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突围后的游击战争

　　肖  健

突出重围以后

　　1946年8月，中原军区所属的江汉军区部队与中原军区一纵队主力在鄂西北武当山地区会师，标志着中原南路突围部队第一个战役——突破敌人重围、实行战略转移，胜利结束。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指示，第一纵队和江汉军区组成了以王树声同志为书记、司令员兼政委的鄂西北区党委和军区，创建鄂西北根据地。与中原军区李先念、任质斌同志所率中原军区第二纵队创建豫、鄂、陕根据地并肩作战。继续完成中央指示的“在外线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帮助我内线部队取得胜利的战略任务”。鉴于当时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尽管突围到达鄂西北的我军兵力有9个团（一纵队5个，江汉军区4个），仍不能遏制敌人的尾追和清剿。在此情况下，中原局指名派江汉军区副政委李人林“率一团精干部队，带一部电台，东渡汉水，开创大洪山、桐柏山（原抗日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同年9月，李人林同志率领江汉独立旅一团4个连东渡汉水，部队即改番号为江汉游击支队。李人林任支队长兼政委，一团团长钟春林任参谋长。由于在独立行动、频繁作战中，得到正确指挥和严酷锻炼，部队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对敌人的作战能力，都得以迅速提高。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部队作战100余次，歼敌2000余人，牵制敌正规军3个旅（即整编六十六师一九九旅，整编七十二师新十三旅、新十五旅），鄂、豫两省保安团、保安大队14个，共计30000余人。我军从打小胜仗开始，出奇制胜，士气高涨，越战越勇。在精神上、心理上都完全扫除了突围初期由于走路多打仗少、打胜仗更少而产生的失败情绪。部队虽然天天行军打仗，伤亡和掉队却很少发生，成了一个斗志旺盛、能走善打的英雄群体。对已成为国民党后方腹地的武汉及鄂中、鄂北、豫南一带敌人，造成很大威胁，敌人不得不从鄂东、鄂西北清剿我军的兵力中，抽调正规军3个旅和大量保安团、队，来对付我们。

　　一支数百人的游击武装，为什么能在解放战争初期，在敌人的后方腹地，在强敌追堵围截之中，不仅能够生存坚持，发展壮大，而且还能节节胜利，跟上了全国的胜利步伐呢？回顾起来，除了中央和中原军区的英明指挥，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部队上下齐心奋战等诸多原因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支部队有一个以李人林为首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和一支精干的干部队伍。他们政治坚定，胆识过人，经验丰富，英勇无畏，充分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此外，他们善于学习，勤于动脑，在游击战争的实践中，坚持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从战略战术到指挥艺术，都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实践活动，并留下了一件历史杰作，创造了许多既有益于当时的斗争，亦有益于后来发展、以弱胜强的战例。使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游击战中较好地达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完成了从思想到行动的飞跃，出色地完成了中原军区和中央军委赋予的艰巨任务。

运用军事辩证法，克敌制胜

　　李人林和各级指挥员在游击战争中，自觉地、熟练地运用了军事辩证法，较好地解决了战争中常常遇到的一些关系问题，这些关系主要是：

　　1、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的关系。从决策思想、作战指挥到部队行动，都积极地、不遗余力地争取外线作战。实现了“内线中的外线”的要求。

　　坚持外线作战，是中央一再指示并赋予中原我军的“战略任务”，也是中原军区对江汉支队的基本要求。强敌包围中的我军游击队，在战略上、全局上，无时不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处于作战的内线；但是，在具体的战斗和战役中，我军却可以争取并能够处于外线作战，实现“内线中的外线”要求。例如：我江汉军区主为部队在突围之前，驻军鄂中地区，处于敌人四面包围的内线，在突破敌人包围，西越汉水，到达鄂西北武当山地区，就处于原来包围我军之敌的外线；敌人重新部署兵力，又四面包围上来，使鄂西北我军变成内线；我江汉支队奉命东渡汉水，重返鄂中，又成了包围鄂西北之敌的外线；敌人再派兵追赶、堵截包围，我军再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再次变成敌人的外线。就这样，敌我双方包围、反包围不断反复，实际上形成了争夺外线作战的激烈斗争。我军这种自觉地、顽强地全力争取，并坚持外线作战，不但减少了损失，争得了主动，伺机歼敌；而且可以吸引和牵制敌人大量兵力，配合其他战场作战。我军就是这样在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之后，选择弱敌，寻找战机，主动进攻，巧打胜仗的。用不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积小胜为大胜，进而发展到最后胜利。这些胜利的取得，从作战指导思想看，都是外线作战的结果。我江汉支队在不到半年时间敌人全面进攻气焰十分嚣张的形势下，能够连打胜仗，歼敌总数相当于自己力量的四倍，而自己部队还略有增多，受到中原军区和中央军委的通报表扬。这首先应当归功于李人林同志坚决执行了外线作战的决策。

