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自己的路--中国史学的前途

                                    章开沅

    走自己的路--中国史学的前途，这个题目我思考了很久。从1990年起，我在美国前后呆了三年多，当时就一直在思考此问题。1992年刘广京教授退休，党校为他举办的第一次学术讲座邀请我去演讲，题目就是“中国史学寻找自己”。回国以后，我也不断地撰写此方面的文章。为什么探讨这个问题呢？因为我感觉中国史学好像正在自我迷失，而且造成此后果的症结很多，需要大家冷静思考。我们既不要总是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亦不能陷于一种消极、埋怨、充满失落感的情绪之中，而是需要比较冷静地、理性地思考史学到底怎么啦　，史学还有没有自己的前途，怎样才能争取更好的前途。

    一、史学的处境
    当前的史学究竟处于何种处境，可谓众说纷纭，有人说面临危机，有人说处于边缘，也有人说正值大好时光。有所谓盛世修史，目前国家拿十亿左右来修纂清史。但是，史学正在不断萎缩，史学存在很多问题，史学受到社会冷落，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所以由此引起诸多忧虑。其实，像我们这一代人，对此问题已无太多激动。重视也好，不重视也罢，反正我们对史学已经是忠贞不渝，一辈子就是从事此业了。
    前些年，江泽民同志曾讲过很多史学重要的话，但实际上在社会生活里面又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历史有它固有的价值，这种价值是无可磨灭的。讲到最后，历史就是民族的灵魂，这种话过去我们的前人早讲过。亡国，这个国家还可以复活；如果忘史，这个民族就是真正的死亡。所以根据我的体会，史学不仅是一种知识的传授，也不仅是讲抽象的什么规律，而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智慧宝藏。
    历史学家不是凶险的预言家，但是历史痛苦的经验教训太多，这就包括一种长期以来积累的、历史自身所蕴藏的智慧，这种智慧在任何时候观察事物都是有用的。我经常讲历史学家不是喜鹊而是乌鸦。乌鸦可能叫得不好听，但它确实是益鸟，现在虽然给它平反了，但习惯上人们仍然不太喜欢它。乌鸦就像鲁迅作品中所讲的那种人，别家生孩子他跑去恭喜，恭喜完还要说人家的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这样讲主人当然就不高兴。反正这种事情很多，但我坚信历史是有用的。我们历史学家不仅是跟古人对话，也跟今人对话，还要跟未来对话。史学是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我们就是这桥梁的建设者。
    史学不在乎别人重视或者轻视甚至蔑视，最重要的是应该自强。从事史学者，包括现在学历史的学生，应该了解史学固有的价值。它确实有价值。史学家不仅要研究历史，还要创造历史，还要干预历史，还要跟其他有识之士一起促进历史往正确的方向发展。那才是真正的史学家?
    所以，我不过多地讲现在史学的处境怎么样，我不认为史学当前是一片黑暗。现在奋发有为的史学工作者越来越多了，当然问题也很多，这是不可避免的。

