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英在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的讲话

    编者按：2005年9月2日至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孙英同志在湖北省考察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俞正声等省委领导同志分别同孙英同志会见。9月5日下午，孙英同志应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树华同志邀请，在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孙志刚同志陪同下，专程到省委党史研究室作重要讲话。孙英同志在讲话中对湖北党史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党史工作与党的工作的关系进行了深刻阐述，对近几年的党史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对党史工作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展望，尤其是对提高党史工作者素质的问题发表了精辟见解。孙英同志高屋建瓴、深入浅出的演说，将帮助我们进一步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史工作中的若干重大问题，更好地履行我们光荣而神圣的职责。本刊特全文登载，供全省广大党史工作者学习。

    我这次是到重庆参加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后，路过湖北武汉，来看望大家的。我到湖北来过几次，每次有不同的情况和任务，到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机关这是第三次，每次来都看到省委党史研究室有不少的进步。我过去讲过，现在仍这样认为，湖北是党史资源大省，民主革命时期在我党领导下，湖北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建国以后，作为中部一个举足轻重的大省，湖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民主革命时期的辉煌是重要的党史资源，建国后的丰富历史同样是党史的重要资源。在我看来，湖北的党史工作做好了，不只对湖北今后的发展有意义，就是对全国党史工作也都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长期以来，在省委的领导下，在全省党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湖北的党史工作在不同时期都做出了成绩和贡献，在全国来讲做得是好的，给全国党史工作提供了经验。你们的办公条件在全国来讲，可以说是一流的。这一切和省委的正确领导、和同志们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很多老同志退下来了，但他们长期在党史战线默默无闻、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大家的尊敬，受到大家的肯定。我有机会到湖北来，很想和大家见见面，今天看到大家感到非常高兴。
    大家知道，不久以前，我已从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这个位置上退下来了。这次到湖北，树华同志、运富同志提出来，要我和大家见见面，讲一讲。我说开一个座谈会，就党史的学术问题，大家坐下来谈一谈，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讲讲自己的意见，我也谈谈我个人的意见，互相沟通。后来树华同志还是要我来讲一讲。他给我出了三个题目：一是，党史工作和党的工作，也就是党史工作在党的工作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二是，关于过去一段时期党史工作的基本状况，就是怎么看过去这几年的党史工作；三是，未来几年党史工作发展趋势，或者说我们制订五年规划需要注意什么问题。这三个问题都是党史工作中重大的、全局性的问题。我没有准备，题目又是如此之大，就很不好讲，但盛情难却。孙秘书长听说我要同大家见面，执意要来，这就给我增加了思想压力。我先把“丑话”说在前面，事先没有准备，一下子也讲不好，肯定很肤浅。好在没准备，就可以随意谈，说说我个人的看法。我尽量从客观的角度来谈这些问题，尽管涉及到党史工作，但不涉及到大家以后具体怎么做的问题，完全是和大家的一种交流，供同志们参考，说得不对，大家可以讨论，可以批评。下面就按树华同志列的三个题目谈一谈。
    一、党史工作和党的工作
    这个问题是从两者关系的角度提出来的。我前面讲过，它的实质是党史工作在党的整个工作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是工作性质问题。这个问题，大家都能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回答这个问题，也只是根据我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理解。
    党史工作肯定是党的工作，或者说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但这里所讲的党史工作，是我们自己的党史工作，不涉及党外的、海外的。在俄罗斯、美国和欧洲以及台湾，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都有相当的研究。我们所说的党史工作，不言而喻地不包括他们的研究，是指我们自己的党史工作，这当然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有一句话，党史工作是党的建设工作，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史工作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党的历史问题重要，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如果党的历史无足轻重，那么党史工作本身价值就受到局限。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历史对我们党的生存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带有根本性的。就是到今天，党的历史问题，仍然关系到我们党能不能更好地执政，能不能不断地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不断地保持党的先进性。另一方面，党的历史问题往往关系到现实斗争。苏联共产党的垮台、苏联解体的历史，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前几年我到俄罗斯去，就这个问题和俄罗斯方方面面的人士接触交谈，有一点是共识，就是苏联共产党垮台，起始是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突出的就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全盘否定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搅乱了人们的思想，模糊了党的、党员的和群众的前进目标、方向，涣散了人们的意志。通过对历史的否定使得理想和信念变得模糊，使人们产生动摇和混乱，这至少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一个重大原因。