　　2、走与打的关系。处理好走与打的关系，就是游击战中“游”与“击”的关系。打是目的，走是手段。为实现打的目标而快走、多走、巧走。在走的当中，时时寻找战机，为打胜仗创造条件。轻装善走，是游击队的特长和优势。但是光走不打，不仅不能消灭敌人，也不能更好地保存和壮大自己。因而，必须走打结合，为打而走。坚持“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中制敌，以走致胜。用走，疲惫敌人，拖垮敌人。用走，造成敌人的失误，发现敌人的弱点，捕捉战机，乘机给以突然打击而歼灭敌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走，是战术，也是谋略，而且是以弱胜强的战术和谋略。只有走，才能变内线为外线，变被动为主动，变防御为进攻，变劣势为优势，变失败为胜利。

　　3、小圈子与大圈子的关系。处理好转小圈子与转大圈子的关系，也就是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以空间换时间，以空间和时间争取胜利。

　　敌后游击队要生存和发展，既要转圈子，又要扎根子。用转圈子避开敌人的进攻，用扎根子在一定范围内（省县边界）宣传和组织群众，建立歇脚点和根据地。这是抗日战争中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解放战争开始，情况发生巨大变化。敌我双方由民族矛盾变为阶级矛盾；敌人（日军）由语言不通，变成蒋军语言畅通；统治基础，由汉奸维持会，变为地主阶级掌权的乡保政权；由抗日中敌、顽、我三角矛盾，变为国内战争蒋我双方对抗；群众受乡保政权及地主还乡团统治势力压迫控制，不敢公开与我军接近，我军行动很难保密等等。在这种形势下，如果照搬抗日战争中敌后斗争的经验，只在一个小范围内转圈子，打游击，试图取得军事上的决定胜利是不可能的。只靠一般宣传，个别串连，就想得以发动群众，建立有效的政权和群众组织，势必使计划落空，遭致失败。我们返鄂之初，曾先后在大洪山腹地和京山县南山，分别组建两支地方武装，并有坚持秘密斗争的地方干部配合，试图建立歇脚点、根据地。结果，不到一个月，都先后遭到敌人不断清剿而失败，仅有个别干部返回部队。我们很快从失败中接受教训，决定敌变我变。从分兵发动群众，变为集中兵力打仗，变转小圈子为转大圈子，扩大游击空间，充分发挥我军轻装、快捷、熟悉地形、了解民情的优势、不受地域、地形限制，敌人哪里空虚，就到哪里发展。多打小胜仗，积小胜为大胜。既能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改善部队生活条件，又能以空间换时间。这样，我们把活动范围扩大，由大洪山，到桐柏山，从鄂豫边，到江汉平原，后来，南渡长江，到湘鄂西，在武陵山区开展游击战争。这样，我们的回旋余地扩大了，我军的行动更加自如和主动。敌人正规军三个旅以及湘、鄂两省保安团队尾追堵截我们，也疲于奔命，显得捉襟见肘，“围剿”计划每每落空。尤其在江南五峰县，与张才千同志所率四团会合后，尾追堵截之敌又接连遭到我军两次突然反击。一次在湖南石门县磨岗隘，湖南省两个保安大队大部被歼；一次在湖南澧县大堰垱，敌三十三旅九十八团一个营大部被歼。从此，敌人再不敢穷追了。我军在江南开辟新战场，完全符合并首先实现了中原军区1946年12月给鄂西北军区电报“选择有利时机，派兵一部渡江，去湘鄂西，开辟江南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

　　4、劣势与优势的关系。较好地处理了打弱敌与打强敌的关系。选弱敌打，力争在一次战斗中变劣势为优势。在中原突围前后的较长时间内，从全局到局部，敌我双方兵力几乎都是敌多我少。在装备上技术上后勤运输等等方面，敌人均占绝对优势。在我们江汉支队周围，敌我兵力大约是60：1。但是，我们却有政治上（反对内战、人心向我等）、战略战术上的优势。利用和扩大这些优势，我们就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支援，胜仗经常打，部队士气高，内部团结好。虽然生活艰苦，行军疲劳，但是对于斗争的光明前途，人人充满胜利信心。

