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迹探源

蔡 昉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回顾改革开放历程，总结中国经验，提升中国智慧，我们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这个宏大的历史主题着眼，探寻中国奇迹的根源。

话题之一
中国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 劳动年龄人口与依赖型人口增长形成的剪刀差态势，创造了重要的人口机会窗口
　　● 在同一时期里，其他各国劳动年龄人口和依赖型人口的相对增长态势，都远远弱于中国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排斥市场机制导致资源配置的宏观无效率，缺乏激励机制导致经济活动的微观无效率，没有奖惩制度伤害了工人、农民和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在政府强力的资源动员下实现的生产要素增长，很大的部分被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增长所抵消，没能转化为良好的经济增长绩效。因此，有学者认为，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可以提高效率，使经济增长绩效迅速回归到生产可能性边界上面。也就是说，即便“没有形成额外的增长源泉”，仅仅回归“经济增长的稳态”，也可以改善增长绩效。
　　然而，中国作为十数亿人口的大国，所实现的长达40年、高达9.5%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是以往的任何经济体都未达到过的增长表现。因此，需要找出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这才是正确解说其长期增长绩效，以及认识和挖掘未来发展潜力的关键。
　　研究显示，中国改革开放及其带来高速增长的时期，与人口转变的一个特殊阶段是高度重合的。作为人口转变特定阶段即生育率显著下降的结果，1980年至2010年，中国的15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以年平均1.8%的速度增长，而该年龄之外的依赖型人口则基本处于零增长状态。两类人口增长形成的这种剪刀差态势，同时也表现为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创造了一个人口机会窗口。其产生的对于经济增长的正面促进效应，即所谓的人口红利。
　　在同一时期里，无论是把发达国家作为总体，还是把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总体，其劳动年龄人口和依赖型人口的相对增长态势，都远远不如中国来得有利。例如，在同一时期（1980年—2010年），从发达国家平均来看，劳动年龄人口与被抚养人口的增长速度几乎相同；而从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来看，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更快，但是被抚养人口的增长率也是显著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在此期间具有的人口结构特点，近乎得天独厚。
　　首先，较低且持续下降的抚养比有利于实现高储蓄率，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则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从而使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这个明显贡献，被一些经济学家批评为粗放型增长模式，认为由此驱动的高速增长算不上奇迹，并预测其没有可持续性。东亚经济体和中国经验多次证明这种预测的不正确，在理论上也恰恰说明，秉持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失算在不懂得二元经济发展的这个独特增长源泉。事实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验所印证的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存在，的确在一定时期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所以这个贡献实际上是人口红利的一种表现。
　　其次，有利的人口因素确保了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对经济增长作出显著的贡献。年轻的人口结构意味着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同时，在收获人口红利期间，中国成年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改善十分迅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更明显、更突出的人力资本改善，无疑使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加显著。有学者估计，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1.7%左右。不仅如此，在考虑了教育水平具有促进生产率提高作用的情况下，人力资本贡献率可提高到38%左右。
　　再次，农业剩余劳动力和企业冗员按照生产率从低到高的顺序，在产业之间、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流动，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改善，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组成部分。库兹涅茨所识别并指出的这种产业结构变革的生产率效应，在中国得到了最好的验证。
　　最后，对一个国家来说，人口规模大就意味着创新具有更大的需求力度和供给潜力。可以通过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话题之二
中国经济奇迹的充分条件

　　● 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的深刻改革，创造出增长的充分条件
　　● 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中，建立起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激励和市场配置机制，形成相应宏观政策环境
　　理论上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变为人口红利，在现实中成为高速增长的因素。经验表明，许多具有与中国相同或类似的人口转变经历的国家，并没有在同一时期，或者在较早或稍晚的时期取得与中国同样的经济增长绩效；改革开放以前已经呈现的有利人口结构也没有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因此，只有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深刻的改革，才能创造出增长的充分条件。
　　根据一般规律，一个国家实现成功的经济发展，在体制上需要解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和配置问题，因此就要涉及机制、信号、效率和激励等问题。要在实践中可操作，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改革给特定的劳动者、微观单位和社会群体带来收益，才能形成发动改革的基本动机。第二，这一改革不与任何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直接抵触，即它要的是所谓的“帕累托改进”。第三，这一改革潜在地发动起一个关键的变革齿轮，由此推动逻辑链条上其他领域的改革。不过，从事前的角度看，最后这个条件往往是不可知的。
　　农业中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废除人民公社的改革，最符合上述改革前提条件。这一改革一举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农业劳动和经营激励问题，并且在农户获得剩余索取权的同时，也相应赋予和逐渐扩大了他们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权和经营活动的自主权。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的短短几年里（1978年—1984年），无论是粮食单产还是总产量均大幅增长，农民人均收入名义增长166%，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这一变化也大幅度增加了城市农产品供给，为几年后取消粮票制度创造了条件。
　　方式和效果上类似的改革同样发生在国有企业。1978年企业恢复奖金制，这实际上是关于工资制度的放权和改革，解决的是职工劳动激励问题，涉及的是职工与企业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还开始了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改革，重点解决企业及其经营者的激励问题，触及的是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与国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