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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底线思维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以党的历史上的重庆谈判为例

发布日期: 2019-04-28 来源:

曲青山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强调,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底线思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思想方法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显著特征。坚持和运用底线思维,对增强和提高领导干部驾驭风险的本领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鉴古知今,学史明智”。历史告诉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近百年的奋斗历程中成功应对了各种风险与挑战,积累了许多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宝贵经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进行的重庆谈判就是其中一例。深入剖析此范例,对于我们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做好各地区、各部门、各领域、各方面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重庆谈判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谈不谈

  谈不谈?是谈判者对谈判所面临形势进行全面综合分析并对谈判结果进行预测研判后,作出的行为选择。
  抗战胜利后,世界战略格局和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以美国支持的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两个前途、两个中国之命运。一个是黑暗的前途、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就是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使中国回到抗战前的老路上去;另一个是光明的前途、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就是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首先从重庆谈判开始。重庆谈判也成为一次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智慧和处理复杂问题能力的重大风险考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接连向延安发去三封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面对国民党提出的谈判,我们党谈还是不谈?面对蒋介石发来的邀请,毛泽东去还是不去?这件事对时局、对人心、对国内外舆论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党要作出正确决策,首先必须对面临的形势作出科学分析和准确判断。
  8月14日,在收到蒋介石第一封电报时,中共中央没有立即回复。在此后的两天时间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同志多次与周恩来、王若飞交换意见,了解重庆各方面情况。16日给国民党复电。20日当收到蒋介石第二封电报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先去重庆同蒋介石等谈判,待机决定毛泽东的行动。22日给国民党复电。23日在收到蒋介石第三封电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问题。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24日给国民党复电。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同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再次开会研究毛泽东去重庆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初步商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谈判。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会议最后正式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谈判。
  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形势是如何分析的?对谈判是如何决策的呢?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指出,当前的形势表明:“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国民党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它的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国民党军内部矛盾很多”,“它的实力无论如何弱于日军加伪军”,“加上解放区的存在,共产党不易被消灭,国内人民和国际上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今后我们的方针仍然是:“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毛泽东建议:“恩来同志马上去重庆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接着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在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发言强调:“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去,“我们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和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重庆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历史证明,我们党和毛泽东做出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在当时形势下,不谈不去就会输理,就会中计。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国民党就借此宣布中共拒绝和谈,把内战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前往谈判,即可向中共施加压力,诱逼其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并争取时间部署内战。由于中国共产党对谈判决策的英明果断,由于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的“弥天大勇”,使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诡计落空。我们党下了先手棋,打了主动仗,占据了道义制高点,获得了和平民主的好形象,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好评,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国统区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重庆谈判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谈什么

  谈什么?是谈判者在谈判中要涉及的内容,其强调和突出的是谈判的主要事项和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一般而言,谈判双方都会在谈判中设定一个争取的高线和坚守的底线。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蒋介石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乘专机抵达重庆。重庆谈判从次日开始。按理说,国共两党会谈本应各有方案,但国民党却没有提出自己的方案。毛泽东后来说:“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蒋介石没有料到毛泽东会成行。虽然,国民党没有谈判方案,但蒋介石在中共代表团到达后,很快确定了“对毛泽东来渝的方针”,并在同毛泽东的第一次直接商谈中提出了谈判三原则,对这次谈判定了调子、划了框子。其方针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三原则是:一、所有问题整个解决;二、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须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三、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方针和原则是要继续维护其反动统治,不允许解放区中共政权和人民军队的合法存在。
  9月3日,中共代表团将关于两党商谈的主要问题11项提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平等地位;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结束国民党的党治等,并表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但对中共提出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国民党政府代表均予以否定。经过斗争,在一些方面取得接近意见。9月8日,国民党政府代表根据蒋介石拟定的谈判要点,对中共提出的11项提要作书面答复,表示接受中共代表提出的和平建国、承认党派合法平等、结束党治等项主张,对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也表示基本同意,但对于解放区政权作为合法地方政府却坚决不同意,对于军队编组问题作了种种限制。从9月12日起,涉及解放区政权和中共军队整编,双方斗争又趋向激烈。周恩来重申,中共现在的120万军队应编为16个军48个师,分期实施,在自行缩编后仍驻现在解放区;中共控制的19个解放区,建立的民选政府,国民政府应予承认。国民党政府代表坚持全国军队缩编,中共军队最高限额不能超过12个师,其驻地由“中央”政府确定;对于中共代表提出推荐相关省市政府人选问题,则以有悖政令统一为由,加以拒绝。谈判陷入僵局。
  为了打破僵局,9月18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经过长时间商讨,准备作出让步。19日周恩来根据商讨的意见在谈判中提出,可将我军队数目减少。如“中央”军队缩编为120个师,中共应为20个师。军队驻地可分两步在11个地区撤出,集中于黄河以北7个地区。解放区随军队驻地之调整而合并。国民党政府代表继续拒绝。9月21日,赫尔利找毛泽东谈话,要求中共交出军队,否则谈判将破裂。毛泽东的回答是:不要破裂,还要讨论。由于国民党方面全面否定中共的谈判方案,致使会谈于9月中旬一度搁浅,9月21日至26日休会。
  9月27日恢复谈判,到10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又进行4次会谈。虽然双方在原则问题上斗争仍然尖锐,但周恩来、王若飞在坚持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前提下,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态度,一方面提出了双方更容易接近和解决的问题,并表明对于现在无法解决的问题,可在本次谈判后继续谈,以求得最终解决。另一方面更加注意对张治中、邵力子做团结争取工作,推动他们从中斡旋,进而使随后的谈判进展较为顺利。
  10月2日,周恩来在双方谈判接近结束时提出建议:拟将一个月来谈判记录整理出来,择其可能发表者发表之,以慰国人之渴望。此举得到国民党政府代表赞同。5日周恩来将亲手草拟的会谈纪要递交国民党政府代表以供讨论。同时,周恩来提出,毛泽东来渝已一月有余,拟于下周返回延安。8日国共双方代表就纪要交换意见并修改定稿。10月10日,周恩来、王若飞同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于10月12日由国共双方正式公布。会谈纪要共12项,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形成了一致意见的内容,即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第二种形式是各自表述的内容,主要是国民大会问题、解放区政权问题、军队整编问题等;第三种形式是形式上承认而实质上未执行的内容,即受降、遣俘、改编伪军问题等。
  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王若飞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同国民党方面继续商谈。至此,由毛泽东同蒋介石直接出面参加的国共两党谈判宣告结束。重庆谈判涉及和平建国方针、人民自由权利、党派合法地位、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日伪受降等问题,但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解放区政权和军队问题。虽然,在这两个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但谈判是有成效的。毛泽东在返回延安的当天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重庆谈判经过。他说:“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当然,“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但是,“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1946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讲到重庆谈判时也说:“我们并不因为蒋破坏了这些协定,就以为没有了收获。因为全中国人民都承认了这样的事实,认为中共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国民党虽背叛了协议,但他不敢放弃党派协商。”重庆谈判达成的协议,是我们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一个成效,是人民力量的一个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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