　　敌人兵力的优势，只存在于整体上和辽阔空间，并非六十倍于我之敌时时处处都在我们身边，更不是每次战斗都是60：1。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避开敌之优势，选择打击弱小、劣势之敌。形成一次战斗中我多敌少、我优敌劣的形势。例如：重返鄂中开始一段时间，我们把打击对象，主要放在打敌人的乡、镇公所和县保安队，而避开敌人正规军和保安团。当然，敌人乡镇公所和保安队人枪虽少（三五十、七八十人枪不等），也有其各自的优势。他们地形熟悉，耳目众多，消息灵通，有碉堡工事，有与我军斗争的经验，甚至反共铁心，死不悔改。打这种敌人，也要针对其弱点，运用特殊的战术手段，采取“牛刀杀鸡”，倾发精锐，一战而胜，不能轻敌。否则，亦难必胜。对付他们，我军主要用了两手：一是远距离奔袭，似神兵天降。利用敌人麻痹大意，以化装成敌人的便衣侦察队为先导，突然出现于敌岗哨、驻地，俘虏其哨兵、头头，占领其碉堡工事，解除敌人武装；二是化装成敌人正规军，大摇大摆进入敌人据点、工事，收缴敌人的武器。当敌人发现上当，已经措手不及。这两种战术，多数都能一弹不发，一人不伤，结束战斗，属于智谋取胜性质。敌人内部虽一再“通报”，要求他们“加强戒备”，“接受教训”，但是，这些敌人素质极差，散漫成性，有禁难止，使我军屡战皆捷，几乎百发百中。用此战术，在不到半年时间里，我军歼敌乡镇公所20余个、保安中队10余个、保安大队部两个。这些胜利，对我军的士气，对群众的信心，对鄂中、豫南、湘北数十县的斗争形势，以及未来的发展变化，都产生了积极而又广泛的影响。

　　起初，敌人正规军、省级保安团、专区保安大队，对我们这支游击队来说，都算是强敌了。他们以清剿者、主宰者自居。加之我军初期采取“避敌锋锐”的策略，对他们总是“不战而走”，或者是“一触即退”，他们就昏昏然，忘乎所以。于是，一旦发现我军，就穷追不舍，不顾一切，似乎非要打一仗、立一功不可。不知我军走中取胜的奥秘，乘他们弱点充分暴露，或疲劳、或饥渴、或队形散乱、或先头营连远离主力，孤军冒进之际，我军便选好地形，集中兵力、火力，于近距离突然开火，敌人还未及还手，就造成大批伤亡或被俘，乘后面敌人情况不明，犹豫混乱之时，再给以突击和杀伤，使追敌溃不成军，失去作战能力。我军达到歼灭、击溃敌人各一部后，即火速打扫战场，处理缴俘，从容而去。当敌主力赶来，我军已不知去向。用这种伏击、突然反击的战术在江北打了三次，在江南打了一次。其中正规军三个营，保安大队一个。即：在湖北枣阳县之琚家湾，反击敌整编六十六师一九九旅五九六团第三营的追击；在随县桃园附近，伏击不期遭遇之随县保安大队；在京山县黑山冲，伏击敌整编七十二师师直属（加强）工兵营的追击；在湖南澧县大堰垱，反击敌整编五十二师三十三旅九十八团第二营的追击。这些战斗，打击了敌人的猖狂气焰，增强了我军的信心，在局部战斗中改变了敌我优劣的态势，我军取得了主动。完全符合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有关作战原则的指示。

　　5、勇敢与智谋的关系。在勇敢的基础上，巧施计谋，巧用奇兵，出奇制胜。解放战争，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治斗争的继续，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最后较量，也是敌我双方激烈的实力竞争和全面对抗。勇敢与智谋，不仅对于高级指挥机关重要，对于每一个独立作战的部队和指挥员，也是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谁能在智勇上超过对方，谁就能取得战争的主动和胜利。从解放战争的全局看是如此，从我们这支游击队的作战历程看，也是如此。李人林同志率领下的这支小游击队在敌人占绝对优势的包围、进攻中，敢于坚持斗争，敢于到外线作战，敢于在摆脱敌人的进攻后，适时主动地进攻敌人，并能取得节节胜利，既表现了我军指挥员的大智大勇，又充分地说明我军在智勇上都超过了面临的敌人。我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中的大智大勇，不仅表现在领导人的决策和临战指挥上，也反映在科团干部，如郑怀远、陈鲁炎、李冠群、牛德胜、杨震东、宁淮、张波、夏夔、赖玉坤、胡德海、胡春辉、李才常、邹华清、左斌超等等，乃至全体指战员的思想和行动中。

