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将军与中原突围

周静逸 雷彤

　　中原军区部队在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王树声等领导下，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于1946年6月26日开始了中原突围战役，一举杀出国民党30万大军的包围，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中原突围战役中，捷报迭传，英雄辈出，可歌可泣的故事层出不穷，本文撷取王震将军在中原突围前后的几例故事，以飨读者。

罗山谈判 挫敌锐气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中原的战火硝烟尚未散尽，内战阴云又笼罩上空。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企图从人民手中掠夺抗战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妄想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建立蒋家王朝。他一面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一面依靠美国政府支持，迅速调动兵力，向解放区推进和进攻。
　　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初步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同国民党代表张群在重庆签署了《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简称停战协定）。协定规定：自1月13日24时停止国内一切军事冲突和军事调动。为实行停战协定，同日在北平成立由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
　　停战命令下达后，中共中央又于1月11日专电命令中原军区部队，务必于13日24小时前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谨守防地。然而，国民党军按照蒋介石“迅速抢占战略要点”的密令，一天也没有停止对中原军区部队的进攻。
　　中原军区部队遵循中共中央指示，一面反击来犯国民党军，一面请求调处军事冲突。自此，中原地区开始了国共双方进行谈判、谈谈打打、又打又谈的局面。
　　1月19日，应军事三人小组中共代表周恩来的要求，军事调处第九执行小组派小组成员中共代表薛子正、国民党代表邓为仁、美方代表福特前往中原地区执行调处任务。
　　1月23日，第九执行小组在罗山县城召集国共双方代表进行谈判。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代表中原军区参加谈判。国民党军队参加谈判的代表是第四十七军军长陈鼎勋、第六十六军军长宋瑞珂等。
　　谈判伊始，气氛紧张。陈鼎勋以攻为守，恶人先告状，咄咄逼人：“王将军抗议我军进攻贵军防地，乃不实之词，我军近来行动，均属本防区内正常调防。王将军误会了，倒是贵军以数万之众开过平汉铁路，对我军造成大兵压境之势，不知王将军作何解释？”
　　王震强压怒火，据理驳斥：“我中原军区部队，是抗日的有功部队，原驻防的鄂豫皖解放区遭到国军攻击，被迫移驻桐柏地区，两军本该和平相处，相安无事，但却又遭第五、第六战区国军的南北夹击，为避免更大冲突，我军主动转移向东，可是，国军仍然不肯放过，又派出几个师分别进攻罗山、光山、潢川、信阳、黄陂、红安我中原军区的防区，四面出击，步步紧逼。请问陈将军，这是国军的正常调防么？而你的四十七军也在其列，这又作何解释？”陈鼎勋无言以对，显得尴尬窘迫。
　　王震拿起桌上的“备忘录”，义正辞严，继续讲道：“国共双方签署停战协定后，我中原部队恪守停战协定，自停战令生效时起停正了一切军事行动，主力在罗山、礼山、经扶、光山之间停战待命。可是国军却不守协定，反而利用停战谈判之机，加速抢占地盘，频频向我军进攻。更令人气愤的是，在停战令生效的第一天，也就是1月14日，国军分别从罗山、潢川、息县三路向我光山进攻，抢占我光山县城，据我所知，这是全国最早破坏停战令的行径。二位将军，你们的部队都参与了这次行动，难道不是事实吗？”
　　这时，宋瑞珂迫不及待地打断王震讲话：“王将军所言有误，国军收复光山县那应该是停战令生效前的1月13日，并非14日，这里有‘文告’为证，请军调小组明察。”他起身将准备好的‘文告’递交军调小组。
　　王震哈哈一笑：“宋将军老谋深算，真乃有心之人，你事先命令下属将所有命令、文件、告示的日期往前改一天，举手之劳，不难做到。可是，中国古话说的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知道你‘失’在哪里吗？还是让我告诉你吧，你们已经发到乡、保公所张贴在墙上的这些文件、告示，改得过来吗？看不出来，身为国军高级将领的宋军长还会演戏呀！”王震将一摞“文告”重重地扔到桌上：“我军撤出光山县城，并不是惧怕国军，软弱可欺。停战令既已下达，你们为什么还来抢占宣化店附近的村镇？难道不知道宣化店是我中原军区司令部、中原局的所在地吗？你们居然视停战令为一纸空文，肆意挑起事端，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一旦中原战事开端，全国内战由此而起，你们将成为千古罪人！”
　　王震唇枪舌剑，慷慨陈词，语惊四座，完全控制了整个会场，国军代表被揭露得狼狈不堪，陈鼎勋、宋瑞珂瞠目结舌，垂头丧气。端座一旁的国民党代表邓为仁和美方代表福特表情漠然，爱莫能助。
　　罗山谈判，最后达成了一项由王震、陈鼎勋、宋瑞珂、邓为仁、薛子正、福特共同签署的《罗山协议》。
　　罗山谈判，王震的大将风度、演讲天才充分得以展示，连国民党的将领也不得不承认，以前只知道王震以骁勇善战而出名，想不到他口若悬河，极具雄辩天才，真乃文武双全。这次谈判，总的来说，对我方是有利的，使中原军区赢得了道义和舆论上的优势，为以后的谈判和达成其他一些协议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