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对我们党的攻击、污蔑，往往也是拿党的历史问题作文章，对党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评价加以歪曲、污蔑和攻击，丑化我们党的形象。拿历史问题做文章，这几乎是敌对势力一个通用的、惯用的手法。就拿法轮功来说，李洪志在美国的支持下，也是朝我们党的历史问题开刀、进攻，涉及我们党的一系列重要历史问题。当前，我们正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胡锦涛总书记9月3号在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我们正在学习。抗日战争的研究，也有一些杂音，在国外更有一些说法。简单地说，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甚至说我们以前写的抗日战争史不符合历史事实，要重写抗日战争史。这就是我们现实遇到的问题。对抗日战争的学术研究，成绩是很大的，主导方面是很好的，但是有杂音，也有一些污蔑性的、攻击性的内容。尽管它的作用不是那么不得了，但也是对我们的干扰。所以从这些方面也可以看到党史工作的重要性。
    我想，谈党史工作和党的工作关系，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可以考虑：
    第一，党史工作关系到党的建设、党的事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党史工作的宝贵成果，是我们党的事业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如果我们对党的历史进行了正确的、科学的研究，全面客观地说明了我们党的历史，解释了我们党的历史，就能坚定我们的理想信念；如果扭曲党的历史，丑化党的历史，不能科学地说明我们党的历史，就会动摇、模糊我们党、广大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前面我们讲的前苏联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问题。我们说它是精神动力，就是由于研究党的历史，学习党的历史，正确地阐述党的历史，就使我们更加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这条道路，当初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今天仍然是我们唯一的、正确的选择。这就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真理。
    我们说它是精神动力，就是由于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几十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这个精神财富的最宝贵的核心就是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党在八十多年的实践中，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不断推向前进，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精神财富，我们的事业是不可能胜利的。如果我们对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不珍惜、不爱护、不发展，我们的事业也是不可能向前发展的。从这一点讲，这个财富比其它任何一个财富都要更加宝贵得多。所以，作为精神动力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不断地坚持和发展我们的指导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实践的需要，是我们事业发展的需要。
    我们党八十多年历程中形成了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个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几十年在革命战火当中、在社会主义建设雄伟的步伐当中、在改革开放汹涌澎湃的大潮当中形成的，坚持它就会对现实、对未来产生巨大的作用。这个作用，套用我们过去的话说，怎么估计都不过份。我们不能想象，如果今天我们失去党的光荣传统，失去党的优良作风，我们还能很好地执政吗？中国共产党还能成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吗？还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吗？我们党正在进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建立在坚持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的基础之上，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所以说，研究党的历史，做好党史工作，就会为我们党的事业，为中国人民的发展事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党的历史就是这种精神动力的源泉。
    第二，我们回顾、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历史是一面镜子。镜子就是要告诉你，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对的就要吸收，错的就要避免。这样才能使我们吸取历史的智慧，受到历史的启迪。历史又是一本伟大的教科书，蕴含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通过对历史经验、历史教训的正确总结，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我们就能够继续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不断地修正或完善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开拓前进。
    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对我们坚持和发展正确的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去年为纪念小平百年诞辰，我写了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其中我讲到，实践出真知，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最基本的观点，也是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最基本的观点，但实践本身并不能直接得出理论成果，并不能直接得出理论上的表述，它总是通过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在对历史、对事物发展的规律有了认识上的升华后，才能形成理论成果。因此，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对我们形成正确的理论，制订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有着极大的关系。正确地研究党的历史，正确地解答党的历史，使我们变得更聪明，使我们可以能够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更好地面对未来。