    二、史学的自省
    我们不能光埋怨社会冷漠史学，反过来讲我们自己是不是关心社会？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史学应该自省，要自强。我们史学同行往往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客观上可能是这样的，但却不能存在弱势的心态，或用弱势的姿态去乞求别人重视。我们应该用一种强势的心态去体现自己的价值，体现自己的力量，体现自己的功用，这样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
    我可并不是说历史学家有多么高明。历史学尽管不具备操纵其他学科命运与发展的话语权，但它所关注的是整个人类，是整个社会，长于作宏观的、总体的把握。这是历史学家最大的优势。历史学家研究的不仅仅局限于一个短暂的时段，而往往是一个很长的时代。真正好的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可能是全国、大区域乃至全球，至少是以全球为背景。这就是历史学家具有某种优势之所在。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史学从业者都能达到如此境界，但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努力，要有全球的眼光，要有全人类的眼光。这很重要。
    可是，我们史学界现在有一种自我迷失，即把史学最固有的品格忘记了。至少两种品格是任何一种学科，包括历史学乃至经济学在内都应该具备的--从学科来讲应该有独立学科品格；从个人来讲应该有独立个体人格。
    另外一点我们要反省的是，就从学科本身而言，现在是不是有点过分迷信西方史学？我们提倡跟国际接轨，提倡学术交流，提倡向外国学习，包括西方也包括东方，包括韩国也包括日本，包括其他国家也包括中国的台港澳地区，从他们的史学里面汲取一些好的东西。但现在我感觉好像学过头了一点。别的我不敢讲，至少以中国近现代史而言，有不少人老是跟着别人转，首先是跟着美国转。费正清提出来“刺激?反应”理论，特别强调外来的刺激和内部的反应，这个模式延续了很长一个阶段。后来费正清的学生柯文，这是我很熟悉的朋友，提出“中国中心观”来批评他的老师。这个批评很对，因为“刺激?反应”模式过分强调外在刺激，而对内在因素考虑不够。我们则有人把柯文的新见解当做最佳范式。现在又出来一个王国斌，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认为全球化以后出现许多新的问题，认为西方中心不对，中国中心也不对，应该有一个更超越一点的范式。所以这就很奇怪，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自己的范式吗？为什么每一种范式都要靠美国人提出来呢？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我们了解得更深更准确，还是美国人了解得更深更准确？
    不要老是跟着新的转，其实旧的也不一定都错。我们反对拘守费正清的“刺激?反应”模式，其实这并非他的发明。稍微懂点西方史学史的人都知道，是汤因比最早提出该见解的。我们20世纪40年代读大学本科，老师介绍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时就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他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提出过“刺激?反应”理论。费正清把这个理论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什么都归结到“刺激?反应”，这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也不等于说提出了“中国中心观”以后这个“刺激?反应”理论就不起作用了。“刺激?反应”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不能用这个单一模式来看待整个中国近代史，就等于不能仅仅用“反帝”、或者说“革命”来审视整个中国近代史一样。“反帝”模式不全面，“革命”模式不全面，“刺激?反应”模式也不正确，但不等于说没有“反帝”，没有“革命”，没有“刺激?反应”。我们现在有些年轻学者往往看不到这一点，什么时候出来一种新的模式，就觉得新的最好，就马上紧跟过去，没有自己的头脑。
    “市民社会”、“公共空间”也是如此，是从西欧社会提炼出来的概念，不能说没有参考价值，不能说不可借用其理论、方法与思想，但是也不必亦步亦趋地紧随其后。过去外界批评我们，说我们是靠马克思主义教条提供某些研究模式。现在我们有些人反过来又把西方甚至二流、三流学者的认知拿来作为教条，当做自己依托的拐杖或华丽的外衣。所以这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
    现在为什么有人说中国的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已被国际学术界边缘化，特别是近现代史，被视为没有自己的理论思想，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没有自己的研究特色，没有形成中国风格。所谓跟国际接轨，如果简单地接轨到某一个国家的史学，以人家的史学潮流为潮流，那是很可悲的事情。如果因此受到轻视，那只能说明我们有些人没有志气，也是活该。
    学术上的急功近利也是目前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想过多责备年轻人，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上层的管理问题。我们上面有一整套“紧箍咒”，一套过分量化的、本身就体现争功近利的管理指标体系。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个症结如果不消除，单纯对中青年学者进行什么学术规范教育，没有多大用处。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史学工作者对社会的冷漠。我们有些人总觉得人家不重视自己，感到好像很无奈，所以有时不是用积极、进取的态度来从事史学研究。也有些人满足于写些论著在很小的圈子里面自我欣赏，就是所谓在象牙塔里面做学问，而不能跟火热的社会生活紧密地联结起来。因此，史学的劳动成果很难转化成对社会产生积极作用的因素。这是我们史学应该自省、改进的地方。

