，你尝尝。”女工作员随手摘了一个，咬了一口：“哎呀，又苦又涩。”

　　“还没到时候。”这时，所有的人都笑了，女工作人员顿时满脸通红。

　　“你这个秀才呀，这叫山苹果，是上好的油料，深秋收果，果子收后又开花，一年四季不空树。这种树要求人的少，给人的多，是一种风格高尚的植物。”张体学同志对山茶树很感兴趣，越说越起劲，不知不觉到了茶园。他随手摘一片茶叶，又滔滔不绝的讲起茶叶来，从洞庭湖的君山茶，讲到杭州的龙井茶，“你们这里大概叫云雾茶吧？”接着张体学同志询问了茶场的创建和生产情况。茶场场长一一作了汇报：这是1958年创办的新场，近百名职工，大多数是城里的知识青年。全场分为四个生产队，有五百亩面积，还有一部分老茶园，产量不高，自己建了初制车间，今后计划逐步扩大面积，扩大生产。

　　“对呀，生产就是要不断发展嘛！”张体学同志转身对老林说：“你们要组织一个班子，把全县的土地进行一次普查，我看你们县酸性土多，很适宜茶叶生产。”当他问到社队茶叶生产时，老吴接上说：“我们公社作了规划，公社、大队都办茶场，现在内冲大队、白霓大队的茶叶生产很不错。”张体学同志听了很高兴：“就是要三级办场，这个路子很好！你们是山区，住山要吃山，靠山，矮山种茶，高山造林，近山栽果，远山植衫、松、楠竹，多搞些经济林木，把穷山变富山，把山上变银行，这样多好呀！”老林讲到这两年全县建了不少茶场，开垦了不少荒山建了林场。张体学同志说：“林木这个东西，国家需要，社员也需要，是个先苦后甜的事，山上大有油水可捞。”并特别强调垦山要因山而定，注意水土保持，“不然，山洪暴发，沙石冲下来，河道、良田就要遭灾！”

　　快到中午时辰，张体学同志还留恋不舍这满园茁壮的茶苗，一步三回头，来到山坡上看见一群青年人在翻地，他走到一个女青年旁边，问：“你不是这里的人吧。”

　　“是的”那个女青年回答。

　　“不是，说的武汉话，是下放干部，你拿锄头的姿势不对。”说着张体学同志接过锄头，说：“前弓后箭，后手要放低一点，才不挖浮土，小心挖了你的脚啊！”他一边示范一边问：“在这里生活不习惯吧？”

　　“很好，习惯了。”

　　“不是真心话，山角角怎能比得上大城市的高楼大厦、柏油马路？但有一项比城市好，空气新鲜得多。下放，这是暂时的，过些时都回去作自己的本职工作，尝尝这里的咸酸苦辣，镀点金也好嘛，将来在你的历史上写上一笔：我为大坪茶场作了贡献。”张体学同志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要时刻把群众放在心上” 中午，张体学同志来到北港公社吃中饭，刚一踏进公社新修的办公大楼的门坎，张体学同志就对老吴说：“老吴，你们的办公大楼比省委的办公大楼还要好呀！”走进二楼办公室又问老吴：“这幢楼房花了多少钱？”

　　“5000元。”老吴吱吱唔唔地回答。

　　“我出一万元买了，这么大一幢楼房，少则1500个平方米，按每平方米50元计算，也得花七、八万，只花五千，那是刮了群众的油！”

　　“杨部管理区的木材，北港管理区的砖瓦，拆了点旧房子。”老吴如实汇报。

　　“主张修楼房是个败家子！”张体学同志话里带气，他站起来，走到窗口，一眼望见对面一幢破旧的民房，瓦盖得残缺不全，墙壁有洞口，他连连指手说：“你们看，比一比，社员住的好，还是我们住的好！”他接着语重心长的说：“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要时刻把群众放在心上，现在群众住的还是断壁残墙，有的一家几代挤在茅屋里。我们拆群众的房，搞一平二调建大楼，对得起群众吗？”正在这时，一个社员问司机：“张省长在哪里？”张体学同志听到有社员找他，连忙走下楼。

