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湖北历史中的若干问题

                                 李福珍

    《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1919.5--1949.10）于1996年完成编研工作（1999年正式出版），至今已逾9年。为了充分反映民主革命时期全国和湖北地方党史研究的发展进步，促进湖北地方党史研究继续发展，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决定对该书进行修订。下面是我在参与该书编研工作过程中并结合下一步的修订工作，在各历史时期党史内容的提炼概括、阶段划分、重难点问题的把握等方面对湖北党史所作的初步思考，以就教于各位专家和同仁。

    一、 鸦片战争后的湖北社会
    这一部分主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湖北党组织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第二，湖北党组织诞生并走上湖北政治舞台、成为湖北未来社会领导力量的必然性和客观条件。
这一部分应把握的主要问题：
    （一）对湖北党组织成立前中国和湖北地区社会性质的认识
    鸦片战争爆发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入侵，湖北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湖北社会的主要矛盾。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其性质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
    （二）辛亥革命对湖北社会的影响及其后的湖北社会状况
    1、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作为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它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且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大地上树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
    2、辛亥革命失败后湖北社会矛盾和社会状态的界定：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北洋军阀所窃取，他们在此后实行更加反动腐朽的政治统治，湖北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未改变；受辛亥革命和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影响，湖北地区民族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以民族资产阶级为政治代表的民主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宣传，革命斗争仍未间断；无产阶级数量迅速增长，并在自发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中不断提高觉悟，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新的社会力量、新思想与腐朽的社会势力、旧的反动体制和思想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
    3、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动，新的社会力量的增长和资产阶级革命斗争屡遭挫折的现实，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创造了条件。中共湖北地方组织的创立成为不可逆转的必然。

    二、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
这一部分主要回答三个问题：湖北党组织是如何产生的？湖北党组织在成立之初做了哪些工作，如何在湖北政治舞台建立自己的影响？湖北党组织在革命实践中作了那些思考和探索，取得了哪些成绩，有那些经验教训？这一时期分两个阶段：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立（1919.5--1921.7）；湖北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掀起与失败（1921.8--1923.6）。
这一部分应把握的主要问题：
    （一）关于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在上海、北京、武汉等地建立的党组织名称，根据当年参加组织活动的同志回忆，有“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党支部”、“共产党分部”等等（后来曾通称“共产主义小组”），可见“共产主义小组”并非当时统一的正式名称，为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即修订本）将其改称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为统一起见，“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改称“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二）对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认识和评价
    1、党为什么将发展工人运动作为党的工作重点：党的一大通过政治纲领，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产业工人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典型代表，被看作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和最重要依靠力量，因此发动和发展工人运动，就成为党成立后的工作重心。为此，一大结束后不久，党即成立专门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在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上海、武汉等地设立分部。
    2、湖北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方式和湖北工人运动的基本内容：湖北党组织的早期领导人大多是知识分子，他们最初以开办工人补习班、工人子弟学校等方式来接近工人群众，了解工人，教育和组织工人，进而发动工人为争取自己的政治、经济权利进行斗争。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基本内容，最初主要提高工资、改善待遇、降低工时等经济斗争。随着工人组织程度和觉悟水平的提高，党及时领导工人进行了争取自由、平等等政治权利的斗争，使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与旧的工人自发斗争有了性质的区别，其社会政治意义不断提升。
    3、这一时期湖北工人运动在全国的历史地位：湖北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工人运动起步最早、发展最快、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地区。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邓中夏在其撰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评价道：“以工业中心城市的罢工潮而论，当时应首推武汉”。以汉口江岸为中心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更是将这一时期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推向高潮的顶点。
