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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突围后的谈判斗争

发布日期: 2016-06-02 来源:

何光耀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背信弃义,公然撕毁停战协议,悍然向中原我军发动大举进攻。我中原部队在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等人的率领下,一举突破敌苦心经营达半年之久的“内层包围圈”。7月7日,李先念司令员在突围路上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反对蒋军违约进攻》的谈话,向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破坏和平的罪行。在此前后,驻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分别于7月2日和8日约见了蒋介石、马歇尔,对国民党进攻中原军区部队、发动全面内战提出了严正抗议,并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和平、反对内战的正义立场。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等亦相继发表消息和评论,批露事实真相,谴责国民党背信弃义、发动全面内战的行径。7月11日,中原军区驻武汉办事处主任郑绍文在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军进攻中原军区部队、挑起大规模内战的真相,呼吁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要求国民党军“悬崖勒马,停止追击、堵截、‘清剿’,立即允许我军合法转移华北,以免事态扩大,影响全局”。并要求军调部第九执行小组和第三十二执行小组,立即赴冲突前线,调查事实真相,制止内战之扩大。
  迫于中外舆论的压力,同时也由于国民党军对中原军区部队的“围歼”计划屡屡受挫,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同意重开中原停战谈判,并企图以此赢得重新部署兵力的时间,“围歼”中原军区部队。军调部国民党代表郑介民就曾密示国民党军“勿为第九、第三十二小组签订的协议限制,否则,各师长、军长就要受到军法处分”。7月中旬,军调部第九执行小组和第三十二执行小组先后飞赴老河口调查调处,其中三十二小组后前往西安。他们分别于7月14日、15日、16日派飞机投掷了第一、第二、第三号函,邀李先念或“派能全权负责之高级官员”于16日前到老河口协商、“18日前至浙川晤面”。此后,又散发了第四号函,请中原军区派代表于7月24日前到龙驹寨找三十二小组联络。
  就在第九小组和第三十二小组不断向中原军区部队投掷信函之时,国民党又加紧调兵遣将,继续对中原军区突围部队进行追堵。7月14日、15日,即军调执行小组投出“一号函”、“二号函”的时候,蒋介石就3次电令刘峙、胡宗南:“务于荆紫关以南将李先念部包围歼灭”。刘峙、胡宗南则调集重兵追堵已突破其丹江防线的中原军区北路军,企图在地势险要的荆紫关、南化塘地区,将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机关所在的北路军歼灭。由于国民党军的疯狂追堵,中原军区无法派出代表如期前往指定地点谈判。7月24日,李先念、文建武、任质斌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国民党飞机于23日散下三十二小组之“四号函”的内容;表明“我们很想利用这个时机与国民党”“谈判鄂豫陕地区的停战问题”;申述了“我们现在离龙驹寨有3天的路程,不能按日赶到”;并提出了“我们要求中央即电(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要替我们与三十二小组及九小组谈判”。25日,毛泽东主席以中共中央名义复电李、文、任:“已电西安办事处周子健代表先念与三十二小组接洽,声明愿意调处,要求政府军停止围迫,以利谈判”。
  7月25日,第三十二小组到达西安;同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处长周子健前往联络,西安谈判开始。31日,第三十二小组三方代表召开预备会议,周子健参加会议并代表李先念正式提出停战声明。预备会议决议:俟胡宗南派出代表后,即召开正式会议。并另致电李先念:“请予作停止行进之准备,一俟停战时间及办法商定后再行通知”,并请示“最好由中原部队中再派出一正式代表参加协商”。
  此间,仍在湖北老河口的第九执行小组,经三方代表商谈,于7月27日达成《中原临时停战协议》(即“老河口协议”)。协议规定自8月2日午夜起至8月20日止,双方停战,在战线上的双方军队均自现实位置后撤20英里(约32公里);李先念将军需于8月9日前派代表到达西安与第九或第三十二执行小组会谈等。后北平军调部认可并于8月9日公布了《中原临时休战协议》,正式通知国共双方执行。《中原临时休战协议》签订后,第九执行小组即赴西安参加调处。
  根据《中原临时休战协议》,第九、第三十二执行小组三方代表及周子健等在西安商谈具体实施办法。但国民党方面并无谈判诚意,处处刁难周子健及中共谈判代表。在8月6日下午举行的会议上,周子健建议讨论中原部队的给养问题,国民党代表却发起非难,提出中原部队必须先集中点验方可解决给饷,办法是只发款项不发粮食,同时又不允许中原部队就地筹集。中共代表任士舜当即提出不能接受。国民党代表卢济时竟拍案大骂,粗暴地举椅行凶。胡宗南派出的代表亦强迫周子健离会,并威胁周子健离会后不能保障他的人身安全。果然,周子健在返回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途中遭到特务袭击,随身所带文件、衣物被洗劫。这一事件,遭到了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及一些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自此,西安谈判陷入僵局。
  为了表示中原部队的和谈诚意,根据《中原临时休战协议》及第九、第三十二执行小组的要求,8月7日,中原军区正式委派原第九执行小组上校参谋、中原军区干部旅(对外称第十四旅)旅长张文津及吴祖贻(干部旅政治部主任)、毛楚雄(毛泽覃烈士之子)3人,携带军调部证件并打着第九执行小组旗帜,佩戴其标志符号,在新入伍的陕西籍战士肖善义向导下,由镇安杨泗庙出发前往西安参加谈判,并致电通知北平军调部。张文津一行4人,经月河、大堰沟、沙坪,行至宁陕县东江口镇时,遭驻守该镇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整编第九十师第六十一旅一八一团无理扣押。一八一团团长在获得胡宗南“就地秘密处决”的指令后,将张文津等4人残酷杀害。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在获悉中原军区谈判代表中途被扣之后,分别在南京、北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延安《解放日报》以《蒋方阻我与第九小组联络、李先念将军代表被扣》为题,报道了张文津等人被扣的消息。第九执行小组中共代表任士舜亦在西安强烈要求第九执行小组到事发地点进行调查,并获得了美方代表的认同。对张文津等被扣事实,国民当局矢口否认,对调查工作拖延搪塞,造成中共谈判代表失踪之“谜”。
  而此时,西安谈判步履危艰。在中共代表的一再要求下,8月14日,第九执行小组恢复调处,召集会议商谈停战事宜。国民党代表强词夺理,认为中原部队已被打散,有组织的行动已不存在,要求结束调处。后又借口李先念将军的谈判代表未按时到达、延安8月15日广播周子健遭劫一事妨碍调处工作等,拒绝进行谈判。8月24日,第九执行小组国民党代表卢济时竟单方面宣布在老河口签订的《中原临时休战协议》失效,公开拒绝再作任何调处。由于国民党代表单方面退出,调处工作无法继续进行,北平军调部随后不得不撤回第九执行小组和第三十二执行小组。
  从1946年1月开始的中原地区的停战谈判至此告终,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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