　　“我要找张省长”，那个社员手里拿着一封信说：“这是我们队里社员给张省长写的信。”张体学同志接过信拆开一看，“啊，房子问题，灯塔大队新农村全体社员，都签名盖了章。”张体学同志拿着信走到饭厅问老林：“你收到过这样的状纸吗？”

　　“没有。”

　　“看来你们这里的衙门还难得进哟！”说着，他吃了两个包谷馍，喝了一碗黄瓜汤，同老林他们来到新农村。

　　张体学同志走进一户社员家里问房东：“你家几口人？”

　　“八口。”

　　“原来住在哪里？”

　　“住在公社办公大楼那边，是土改时分的。”

　　“这个新房子好不好呀？”

　　“好也好。”房东有苦难言。

　　“我看这个房子不怎么好，没有你们原来的方便吧？”张体学同志这么一说，房东的胆子大了些。“是呀，我们原来有一间堂屋，四间正房，还有厨房、厕所、猪圈，现在只有三间房，犁粑锄头没处放，又不好喂猪，房里生火不出烟。”

　　“嗯，这是真心话。”这时，那个告状的社员也来了，他就是这个队的李队长，张体学同志笑着对他说：“你没谎告。”接着他又访问了几户，反映是一致的。

　　张体学同志当即要老吴、老林拿出解决办法。

　　老吴说：“马上把各家各户原有的房屋面积统计一下，少了的酌情处理，现在公社有一栋大楼，一所学校、一所医院，一栋猪场，由社员选用”。

　　“我看把公社大楼让出来给社员住。“张体学同志说。

　　李队长接着代表社员发言：“大楼是全公社的，学校孩子们要读书，医院社员要治病，猪场是拆我们的旧房剩的材料盖的，现在又未养猪，把猪场给我们。

　　“你看，群众多通情达理呀”张体学同志说：“建大楼、建新村，这样重大的问题，不通过民主讨论，征求群众的意见，专横独断，搞特殊，脱离实际，群众反对，是应该的！”说完叫司机开车赶到县城去，刚一上车，他又叫司机停车，他指着路旁社员的住房和牛棚说：“社员的住房墙壁裂了缝，集体的牛棚象凉亭，我们干部不能熟视无睹啊！”

　　这天晚上，县委召开全县电话会议，张体学同志在会上讲：“一、公社一律不准动用集体资金和平调社员劳力修建楼堂馆所；二、禁止拆社员的房屋建新农村，拆了的今冬明春盖起来；三、农闲时要安排时间让社员检修房屋，一年一次，形成制度。……”最后，张体学同志强调：“北港公社的办公大楼要退出来，主张修大楼的人要作深刻检查，按党纪严肃处理……”县委书记老林说：“修大楼，我们县委是有责任的，也要作检查。”

　　事后，按照张体学同志的意见，对北港公社修办公大楼的问题，作了严肃处理，在全县党内发了通报，大楼退让给公社卫生院，有力的制止了一平二调的歪风。  

　　“红薯是个好东西” 在秋高气爽、红枫如火的1960年10月，张体学同志由副县长老高和九岭公社社长徐怡玉陪同，来到崇山峻岭的灯塔管理区。

　　县公安局的公安员吴超担任保卫工作，管理区安排了一个年青的女教师当招待员，女教师双手向张体学同志送过茶，张体学同志见她很年轻，问：“你是学生吧？”

　　“是的。”女教师机灵作了回答。

　　“是学生就该去读书，不要耽误了功课”他接过茶，抬头看见吴超站在门口，又问：“你是公安局的吧？”