    4、湖北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政治影响和历史经验。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工人运动的发展，锻炼了工人阶级队伍，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政治影响。工人运动的最终失败，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以深刻的经验教训：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依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不能享受起码的民主权利，几乎所有规模较大的工人斗争都受到反动政府的武力镇压，因此，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单靠罢工这个武器，主要进行合法斗争，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

    三、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
    大革命时期湖北党史的基本内容，是湖北党组织积极贯彻党的国共合作方针，在湖北地区建立以工人、农民为主要力量，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革命阶级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领导掀起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性大革命运动。这一时期分四个阶段：全省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国民运动的恢复发展（1923.6--1926.2）；迎接北伐军进军湖北和全省人民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1926
.2--1927.1）；全国革命中心转移武汉和全省大革命高潮的迅猛发展（1927.1--1927.4）；反对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斗争（1927.4--1927.7）。
    这一部分应把握的主要问题：
    （一）湖北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及其历史作用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它既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方法，更是革命斗争的基本内容。大革命时期，湖北党组织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按照国共合作的方针，以董必武为代表的中共湖北地方组织，领导建立了湖北地区国民党组织（此前国民党在湖北只有零散党员，而无组织系统），此后中共湖北地方组织即以国民党组织的名义，集聚革命力量，领导革命运动。注意把握几点：第一，湖北党组织团结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牢牢掌握了湖北国民党组织的领导权。第二，湖北党组织积极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国民党党员，使湖北国民党组织成为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包括小资产阶级和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革命政治联盟，成为湖北党组织公开领导革命运动的统一战线组织。第三，通过建立和发展国民党组织，湖北共产党人从狭小的政治圈子走出来，在更加广阔的天地中接受锻炼，领导掀起了各革命阶级广泛参加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浪潮，极大地扩大了党在湖北地区的政治影响。
    （二）中国共产党第三、四、五次代表大会对湖北革命运动的影响
    党的代表大会确定党的政治纲领和方针、政策，是影响党的历史发展内容和发展方向的关键。研究党的代表大会，就会对党的历史发展内容有一个基本认识。
    1、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作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方针，标志着中国革命历史新时期的到来，成为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起点。湖北党组织积极贯彻大会精神，迅速在湖北地区建立各级国民党组织，并通过国民党组织公开领导革命运动，从此湖北革命运动出现了崭新面貌。
    2、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领导农民运动、建立工农联盟等问题进行了非常有价值和指导意义的探讨，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组织建设上的重要转折点。这次大会以后，湖北党组织在国民党组织中建立党团，更加自觉地争取在国民党组织中的主导地位；注意加大党员发展力度，使湖北地区党员数量有了较快增长；加强了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使农民运动迅速在湖北地区兴起和发展。
    3、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在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召开，通过《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中国革命已进入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即争取建立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阶段，把汪精卫把持的武汉国民政府当作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其抱有很大幻想，对其公开叛变革命的严重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精神准备。大会虽然规定“将耕地无条件地转给耕田的农民”，却把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使土地决议案形同一纸空文。对组织和发展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这个最紧迫的问题，大会并没有认真讨论。作为大革命中心和武汉国民政府直接管辖的几个少数省份之一，湖北地区直接受到其错误决策的危害，大革命运动迅速遭致严重失败。
    （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其对湖北的影响
    1、近年来陈独秀研究状况
    对陈独秀的研究，近年来由于思想解放和大量新资料的利用，有了很大进展。
    首先是比较充分地肯定了陈独秀从建党到大革命前期的巨大功绩，肯定了他在发起新文化运动、领导五四运动和创建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修订本）明确地将他和李大钊一起称为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对陈独秀在领导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反对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以及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方面所作的贡献，也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肯定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推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评价陈独秀的基本方面。