    第三，党史工作还具有明辨是非的功能和作用。我们研究党的历史，往往涉及到党的历史上的是非、正确或错误。只有正确地回顾党的历史，是非才能清楚。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关口，或者说在一些重要的历史时期，我们党都通过对历史问题的学习、研究和正确总结，明辨历史是非、挖掘精神财富、吸取精神动力，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更加坚定了我们前进的方向，明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从而大大地推动了党的事业的发展。
    我党的两个关于历史问题的重要决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在我党幼年时期、青年时期，曾犯过不少的错误，正确和错误的东西互相交织，有时斗争还是相当激烈的。比方，“左”倾错误时期的党内斗争，使好多同志付出了血的代价。延安时期通过延安整风，从学习研究党的历史入手，正确回顾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我们党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总结历史的深刻教训，分清了历史的大是大非，划清正确和错误的界限，1945年形成了党的第一个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总结上升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理论高度，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最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现在有一些同志对这一历史决议提出这样那样的说法，提出了疑问，还涉及到对党的重大历史问题和党的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比方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问题、陈独秀的评价问题，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等等。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仍然要坚持我们党的历史决议，态度是坚定、鲜明的。对有些问题可以在历史决议基础上，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这和企图全盘推翻这个决议是不一样的。
    建国以后形成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是我们党在建国几十年以后，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发展而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遇到一个全局性的、紧迫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确立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及其指导作用，正确认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科学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这个问题不解决，大是大非问题就模糊不清，思想就不能统一，改革开放就“别着腿”，我们党的事业就没有办法往前发展，就不能继续前进。所以，在小平同志直接主持、领导下，形成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重大决议，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回顾两个决议的形成，我们得出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就是党的历史问题对党、对党的事业来说，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根本性的问题，正确解决历史问题，就会使过去的错误得到纠正，使正确的得到坚持、发展，就会使我们党从失误中、错误中甚至失败中重新站起来，继续前进。
    第四，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后，随着我们事业的发展，把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问题，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对研究党的历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新时期新阶段，党史研究和以前两次研究有着重大、甚至带有根本性的不同。前两次都是在我们党遭受到严重挫折之后。第一次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经过长征到陕北，经过几年的时间，这是在大的挫折、大的反复、大的曲折后，我们的指导思想有了大的发展，使得事业取得成功。第二次是建国后“左”的思想的发展导致“文化大革命”这个重大曲折，曲折以后从正确总结党的历史入手，使“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得到解决，开辟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局面，使党和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有了一个新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局面。这两次是侧重解决历史的是非问题，解决那些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既有发展又有很大曲折的历史问题。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特别是从十五大、建党八十周年到十六大，对党的历史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党基本的执政理念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就要求我们，要全面地总结党八十多年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以后我们党执政的历史，包括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从历史当中，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当中，从历史和未来的联系当中总结我们的经验，认识事物的规律，不断地发展我们的理论，使得我们的事业始终有一个正确的指导和遵循，有一个健康的、蓬勃的发展。大家回顾一下，在纪念建党八十周年的时候，江泽民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回顾了建党前后两个八十年，总结建党后八十年的经验，重点是总结了建国后五十年来我们党的执政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几年的经验。为什么在党的重大纪念节日之际对党的历史进行深刻总结呢？