　　“不是。”小吴不愿意表现自己的身份。

　　“不是，你站在门口干什么？山里的老虎不会进屋的，进了屋也不会把我吞了。”他把两个人都打发走了，接着和老徐拉起家常来，问了个人问家庭，问了生活问身体。当老徐说到年龄时，张体学同志把老徐肩膀一拍：“伙计，我只比你大两岁，我们还干二十年，一同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他谈笑风生，使人感到没有丝毫拘束。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谈到中午，开饭了，食堂里安排了四个菜：辣椒、南瓜、萝卜、蛋汤、红薯拌大米饭。张体学同志专挑红薯吃，一口红薯，一口辣椒，连皮带蒂，吃得津津有味。他看见老高吃薯剥薯皮，就讲起故事来：“红薯是个好东西，它救过我们的命，为革命作过贡献。当年我们在大别山打游击，敌人封锁很严，缺米缺盐，我们就是红薯和辣椒汤当餐。一年深冬，冰雪封了山，粮食吃光了，野草野果采不到，敌人加紧了封锁，后勤补给十分困难。有一次，一连三天不见一块红薯皮，只好扒开积雪挖草根嚼，一天深夜，乡亲们以打虎追猎作掩护，送一袋红薯进山，当时，我们如获救命之宝，那里还顾得煮熟呀，一人只分一只，在雪地上一擦连土带沙吃了，我们就是这样熬过了艰苦的岁月，战胜了敌人。”张体学同志指着老高面前的红薯皮接着说：“这是人民的汗水换来的呀！老高，你是县长，要是在那个时候你把薯皮扔掉，老百姓不但要骂你，还要揍你哩！”老高边听边点头，在场的同志都很受教育。

　　这个张省长吃薯皮的故事一直在群众中流传。

　　“社员不养猪，用钱吃肉从哪来”

　　午饭后，张体学同志一下子不知哪里去了，原来他走进了管理区附近的潭下大队石马山小队食堂，对食堂的竹管自来水发生了兴趣，他顺着竹管到后面伙房，女社员陈金员正在烧开水，“今天是十五，是全省统一休假日，你怎么还在烧火呀？”张体学同志热情地问。

　　“我们是轮流休假。”

　　“你们一个月多少天假？”

　　“两天。”

　　“你们女社员应当是四天嘛！”他从伙房出来，走进了社员四妈家里。

　　“老大娘，生活得怎么样呀！”张体学同志和蔼可亲地问四妈。

　　“还算过得去。”张体学同志见四妈回答得有些不自然，顺手揭开盛饭的顶鼎锅一看，薯多米少，心里很难过。“老大娘，这几年我们使你们受苦了，这个日子不会长，慢慢会好起来的。”

　　张体学同志又问四妈家里养猪没有。四妈说：“人都顾不来，拿么养猪罗！”他又问集体养了多少头猪，还要四妈带他去看集体的猪场。当他们从生产队猪场出来时，老高和老徐都找来了，张体学同志要在这个队开个座谈会，当时参加座谈会的有：大队党支部书记杨三连，民兵连长熊士宽，生产队队长杨超胜，住队干部、管理区团委书记刘湘如，还有几个社员，张体学同志首先问：“去年过年每人吃多少肉？”

　　队长杨超胜回答说：“每人一斤。”

　　“平时呢？”

　　“……”在坐的人不知怎么回答。

　　“这太少了，你们集体不是养了四头猪吗？为什么不杀给社员吃？”

　　“这要上调。”

　　“今年过年统统杀了，分给社员吃，你们一个生产队二、三十户人家，集体只养四头猪，社员大多数没养猪，社员不养猪用钱吃肉从哪里来！”张体学同志站到房子中间手一挥说：“我主张多养猪，集体养，社员私人养，公私并举嘛，猪多肥多，肥多粮多，既解决了吃肉问题，又增加了收入，两全齐美。”说着，从衣袋里拿出一份文件，“这是省委《关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十项措施》，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和刘主席的指示制定的，上面第九条讲到：要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养猪、养羊、养鸡、养兔等，其收入完全归社员个人所有。这个文件大家知道吗？”

　　同志们回答已经贯彻了，“这叫‘十大政策’。”接着张体学同志一一点着说：“你是县长，你是社长，你是支部书记，我是省长，大家都要按这个上面的办！”