     其次，是将大革命时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所犯错误，与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失误联系起来，作了具体细致和客观分析。
    第三，将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所犯错误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不再提“右倾投降主义”。
    2、《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1919.5--1949.10）由于编写时间较早，沿用了当时通行的对陈独秀评价。在修改过程中，我们在实事求是地保持史实原貌的基础上，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表述和评价，将按照新的提法进行深入研究和认真修改。

    四、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0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最为艰苦、曲折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实现了两次历史性转变，在实践中探索、开创了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即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时期可分为五个阶段：（1）全省工农武装起义的发动和农村游击战争的开展（1927.7--1928.6）；（2）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1928.6--1930春）；（3）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和全省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发展（1930春--1932春）；（4）第四、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全省保卫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2春--1934秋）；（5）主力红军长征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和鄂豫皖、湘鄂赣边三年游击战争（1934秋--1937.7）。
    这一部分应把握的主要问题：
    （一）湖北党组织在领导和发动武装起义过程中的失利与思考
在党领导的农村武装起义、城市工人罢工和暴动屡屡失利之后，湖北各级党组织开始总结经验教训，改变斗争策略。如黄麻起义军退出黄安县城后，中共湖北省委认为黄安县城失手的最大原因是未能充分发动全县各乡和临近各县的农民暴动，未能牢固地控制广大乡村，“孤立一隅”。这表明湖北省委开始注意到，坚守中心城镇必须有广泛而稳固的农村力量作为支撑这一道理。此后，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麻起义农军骨干）决定进至黄陂木兰山。这是一次有组织的战略退却，是湖北地区党组织由城镇转向农村、坚持长期武装斗争的有益尝试。湖北省委、长江局内部关于武汉暴动的不同意见争论和1928年武汉年关暴动的最终取消，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湖北党组织开始在实践中探讨城乡关系、暴动策略等有关武装斗争的重要问题。湖北党组织通过这一时期的革命实践，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到农村去，特别是到那些受过大革命风暴影响的农村去，会有革命发展的广阔天地。各地起义中保存下来的一部分革命武装，随即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建立和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基础。
    （二）对三次“左”倾错误的定性及其对湖北革命斗争影响的认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三次“左”倾错误，是党在探索革命道路过程中所发生的错误，给革命造成了严重影响，同时也为党继续探索革命道路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是党在革命探索过程中的错误，错误的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和不可避免性。为此，根据三次“左 ”倾错误的不同情况和不同危害程度，《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修订本在表述上作了较大改动。首先是在标题上作了弱化处理，并根据不同情况加以区别对待。第一次“左”倾错误只称“‘左’倾盲动错误”，不出现瞿秋白的名字。第二次“左”倾错误称“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不出现“主义”二字。第三次“左”倾错误继续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第一次“左”倾错误影响从1927年11月以瞿秋白为主要领导人的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全国军阀混战局面和党的暴动政策》，至1928年4月被制止，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影响从1930年6月以李立三为主要领导人的中共中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到9月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两次“左”倾错误在全党统治时间较短，其主要代表人物也都来不及对其错误思想作理论上的阐述和论证，较少理论色彩，难以形成“主义”，所以不以“主义”称之。
    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给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危害及其产生的原因这两个方面。对第二个问题，首先比较注意王明上台与1931 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的关系。有的研究者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与瞿秋白、李立三“左”倾错误进行比较研究，认为瞿秋白的“左”倾错误是在大革命遭受严重挫败时有浓厚拼命色彩的盲目蛮干，轻视革命军队的力量；李立三“左”倾错误是对革命发展的有利形势作出过分夸大的估计而发生的迫不及待的冒险行动，并希望以迅速发展的中国革命高潮为起点掀起世界革命；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是在共产国际直接指挥下形成的，具备更完整的理论形态，在当时的情况下很难被识别，因而影响时间长，是对中国革命造成更大损失的错误。三次“左”倾错误连续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指导思想的主观主义，也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密切相关。
    三次“左”倾错误都对湖北革命斗争产生了严重影响，造成严重损失。第一次“左”倾错误使湖北党组织在缺乏充分准备和组织的情况下，频繁而分散地发动起义、暴动，结果遭敌各个击破，党刚刚准备和调动起来的力量被迅速消耗。李立三“左”倾错误又使湖北地区刚刚建立、获得初步发展的农村军事力量不仅在攻打大城市中被消耗，而且由此暴露于国民党军队面前，招致国民党军队迅速 “围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不仅在军事斗争而且在党内生活等关系革命斗争全局和方向的诸多方面，对湖北根据地的斗争产生严重影响，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三）各根据地肃反扩大化问题