我理解，这不是因为历史的是非问题，而是因为现实需要我们更多地从历史当中吸取经验教训、汲取智慧、获得启迪，使我们通过对历史特别是执政历史的回顾，对规律性的认识更加深刻，使我们面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局势，能够把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事实证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对历史问题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带有必然的重要性。譬如说科学发展观，这是中央在十六大以后提出来的，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对诸多现实问题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规律性的认识，形成的理论。但是，它也是总结了我们党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吸取国外经验教训包括前苏联的经验教训而得出来的。大家回顾建国后，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发展形势很好，然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化三改”，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深刻变革，进入十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后，什么人民公社呀，“大跃进”呀，“三面红旗”等等，包括其他一些运动，犯了不少的错误。但这十年，发展仍是主导方面，像一些国有大型企业，都是那时搞起来的，为后来准备了物质基础，还为精神财富的积累、干部人才的培养都打下了好的基础，直到今天我们还受益。那时我们对发展的认识还是“小学生”，一放就乱，一收就死。但是，如果割断那段历史，我们今天的科学发展观，至少缺少一种历史的借鉴。
    党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往往有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和政治问题有紧密的联系，这就使得党的历史问题的研究往往带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政治意义。比如，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它该不该成立？有没有历史必然性？当时就有不同的看法，后来也有，今天也会有；像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理论，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说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只是受苏俄的影响，是外来的。这不就是一种谬论吗？我们党的产生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应运而生，并不是偶然的。这些谬论的本质在于从根本上否定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再比方说陈独秀问题，由于过去复杂的历史原因，对他的历史、对他的历史地位的评价有那时候的历史局限。拨乱反正特别是后来前苏联的档案披露后，我们对陈独秀的历史有了更客观的、更全面的、更正确的看法，这很正常。但在这过程中，我们也听到一些杂音，说陈独秀问题是中共的第一大冤案，要给他翻案，说你们共产党就是顶着不纠正。这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却偏要使之成为一个政治性的问题。超出陈独秀问题本身来谈这个问题，是一种不实事求是的表现。我读过一本书稿，作者意思就是要为陈独秀开脱，说当时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指导，全是莫斯科来的，你叫陈独秀对错误负责，那不是冤枉吗？其中作者讲到1926年9月在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人员和陈独秀等人开了一个会议，作者为了替陈独秀开脱，就说这样那样的观点都是共产国际的人说的，对陈独秀在这个会上的发言只字不提。我后来找到档案资料一看，不是作者说的那种情况。实际上陈独秀在会上不但没少讲话，而且是主要的发言者，他和共产国际的人的观点不仅是一致的，实际上还要更往前走一点。作者为替陈独秀讲话，抹掉了历史事实，回避了应说明的问题，从而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这就不对了。我就批评过这种不尊重历史事实的现象，批评这种不科学的、不实事求是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研究党史，可以说研究的是政治历史学。我这说法不一定科学，但它至少说明一点，党史和现实政治是不可分开的，把学术和政治对立起来是不对的。
    总之，党史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好党的历史，对加强党的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对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都是不可或缺的。
    正是因为党的历史问题的重要性，所以从1926年蔡和森到稍晚一些陈云同志，还有其他一些领导同志在向共产国际汇报时，都谈到党的历史问题。延安整风时，组织高级干部学习党的历史，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关于党的历史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以及关于党史工作的重要讲话。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对党的很多重大历史问题都作了极其深刻的阐述，对党史工作有很多重要的论述。锦涛同志对党史工作提出的“三个服务”、“三个结合”，是对党史工作的高度概括，是根本性的指导。我这几年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深深感到中央对党史工作的重视。譬如说，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送审稿16万字，每个政治局常委都看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开会对这本书稿的出版进行了讨论。江泽民同志就此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这是我们党史工作的极其重要的指导性文件。
    二、近几年党史工作的状况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的几年中，中央对党史工作进一步加强了领导，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推动了全国党史工作的发展，党史工作确实上了一个新的、大的台阶，打开了党史工作新的蓬勃发展的局面。