    三、史学的前景
    最后谈谈对史学前景的看法。我不认为现在史学是一片黑暗，能正确、积极认识和探索史学者，大有人在。特别是许多年轻的学者，包括在读的学生，能够充分认识到史学的价值，愿意选择史学作为自己终生的追求，而不是作为谋生手段，十分令人欣慰。
    那么，中国的史学究竟应该怎样发展？这是我们应该冷静思考的。现在不断有人在探索新史学。关于新史学，关于史学革命，或者叫做史学革新，各种各样的意见都有，而且确实有很多很好的意见。但是有一条，可能我的意见保守一点，我认为史学的根本、史学的基础是实话。这就是说要从史料工作开始，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订，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史学就是研究历史，历史必定有它的客观存在，这个存在的载体一种是文献，一种是实物。当然，文献可能有作者这样那样的主观因素，不能做到绝对的客观，但如果脱离了这些文献--地下的和地面的实物，你怎么从事历史研究？
    现在有的人把口述历史捧得很高。不重视口述历史是不对的，但是将其功能无限夸大甚至于超过文献，我看也未必正确。不要说研究别人的历史，研究前人的历史，就是研究自己的历史，你自己的回忆也不完全可靠。季羡林老先生就曾闹了个大笑话，他回忆北京快解放的时候胡适在大会上讲过什么话，其实那时胡适根本就不在北京。后来他承认是记错了。
    所以，历史确实是不容易讲清楚的，但是如果太容易说得清楚，又何必要这么多人来研究它。不过，我认为总还有个比较客观的事实。
    我曾经在中国地质大学做报告时，对该校的同学说我们是同行。他们很奇怪，学历史的怎么和学地质的是同行呢？我说，你们不是到处去勘探吗？我也到处去勘探。你们勘探地质，我去勘探史料。你们取样要保存原来的地层结构。我们择取史料也不能离开原来的文本，这与矿石取样不能忽视原有地层结构具有异曲同工之理。史料在它存在的原始文本里面处于什么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把前后左右都弄清楚。可惜现在有些年轻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以为在计算机里一检索，把有关的资料调出来，拼接起来便成文章。这是最害人的。总之，版本、目录、校勘、考据都很重要。
    实证不是史学最后的工作，但颇为重要，这一点大家千万不可轻视。不要过分地听从一些现在新奇的理论，这些东西可以做某种借鉴，也可以弥补过去某些传统史学理论的不足，但切不可忘记史学的根本。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洛赫说得好，“历史是史学的暴君。”就是说，你不能讲历史上没有存在过的东西，如果根本没有存在过，怎么可以胡谄！现在的麻烦可大了，常常是虚构历史。如果通过切实的史实整理、考证，然后寻求一种合理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最起码的工作，最前期的工作，是史料的分析，否则便离开了史学的根本。
    治史是很困难的，是比较艰苦的一个行业，不像读文学读其他专业那样很快就可以出成果。史学相对来说工作量要大些，这是我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上经常讲的事情，不能一概而论。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史学出现很多伟大的成果，是很困难的。
    我主张中西融通，中外融通。我们不要盲目地迷信西方，但也不要过分地贬低西方。西方史学有它固有的长处。我们很长时期受教条主义的束缚，同时也受意识形态的干预，思想不够解放，因此实际上像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文革”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以后才有所进步的。过去，我们有很多条条框框（拿中国近现代史来讲）。但是，现在如果反过来认为西方来的理论，西方的学术范型、方法，都是天经地义的，那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毛主席著作中也有很多精辟的思想与方法论，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哲学，是很深刻的理论，是很多现在二流、三流的西方史学家根本表达不出来的，而却被我们现在有些学者忽视了。某些追求时髦的人，好像只有把某些西方人的话语套而用之，才显示出自己有学问。我一贯认为，不管你是用中国传统的或是用西方新的好的理论、方法、范型，但都千万不要迷失自我、忘掉自身。我就说我的，不要单纯模仿别人。如果没有自己的创造，即是一味的模仿，没有多大价值。
    中国是一个历史古国，同时也是一个史学大国。美国才有多少年的历史？只有几百年。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国史学源远流长，有取之不竭的宝贵资源与财富。我们不要轻视这一点。如果现在不能做出出色的成绩，我们就辜负了史学大国的优良传统。我经常讲要学会与古人对话，比如前面所言的史料与史学的关系问题，顾亭林早就说过，“取铜于山”即是很好的说明。不讲古代，就说陈寅恪、胡适他们，关于这方面都有许多深刻的见解。陈寅恪讲过一些经典性的话语，比如“同情的理解”，用我的语言来讲就是设身处地，用现在时髦的语言则是历史的场景、历史的处境、话语的情境等等。
    传统考据和解释学是相通的，并不是说一切都古已有之。但是在我们中国史学宝库里面确实有很多丰富的内容，有许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华，不应该把这个精华跟国外的、跟西方的史学之中很多好的东西对立起来，应该把它们融会贯通、形成特色。这样才是中国史学应有的前景。
    现在的史学不在于成天设想有什么新的花招，新的史学靠的是在实践中创造，靠的是史学编纂、史学研究，光讲空话是不行的。我对当下有些文章就很不满意，因为作者缺乏足够的史学实践，只会在名词、概念上兜圈子，仿佛那样就可以创造出新史学。那是不可能的。史学实践必须是第一位的，有了史学实践，通过史学实践不断地更新、不断地创造，新的史学才会产生。
    再一点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眼界放开。“西方中心观”不好，“中国中心观”也未必正确，我们应该放眼全球，放眼全人类，要把历史作为人类的整体来研究。如今人们关心的已经不仅仅是地球上的生命，而是扩大到太空了，所以现在史学的危机在哪里呢？真正的危机在于我们把题目做得越来越小。这跟学术上的急功近利有关，跟我们的科研管理体系有关，跟我们的研究生培养制度也有关，因为你做得太大或比较大一点就不能很快或完满地完成任务，更不可能一年之内写好几篇文章。所以现在大家都做小题目，西方包括美国也是如此，在美国我就常批评他们题目太小的毛病。不过，史学研究真正的因小见大也是可以的，但是老做些小题目又确实存在问题，不足可取，因为现实社会往往需要一些更宏观的研究。
    最后一点，就是史学家不能只是面对过去，而是要立足现实，更要把握未来。在任何全球、全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上（如环境、资源、世界伦理、战争与和平等），都应该听得见历史学家的声音。这样，我们的史学才有前途。
    *本文系作者在暨南大学“星期一史学沙龙”的演讲，陈才俊整理，原载《暨南学报》2005年第3期。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