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时代坚定制度自信提供理论指引

曲青山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开宗明义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这个重要论断，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方面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为我们深刻认识“新时代为什么要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这个根本性、方向性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怎么来、是什么、为什么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关于坚定制度自信，《决定》在第一部分用三段话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述，概括而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怎么来、是什么、为什么，需要我们认真领会。
　　第一段话，回顾了我们党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进程。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发展过程，从中央苏区时起，我们党就开始了制度建设的探索，逐步确立了一系列重要制度和重大原则。对此我认为重点在把握好四个标志性的时间节点。一是以党的七届二中后全会为标志，明确了全国胜利以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勾画了新中国的制度蓝图；二是以党的八大为标志，正式宣告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三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在深刻总结“文革”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框架的治理体系，逐步形成了一套顺应国情民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四是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决破除各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弊端，作出一系列重大制度创新，主要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飞来峰”，而是党和人民长期奋斗、接力探索，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我们还要认识到，从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大历史来看，一个社会制度的确立和运行，都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周期。比如资本主义制度从十四世纪萌芽到十七世纪在英法等主要国家确立，用了三百多年时间，至今又运行了三百多年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我们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创立一套比较完备成熟的制度，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一项极其伟大的成就，是完全有理由感到自豪和自信的。
　　第二段话，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这“三个是”的精辟论述，从总体上高度概括和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最本质特征和优越性，即它是一个科学的制度体系，因此必须坚信不疑、笃行致远；它是一个充满活力、具有巨大优越性的制度体系，因此必须始终坚持、守正创新；它是一个能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根本保证的制度体系，因此必须高度自信，保持定力。
　　第三段话，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决定》从十三个方面总结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各方面，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切入，突出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繁荣发展”这两个特殊优势，再从“发展生产力”“精神文明”“共同富裕”“改革创新”“人才培养”“国家主权安全”“和平统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具体展开，高屋建瓴、提纲挈领地对内展示、向外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所在。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集中明确地、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决定》公布后，大家对《决定》关于“十三个方面显著优势”的概括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讲得很准、很到位，揭示了新时代我们党治国理政开辟新境界的原因所在，普遍认为这个科学的制度体系具有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和显著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植根于中国大地，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其中就包含着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学习和模仿，为我们今天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之源和制度之鉴，我们的很多制度都可以从历史的深处找到渊源。
　　比如，“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的传统。我国自秦汉形成“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以来，虽然历经王朝更替，但统一的追求与趋势从来没有变，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理念没有变，这是中华文明极为突出的特质与优势。《决定》所指出的“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可以说也体现了这一理念。
　　比如，“以文化人”的文化自觉。文化的统一是国家统一的基础和标志。中华文明特别强调以文化人，重视用礼乐制度教化百姓、统一思想。文字就是最基本的文化制度，中国疆域幅员辽阔，天南地北口音不同，但文字却是相通的，这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隋唐之后，历朝历代都设有礼部，专门掌管礼仪、典章、学校、科举等文化事务。共同的文化积淀和传承，深深地扎根在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心中。《决定》指出的“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也是汲取了古人的智慧和经验。
　　比如，“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以民为本是我国国家治理思想的优良传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仅儒家，包括道家、墨家、法家等对此都有着普遍的认同。我们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把群众路线确立为根本工作路线，把为人民谋幸福视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决定》进而把“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作为显著优势之一加以明确，也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升华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它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相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