    发生在各革命根据地的肃反，虽然与李立三和王明“左”倾错误密切相关，但因其对革命造成巨大损失，至今仍然是一个敏感话题。一些大专院校的研究者称之为“肃反运动”，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只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反“围剿”中涉及这一内容，并定性为“犯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认为在敌人总是想方设法企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的时刻，党和红军坚持肃反斗争是必要的。同时指出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阶级斗争非常复杂，广大干部缺乏同隐蔽的敌人进行斗争的经验，党的政策也不完善，有的地区领导者又有严重主观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因而犯了严重扩大化错误。因此，研究这一问题应把握三点：一是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肃反的定性保持一致；二是应对肃反在根据地的开展的原因进行分析；三是在叙述时以概括为主，避免细节描述。
     （四）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和土地革命斗争的历史演变
    土地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同时也是政治性非常强、政策水平要求非常高的重大问题。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和斗争历史的演变，反映了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发展和党对革命基本问题认识的深化和发展，为解放战争时期及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提供了经验借鉴。
    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7年秋到1928年春，是土地革命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八七会议提出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的政策、1927 年11月中共中央提出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策，两种政策在当时都很难执行（因为大、中小地主的标准很难划分），加上各地的革命斗争时起时伏，革命形势还不稳定，各地主要进行了土地革命的宣传和“五抗”（抗粮、抗税、抗捐、抗租等）斗争，除一部分佃农获得土地外，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还没有获得土地。第二阶段，从1928年夏到1929年秋，是贯彻“六大”精神、进行土地革命的试点阶段。“六大”提出了没收一切地主土地、没收富农自食以外的多余土地，打击地主、限制富农、保护中农的比较正确的土地政纲。根据这一政策，湖北各革命根据地开始尝试在中心区搞试点，总结经验，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政策。第三阶段，从1929年冬到1931年春，是土地革命全面展开并进入高潮阶段。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探索，湖北各根据地不断总结经验，基本形成了一套比较切实可行的路线、政策和方法。第四阶段，1931年后，根据王明控制的党中央关于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新的土地政策，各地开始重新分配土地，在执行过程中，侵犯了部分中农的利益。

    五、党在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不仅是中华民族由屈辱走向独立、解放，由衰败到重新振兴的伟大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抗战时期湖北党的历史的基本内容，可概括为：按照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面抗战路线的政治要求，在湖北地区建立、扩大和完善党的组织，扩大党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建立人民抗日武装，创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领导湖北人民广泛开展抗日斗争。这一段历史，横向可分为三大块，纵向可分为五个阶段。三大块：（1）抗日战争初期湖北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斗争；（2）建立、发展和巩固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3）党组织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斗争。五个阶段：（1）湖北党组织的恢复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全面贯彻（1937.7--1938.10）；（2）各地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1938.11--1939.1）；（3）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1939.2--1941.1）；（4）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1941.2--1944.1）；（5）湖北敌后解放区的继续扩大与巩固、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斗争（1944.2--1945.8）。
    这一部分应把握的主要问题：
    （一）湖北地区抗日斗争全面展开前的政治形势
抗战爆发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湖北地区政治形势和政治格局发生一系列变化：（1）国民党地方当局迫于形势的发展，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斗争，由镇压、进行战争的对抗关系转变为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的合作关系；（2）湖北地区党组织按照统一战线政策，积极领导国统区抗日群众运动，同时与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努力实现根据地红军的改编和军事转变，从政治上、军事上为在湖北地区实现全面抗战创造条件，从而实现了湖北党组织斗争策略和斗争内容的全面转变；（3）由于国民党统治中心由南京西移，武汉成为抗战初期的抗战中心和中国共产党由根据地走向全国的重要战略枢纽，湖北地区的抗日群众斗争获得了迅速发展的政治条件；（4）日军进攻湖北的军事进程和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引起湖北地方组织抗战策略的变化，即开始面临从战争后方变为抗战前线的重大战略转变。这一斗争形势，决定了湖北党组织抗战初期直至抗战中期的斗争内容和斗争基本策略。
    （二）湖北党组织领导进行人民抗战的组织基础
    为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大量发展中共党员，在全省范围内迅速建立、健全党的组织体系，成为湖北党组织面临的重要任务和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重要内容。从抗日战争爆发到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一年多时间里，湖北地区中共党员从数十名迅速发展到3300多人。此后，为了适应工作重心由城镇转向广大乡村的需要，湖北党组织加大党员和党组织发展力度，迅速建立遍布偏远乡村、集镇的党组织体系，为党领导开展人民抗日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这也是党的事业在抗日战争时期得以迅速发展的强大力量基础。
    （三）湖北地区人民军队改编并走上抗战前线的政治原则