　　6、防御与进攻、被动与主动的关系。在每次作战行动中，都力争进攻与主动，不打被动仗。

　　从中原突围开始，在解放战争的头两年，在全国的多数战场上，敌人一直处于战略进攻而我军则处于战略防御的态势，敌人多处于主动，我军则处于被动。但是，这种进攻与防御、主动与被动的从属，对处于战争局部的我军各部队、各地区来说都是可以改变的。尽管敌人在全局、战略上处于进攻和主动地位，我军却能在一个局部、一个战役、一次战斗中，取得短期的进攻和主动权。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中，就有关于这一方面的论述。正如以上各节所讲的事例那样，我们坚持运用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亦即完全主动的作战政策”。我们的实践证明，主动的进攻战，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常打胜仗的重要前提。

关键在于领导坚强与基础牢固

　　李人林同志在全体干部中形成了核心，并在决策和指挥作战的过程中，表现出超凡的勇敢、机智和军事才能。这些，突出地表现在：

　　1、临危受命，知难而进。李人林同志接受外线作战任务，正值鄂西北军区紧张破敌“清剿”之际，执行任务的部队独立旅一团一营、三营共4个步兵连，也比中原局指示的少而弱，加之远离领导，无主力部队依靠，外线敌情不明等。这些困难，不仅未影响人林同志执行任务的决心，反而按期出动。尤其在数月以后，敌人以数十倍于我的兵力，在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区以南，穷追不舍，堵截包围，我军有随时被敌围歼的危险。在这种情势之下，没有依靠主力，北归解放区之思想，而毅然于春节凌晨巧取郝穴，南渡长江，深入敌人深远后方，开创了江南游击战场。

　　2、从自己所处的实际情况出发，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中原突围之后，中央有大量作战指示，通过电报发给部队。要求部队：“多打胜仗”，“一切从打胜仗中解决问题”，“即便小胜仗，亦足以长人民志气，灭敌人威风，故应当奖励”。作战指导上要求：“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亦即完全主动的作战政策。”要“善于捕捉战机，经常保持旺盛的士气”。“作战方针，应着重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各个击破，大量歼灭敌人”。人林同志认真领会，坚决执行这些指示，就使部队出色地完成了在突围之前中央指示的：“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总要求。这个胜利，并不因为部队小，而限制它的意义和影响。

　　3、调查研究，集思广益，敌变我变。使部队干部不断提高对复杂多变斗争形势的洞察能力、决策能力、指挥能力。

　　4、发扬民主，择善而从。体现了“智不备于一人，谋必参诸群士”。重大行动决策，他总是先召集干部会议，把情况、困难、决心、办法交群众讨论，既征求意见，又发动骨干，统一思想，去粗取精，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使全军上下思想一致，心明眼亮。充分发挥每个人在贯彻执行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

　　5、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平等待人，关心部队，体谅下级。保持了与部队同甘共苦、同心同德、亲密和谐的战友情谊。形成了领导核心，赢得了部队的信任，使主要领导成了部队信心与力量的源泉。

　　基层骨干和战士的勇敢、坚定主要是来源于领导正确、党员垂范和经常性的思想教育。与旧军队那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靠物质刺激，金钱收买，纪律高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当时那种游击战争的艰苦环境里，部队几乎天天行军打仗，又无后方支援，一切供应补给，都靠自己解决，不仅缺衣少食，连日常用品，食盐、医药都极端困难。打了胜仗，立了战功，不仅不能及时评奖，连上报的时间都没有。一心想的就是多打胜仗，最后胜利。这正是人民军队在人民战争中，无私无畏，自觉奉献，崇高无尚的革命英雄主义形象的体现。许多基层骨干像梁鸿儒、刘介仁等同志，都是降职使用的；有的是老红军，如连长王孝富；有的长期任职连队和基层，如：郑学高、曾子明、孙国清、黄祝钧、黄振、倪伯池、邱俊德、黄席钦、杨培元等同志，都是在跃进大别山，重返江汉之后，才得到提拔的。尤其是几位参谋，像丁建扬、高礼第、张育英、易新民、李才荣等他们都挑了重担，为胜利做出过巨大贡献。

　　李人林同志率领我们在开展大江南北敌后游击战争中取得的重大战绩，创造的一套游击战争新经验，得到了中原局和中央军委的重视。1947年4月12日，中原局转发李人林关于开展游击战争半年来的工作报告，13日周恩来副主席阅电后，指示中央军委将此经验转发给坚持华东敌后斗争的领导人。这就是对人林同志最明确的肯定与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