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少卿：中原突围亲历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企图独吞胜利果实，消灭我抗日力量，到处制造事端，向我军挑衅。我党为了顾全大局，和平建设新中国，以免人民重陷涂炭，与国民党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签订了“双十协定”，成立了以美国、国民党、共产党三方代表组成的“军调组”，负责调解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军调组”下设多个执行小组，分赴有关地区“调停”。
　　1946年5月，驻扎在宣化店的我新四军第五师获悉周恩来随同第三十二执行小组到宣化，便立即派驻在河口一带的独二旅（旅长张体学）四团全体官兵迅速抢修河口到宣化店的一段公路。我当时任四团三营七连指导员。这天大雨滂沱，大家冒雨修路。衣服全湿透，仍不休息。路面刚修好，四辆卡车二辆吉普车缓缓驶来，我们立即列队于路边迎接周恩来，欢迎执行小组。周恩来身着绿军装，神采奕奕地坐在吉普车上，见我们站在雨中迎接，立即叫司机停车，不顾风雨，下车同我们握手，亲切地问好。
　　当天晚上，营级以上干部齐集中原军区礼堂参加欢迎会，我以军人代表身份与会。李先念致欢迎词后，请周恩来讲话。周恩来首先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大家问好，然后说：“诸位客人，诸位主人，我是客人，我也是主人……”周恩来诙谐的话语，引起一阵又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接着周恩来非常客观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阐明国共两党互忍互让，团结一致和平建国的重要性。句句话情挚意切，有理有据，令人感动，使人信服。
　　但是执行小组还未离开宣化，5月下旬国民党新十五军四十五团向我独二旅四团三营阵地发起袭击，抢占了河口东北面的一个制高点。我军忍无可忍开枪还击。次日，张体学旅长向执行小组送去备忘录，要求实地调查。在我方代表任士舜力争之下，执行小组不得不到我方阵地察看，刚到阵地就发现数辆满载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士兵的军车向我阵地开来，任士舜同志当即指着汽车质问国民党代表陈谦：“请问这些汽车装的是什么？为何向我方阵地开来？”美蒋代表无奈，只得将国民党军四十五团团长和我旅旅长张体学请来，共同察看被占领的阵地。这块阵地，此时有两条战壕：一条由北向宣化店方向延伸，是国民党军占领后新挖的；一条由南向河口方向延伸，原是我们七连挖的，但是现在被填平了。在铁证面前，国民党团长不认账，一口咬定是我们进攻他们的，打死了他们的郭排长，并说郭排长正埋在对面山坡上。双方争执不休，只好找当地保长调查。这位保长我们是认识的，开始他想双方都不得罪，假装说：“枪炮一响，我就钻到桌子底下不敢出门，谁知道那一方先进攻的？”我说：“你既听到枪炮声，那么就说说枪炮声先从哪边响起的吧！”保长说：“枪声是从南边响起的，接着北边也放了枪。”至此，对方无话可说。我方代表任士舜提议到对面山坡看看郭排长的坟。走到坟前，任士舜对着国民党代表说：“我们应该对这位排长表示哀悼，你们的官兵大多数也是不愿打内战的。抗战八年了，我们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互相残杀呢？”
　　打内战是国民党的既定方针。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调兵遣将包围我中原解放区。我中原部队决心突围。6月26日晚，我独二旅受命秘密进驻宣化店接受防务，照常操练，以迷惑敌人，便于中原部队主力分东西两路连夜突围。6月29日，主力部队突破敌人包围，我旅按上级指示尾随皮定均率领的独一旅向东往大别山跟进。6月30日晨，国民党七十九军和新十三军察觉我军行动，立即向宣化店进攻。我们边打边撤，苦战三天，方把敌人抛到较远的后边。到了麻城县境，又发现白庙河对岸有堵截的敌兵。我四团受命阻击敌军，掩护大军强渡白庙河。此时正值洪水季节，河水陡涨，波涛滚滚。涉水而过，随时有卷入洪流的危险。我团除了抗击对岸敌军，还要对付天上的敌机，任务重，处境险。为了击溃敌军，胜利渡河，我们英勇战斗，终于完成了任务。过了白庙河，就跨进了大别山。此时，我旅既要掩护一旅，又要吸引敌军，所以尽量避免战斗，但有时又不能不战斗。
　　进入大别山中，只见大山、小山连绵不断。每天不是上山，就是下山，有时一天也难翻越一座山头。山中大雾弥漫，终年不散，走到浓密处，往往对面不见人。若是雨天，可见度就更低了，几乎象是在黑夜里。8月上旬的一个雨天，我们尖兵连发现前边山口有敌军堵住去路。敌人看不清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只是用机枪盲目瞎射，用炮乱轰。张体学旅长见状命令我们迅速消灭敌人。我与连长王成美当即各带一个排，分左右两路包抄上去，向枪炮响处不断投掷手榴弹，用机枪还击。接着全团投入战斗。在我军包抄围击下，敌人纷纷投降。事后方知这是敌七十三军三十四旅的一个加强团。此次战斗，俘敌千余人，缴获轻机枪100挺，步枪1000余支，各种大炮30门，子弹无数。战俘经教育后释放，我们换上敌人较精良的武器，把不急需的武器埋藏起来，继续前进。
　　1946年10月，我们已转战了黄冈、罗田、英山、浠水、蕲春、黄梅、广济、宿松、太湖、岳西、潜山等十余县，牵制敌军上10万，完成了掩护独一旅到苏北与军部会合任务。随后又折回大别山拖住敌人，与之周旋。敌人则误认为是我主力部队，紧紧咬住不放，尾追不舍。双方打打走走，部队都拖垮了。到了11月间，敌军七十三军虽然经过多次补充，仍不得不改军为师。敌三十四旅多次被我全歼，再也无法恢复编制。我旅除了作战牺牲的以外，寒冷和饥饿而减员、掉队的也不少。我们四团原是号称铁军的部队，这时只剩下170余人；我三营原有营连级干部18人，这时只剩下我和副营长钱国华同志两人。为了便于战斗，经过整编将三营现有官兵75人编为一个连。钱国华任连长，我仍任指导员，由团政治部主任冯一鸣同志带领。不久，在一次遭遇战中钱国华也光荣牺牲了。
　　1946年12月，我连同旅部汇合。此时全旅官兵不足百人。张体学旅长见到我们热泪盈眶，紧紧握手，连声说：“同志们辛苦了！”接着说：“毛主席、党中央来电表扬我们，说我们坚持在大别山，牵制了10余万敌人，使我军在其他战场上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我们光荣、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最后，张体学旅长以严峻的口吻说：“目前我们人员少，又缺衣少食，处境极为困难，为了不作无谓牺牲，我们要立即分散隐藏，自行找关系，或回家，或投亲靠友，只要不变节，将来党是会欢迎大家的。”
　　数日后，张体学化装去南京找董老，由董老设法帮他返回延安。我回到家乡，从1947年2月起又同一些同志秘密组织地下工作团，发展到1000余人，在武鄂地区活动，迎接解放大军南下。
　　（原载《武汉文史资料》1994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