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中原突围中的历史功绩

何光耀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同志，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彪炳千秋的丰功伟绩。抗战胜利后至1946年1 1月，他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了长达一年零六个月的谈判斗争。在此期间，他密切关注中原地区的局势，为中原解放区军民反内战、求和平的斗争奔走呼号，殚精竭虑，为中原突围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历史功绩。
　　一、关注中原局势，力促中原地区的“停战调处”
　　1946年1月7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共同组成“三人会议”，负责会商解决国共军事冲突及有关事项。1月10日，周恩来和张群正式签署了《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即“停战协定”），同日，国共最高统帅部下达停战令。按照停战协定，1月14日，国民党政府代表郑介民、中共代表叶剑英、美国政府代表罗伯逊在北平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具体负责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
　　停战调处的序幕刚刚拉开，周恩来就把敏锐的目光投向了中原。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等率领新四军第五师，开辟和创建了地跨鄂豫皖湘赣5省边的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形成了对华中重镇武汉的战略包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打通其自西南后方进军华东、华北、东北的通道．迫不急待地发动了夺取武汉及其外围地区的进军。由于中原解放区处于全国解放区前哨的特殊战略地位，中共中央决定加强这一地区的武装力量，命令新四军第五师、八路军河南（嵩岳）军区部队、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以及冀鲁豫军区第八团，于1945年10月共同组成中原军区，全军区共6万余人。中原军区的组建，更加剧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恐慌，12月中旬，国民党纠集以第五、第六战区为主的大量兵力，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攻击，并企图一举“肃清”我中原部队。中原军区部队以大局为重，节节退让，至停战令下达前夕，中原我军6万余人，被国民党军压缩在罗（山）礼（山）经（扶）光（山）4县边方圆不足100公里的狭小地带。停战令下达后，中原部队恪守命令，以礼山（今大悟）宣化店为中心停止待命。而国民党军却无视停战令，乘机大肆向中原部队进攻。停战令下达后的1月11日，国民党军抢占了我息县县城；停战令生效后的1月14日，国民党军又强占了我光山县城，且随后又开始大举包围行动。
　　对中原解放区的特殊地位和中原军区部队的艰难处境，党中央和周恩来一直十分关注。早在重庆谈判期间，我党和周恩来以全国大局为重，以极大真诚同意退出包括中原解放区在内的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南、河南等8个解放区，其部队退到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但是，国民党蒋介石视我党的真诚为软弱可欺，不但不停止对解放区的进攻，反而屠杀我先期撤出的浙东、皖南、苏南、皖中等解放区的革命人民。鉴于此，中共中央于11月3日电告在重庆谈判的周恩来，“关于放弃鄂豫解放区及其军队北移的问题，请不要再提，相反，应和华北、华东同样实行人民自治。”在此后的淡判中，周恩来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决策，多次表述中共中央的这一主张。
　　军事调处工作开始后，周恩来立即把中原地区的调处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加以对待。他与马歇尔、张群及军调部国民党和美国代表磋商，严肃指出停战令下达及生效后国民党第五、第六战区部队仍进攻中原我军，有可能引起一场内战，事态严重，应予认真处理。在他的积极呼吁和多方努力下，北平军调部在人员尚未到齐、工作尚未铺开的情况下，特地在重庆组织了由国民党政府代表邓为仁少将、中共代表薛子正上校、美国代表福特上校组成的第九执行小组（又称汉口小组），负责中原地区的停战调处。
　　1月21日，第九执行小组从汉口到达信阳，22日到达罗山。23日，该小组召集国民党六十六军军长宋瑞珂、四十七军军长陈鼎勋和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在罗山进行谈判，达成和签订了《罗山协议》。协议作出了“国共双方军队停留于现在各自所在地区”；中原军区部队“得在所驻地区运输给养”，国民党军“同意绝不阻挠或干涉此种运输行动”等规定。29日，第九执行小组又应邀前往中原军区驻地吕王城视察调处。李先念司令员在吕王城会见了第九执行小组成员。经长时间商谈，又达成一项临时协议（通称《吕王城协议》），除重申《罗山协议》外，同意将“现在特殊情况”呈报北平军调部。31日，第九执行小组飞赴北平，向军调部汇报中原地区的停战凋处工作。
　　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关注与努力下，中原地区的停战调处工作终于得以展开。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第九执行小组又先后赴宣化店应山、河口等地视察调处，为停战做了一些积极的工作，从一定的程度上抑制了国民党军对中原解放区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