　　当同志们反映到养猪饲料困难时，张体学同志说：“生产队要落实社员的自留地，同时，每年从总产里提出一部份饲料粮，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座谈中，张体学同志问了社员的生活、劳动、休假、防治疾病等问题，他说：“你们搞自来水很好，就是水源不行，塘水怎么能吃？吃了要生病，群众的衣食住行，包括油盐柴米，我们都要安排好，吃饱睡好，才有精力搞生产。”

　　座谈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临走时，张体学同志开玩笑说：“你们要多养猪，有机会，我来喝排骨汤！”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了。  

　　“有山有水就有潜力” 1958年，通城县修了两条引水渠道，一条是从盘石到麦市；一条是从百丈潭到新生，号称百里长渠，其实都只有20多华里。

　　在石马山开了座谈会后，张体学同志察看百丈潭渠道。在去渠道的路上，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张体学同志站在河中的跳石上说：“我空手能捉到鱼，你们相不相信？”陪同的人都半信半疑。他说后叫大家拍手，使游动的鱼受惊后藏进石头洞里，接着他搬起一块大石头，向水里的石头击去，然后把那块石头一挪动，果然几条小鱼浮上来了，大家都很奇怪，张体学同志不以为然地说：“我们在大别山时就是用这个办法改善生活的。”

　　过了河，沿渠道走了一段。

　　“我们到山头去看看，站得高才望得远”张体学同志提议。上山要过渠道，渠道架着独木桥，后面的同志连忙上前扶他，“不用扶，每天民工上上下下，很不方便，要想办法把桥修好。”

　　在上山的羊肠小道上，张体学同志气不喘，步不停，一个劲往上爬。山村的秋天，很有几分寒意，张体学同志站在高高的青龙山上，环顾四周，感慨万千，“好地方呀，有山有水就有潜力啊！”他随手拿了一块石子扔到碧波荡漾的百丈潭，指着后面的群山说：“在这个潭上筑个坝，把山水都拦起来，来它个一坝锁住千峰水，再在下面节节开花，长滕结瓜，一级一级修发电站，家家户户安上电灯，闸一开，机器一响，开关一拉，电灯就亮了，这就是一手拨亮万家灯，山区就变成了不夜天啊！”张体学同志看眼前，想未来，说话富有诗情画意，把大家引入一个万家灯火的世界。

　　站在旁边的一位水利局的同志说：“我们正在设想。”

　　“光设想不行，要干，要依靠人民群众把百丈潭开发出来！”

　　今天，张体学同志的遗愿，经过全县人民的艰苦奋斗，变成了现实，百丈潭水库、云溪水库、黄龙水库已全部开发利用。全县上下形成了地方小电网，如今的通城象一颗明珠：水库，碧波闪闪；电站，星罗棋布；渠道，绿水长流；天桥，凌空飞渡；水坝，流霞吐玉；银线，穿云破雾；电灯，灿若群星。要是张体学同志还在世的话，看到这动人的情景，该是多么高兴啊！

　　“灯塔的男女厕所分开吗”

　　1970年张体学同志又来到通城检查工作，住在县招待所。他问服务员：“徐怡玉同志现在在哪里工作？”服务员告诉他在矿石站。“请通知他一下，我有事找他。”

　　一会儿，老徐来了，张体学同志跑上前去同老徐握手：“老徐，你当赵公元帅了吧，分别十年了，离到马克思那里报到只有十年了呀！”老徐笑着回答：“是呀，是呀！”

　　“灯塔的男女厕所分开了吗？”张体学同志壁头一句问来，老徐思索了一阵才想起来张体学同志问话的原尾，回答说：“早分开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事情是这样的：1960年张体学同志到灯塔管理区去了解“十大政策”的落实情况。一下车，他去上厕所，还没走到厕所门口，见厕所里走出一女社员，随后，张体学同志对老徐说：“这个厕所要改，男女不分，多不方便。……”

　　时隔十年，张体学同志一直把它放在心上。

　　（作者：胡珊鹏，通城县史志档案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