    首先，指导思想进一步更加明确，我们把它表述成“两个根本”。第一个根本：就是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根本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不是一种标签，不是一种口号，不是一种套话，重要的是使其在实际工作中真正起到指导作用。每一个党史工作者都要不断加深对指导思想的理解，把握好，运用好，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升华。第二个根本，是以资政育人为根本任务。这是江泽民同志提出来的。资政育人根本任务的提出，给我们指出了一种方向，明确了一种标准，指出了我们工作的职能，对党史工作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党史工作的职能比过去有了更大的发展。过去主要是搜集历史材料，关门修史。这样说可能简单化了一点，但是基本上是这么一种模式。现在根据中央的指示，根据我们工作的实际，在党史工作内容上有了重大的拓展。首先，党史部门既是党委的党史研究部门，又是党委的党史工作部门。研究部门只是研究党史问题，工作部门的范围就广了，和党史工作相关的工作都可以纳入我们的工作范围。其次，从工作内容上看，除做好党史资料的征编、党史研究外，还要做好党史宣传、党史教育工作，及其它相应的工作，比方说有关书籍、展览、专题纪录片的审读工作、审查工作，党史部门要在内容上、学术上、政治上把好关。总的来说，党史宣传、教育的任务越来越重，特别是在县一级。锦涛同志讲，要把党史工作与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结合起来。县一级党史部门直接面对群众，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对于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重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研究的重点，过去是民主革命时期，从2001年开始，按照中央的指示，逐渐把党史工作重点放在建国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过去研究的重点一直在民主革命时期，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二是研究建国后社会主义时期和改革开放后的新的历史时期的历史有其特别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我们执政了。正确阐述我们党的历史，正确总结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法则，而且把它吸取过来，为现实服务，为大局服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所以从资政育人的根本任务来讲，从现实的需要来讲，加强对建国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党史研究，才能符合现实对我们的要求，符合党的大局工作的要求。重点转移后，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编写上有了很大的进展。相应的其他方面的研究，如专题研究、资政专题的研究、建国后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都提上了日程。
    我在这里还要说明一下，强调建国以后党的历史是重点，不等于说忽视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是我们党光辉的一页，记录了我们党从幼年时期、青年时期到成熟，到夺取政权的辉煌历程，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的“老根”、源泉和基础。因此不但不能忽视，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深化、加强。民主革命时期很多问题的正确阐述、研究对今天仍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比方说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等，它的经验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我们党在不同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 “西柏坡精神”等等，湖北省委也提出“红安精神”，都需要很好地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扬光大。湖北省委决定在红安建立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是充分利用党史资源，向我们的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青年进行党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有效形式。总之，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是重点，要突出，要着力研究，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决不能忽视，要保持一定的研究力量，要结合今天的现实，继续深入地研究，与时俱进地研究，把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成果化成今天的精神财富。
    第四，体制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央明确，中央党史研究室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史工作有业务指导的职能。同样，各省对各市，各市对各县，也具有业务指导的职能。这和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不要小看“业务指导”这个职能，它标志着我们在体制上有了一个重要的完善。有了这个职能，我们可以整体来研究问题，发挥整体作用，有集中的一面、指导的一面，又有大家共同创造的一面，互相切磋、互相交流、共同发展的一面，有些重大问题可以集中来研究，有些问题可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进行分散研究。这对全国的党史工作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比如中国抗战的人员伤亡是多少？它的财产损失是多少？我们过去是“不完全统计”。为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们经过请示，在全国范围开展了这个项目。这是一个重大课题，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做，各省的党委和政府对我们都很支持。这样的工作还有不少，我们和有关的省市共同做了一些课题。如和重庆等11省市合作的南方局的历史研究，和东北三个省共同搞东北“三史”的研究，和湖北合作“中国共产党与三峡工程”的研究。通过这样一种工作方式，上下联动，推动学术研究，形成全国党史新的工作格局。
    第五，就是开门办史。开门办史是一种工作方式的问题，但它反映了工作指导思想的变化。就是说，我们是闭门修史、由少数人来完成，把党史工作搞得冷冷清清呢？还是要开门修史，开门做党史工作，多数人来参加，共同来完成？现在我们强调开门办史，以项目为中心，加强合作，这反映了新时期的要求，反映了指导思想上的变化。现在这方面还在不断地创造经验，包括湖北创造的经验，就是以项目为中心，内外结合，上下结合，大家一起来做，使党史工作从比较冷清的境地中，搞得比较热火起来。当然，不言而喻，开门办史决不是忽视个人的研究，个人的积极性，这是任何开门办史的基础。
    近几年党史工作的成绩和变化当然很多、很大。例如，我们出了许多党史研究成果，发表了很多文章，出版了很多著作，制作了很多影视作品，办了很多展览，开展了很多党史宣传教育活动，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等等。这些新的成绩和变化，最重要的还是体现在党史研究的发展上。以《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卷”为例，它研究的是建国以后前二十九年的历史，中央党史研究室写了十年了，到现在还没拿出来，这反映了这本书难写，这段历史难写，这是客观的。另外，反映出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这其中部分是曲折的历史，我们的认识也有一定的曲折性。比方说，我们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没有处理好关于对建国后这段时间历史经验教训如何总结，曲折、错误如何表述，对整个历史如何正确把握等问题，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把握得不尽人意。经过这几年的研究，对这些问题，应该说得到了解决，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发展。但对这段历史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客观的叙述，这够不够呢？如果按过去的标准，似乎是可以了。现在达到这个水平是远远不够的。那么缺什么呢？第二个问题又提出来了，这二十九年的历史，就我们党执政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党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从夺取政权到执掌政权的重大变化，实行了计划经济，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积极探索。这一阶段，我们犯了很多错误，但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很多的经验。从执政的角度，从建设的角度，都需要我们很好地来总结，很好地研究。我们现在编写“二卷”，就是要把这二十九的历史，提高到规律性的认识上来，提高到正确总经验教训上来，提高到我们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和执政地位的巩固上来。要站在这样的高度来写这段历史，要从我们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要求出发，很好地总结这段历史。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可以看出我们的党史工作在这几年内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
    总之，近几年来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党史工作局面有了很大的变化。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党中央和各级党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国党史工作者辛勤努力的结果。我在这几年有幸和大家共事，是我的幸运和光荣，十分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三、党史工作的发展趋势
    因为时间关系，这个问题不展开讲了。这里我着重就如何提高党史工作者的自身素质问题，简单谈谈个人想法。
    新世纪新阶段，对我们党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实需要把历史和现实很好地结合起来，把历史的智慧、历史的借鉴、历史的动力、历史的启迪，更多地奉献给我们的党，更多地奉献给人民。尽管大家的工作很努力，尽管我们现在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党对我们的要求相比，与客观实际对我们的要求相比，我们做得远远不够。这里面，我自己感到，有我们自身素质上的差距。就拿资政育人来讲，我们曾专门开会来讨论、研究、部署这个问题，经过大家的努力，有了很大的发展，有了一些这方面的内部刊物和资政报告，也提出了一些问题，但有分量的报告少，反映出我们的理论准备并不是十分充分的，我们对现实的关注程度还是不够的，需要我们大家不断提高。
    我个人认为，要提高我们的综合素质，要在实际工作中进行三个方面的思考：第一，要进行历史的思考。毫无疑问，研究党的历史，首先要进行历史的思考，就是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在它发生、发展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去，放到历史过程纵横交错的诸多联系中去，放到各种复杂多样的矛盾运动中去，切实弄清历史发生的原因和变化的条件，弄清偶然性中的历史必然性，实事求是地研究党的历史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重要人物和各个重大事件，真正把握历史的广博、丰富、深邃的内涵。第二，进行理论思考，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党史研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原则、观点，对党的历史进行理性考察，并把研究结论升华到理论高度，在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上认识历史。第三，要进行现实的思考，就是要密切关注现实，把现实提出的重大问题放到党史中去认识，弄清它的来龙去脉，研究它的发展变化，在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上把握历史，开辟未来。很多人认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应超脱现实才能达到它的客观性。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就是历史为现实服务。从孔夫子的《春秋》到司马迁的《史记》，再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凡是好的史学书，都是这样的。《资治通鉴》更是明确以“资治”为标榜。当然这个“治”，是统治阶级的。古人尚且如此，我们今天研究党史，就更应紧密地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实际上，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不可能离开现实，只有和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现实的思考，才能写出发挥资政育人作用的历史著作。历史的思考、理论的思考和现实的思考，是一个统一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只有在党史工作中有意识地、自觉地把他们统一起来，才能挖掘历史更丰富的内涵，把握历史更深刻的本质和规律，得到更多的智慧、力量和启迪，才能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和能力，发挥更大的作用。
    由于时间关系，这三个问题中有的讲得多一些，有的讲得少一些，讲得也不一定正确，请孙秘书长和在座的各位批评指正。
            （本文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整理，已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