    红军游击队的改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导下，人民军队以合法形式走向抗日战场并获得发展的有利途径。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及其尝试建立抗日支点、进行抗日斗争，是一个政治性极强、极为复杂、充满危险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坚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独立自主发展自身力量的基本原则，坚持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军的人民军队性质，实现了鄂豫皖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对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谈判过程中的错误行为及时进行纠正。其后，湖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被统编为新四军，随即走上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伟大战场。
    （四）王明右倾错误的定性问题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将王明在抗战时期所犯错误定性为“王明右倾错误”。抗战时期，王明右倾错误最终被纠正，是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并逐渐成为党的政治指导思想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在湖北地区由抗战后方变为敌占区和抗战前线，湖北党组织面临主要斗争区域由城市转向乡村、主要斗争方式由开展上层统战和领导抗日群众运动转向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双重任务的形势下，湖北党组织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对王明右倾错误进行了有力抵制，开始建立人民抗日武装、部署抗日游击战争的工作。
    （五）湖北党组织实现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由群众运动向武装斗争的转变
    这是湖北党组织在抗战时期实现的重大战略转变，对其后整个湖北地区抗战形势的发展具有历史意义。面对新的形势，湖北党组织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的原则立场和建立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实行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政策，对湖北党的组织进行调整，撤销了中共湖北省委，分别成立以农村工作为中心的鄂豫皖、鄂中、鄂西北和湘鄂西区委员会，大力在农村发展党组织，为在湖北农村建立和发展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从1938年10月张体学领导的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成立开始，湖北党组织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迅速在鄂东、鄂中、鄂南和天汉地区建立和发展。这些抗日武装的建立及其进行的抗日游击战争，为湖北地区统一的人民抗日武装??新四军第五师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六）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与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关系
    反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处于日、伪、顽包围夹缝并孤悬于中原敌后的鄂豫边区军民，坚持抗战阵地，打击日军必须进行的军事斗争。这一军事斗争，严格遵循中国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的基本原则，不但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处理复杂问题的高超能力和水平。
    （七）鄂豫边抗日根据地“发展”与“巩固”的关系
    1943年至1944年，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和中国战场形势的有利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获得了有利的发展时机和空间。1943年冬郑位三以华中局代表身份至边区领导工作，提出“以巩固为中心”的方针，并以 “减少战斗频繁”作为军事斗争的基本政策。发展与巩固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发展有赖于事物本质因素的巩固，而巩固则往往建立在发展的基础之上。鄂豫边区在长期紧张、困难的军事斗争后获得了难得的休整和发展时机，对现有力量进行整顿、巩固很有必要，这是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巩固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充分利用有利时机，迅速完成巩固的基本任务，把大踏步的发展作为中心任务十分必要。由于“以巩固为中心” 方针的影响，五师未能抓住时机派出足够兵力向河南发展，开辟和发展新的控制区域，可以说丧失了一次发展良机。

    六、党在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湖北党的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1）抗战胜利后，以湖北为重要根据地的新四军五师（中原军区部队）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在国民党重兵进攻和围困之中，顽强坚持中原战略重地（1945.8--1946.6）；（2）1946年6月中原军区部队被迫实行突围，开辟鄂豫陕和鄂西北根据地，留在鄂东、鄂中的部队就地坚持游击战争（1946.6--1947.8）；（3）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在湖北及其周边地区开辟、发展鄂豫、桐柏、江汉、陕南4块解放区（1947.8--1948.11）；（4）在人民军队实行对国民党军队的最后决战中，湖北各解放区积极转入反攻，武汉三镇的地下党组织也积极行动，配合人民解放军在湖北地区进行的解放战争，最终赢得湖北全省解放(1948.11--1949.10)。
这一部分应把握的主要问题：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坚持中原解放区的历史意义
    1、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队为实现夺取东北、华北战略要地和重要交通线、分割、压缩解放区的战略目的，加紧从其西南大后方向东、向北运送军队，强占地盘，地处中原的鄂豫皖湘赣根据地（即中原解放区）成为国民党东进、北上的第一道障碍和威胁其江南基本统治区的心腹之患。中原解放区由此成为调动、牵制国民党军事力量的重要战略阵地。
    2、与国民党的军事部署针锋相对，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在全国战略布局上形成以东北解放区为后盾，以陕甘宁、晋绥、晋察冀解放区为依托，以山东、晋冀鲁豫解放区为基本战场，以华中、中原解放区为左右前哨的战略防御体系。中原解放区由此成为人民军队在战略防御阶段打击和消灭敌人的重要前哨阵地。
    3、极为重要战略地位和孤悬敌后的战略形势，决定中原解放区必定成为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困并企图加以消灭的首要对象。国民党军队以重兵进犯中原解放区，致使中原解放区面积不断缩小，陷入被侵吞、蚕食的困境。是坚守还是退避，中原解放区军民面临着严峻选择。中共中央从全国对敌战略的全局出发，指示中原解放区军民用一切办法坚守中原阵地。中原军区部队在30万国民党军队的围困中顽强坚持，牵制了国民党大量精锐部队，付出了重大牺牲和代价。
    （二）中原突围的历史意义
    1946年6月23日，中原军区部队在面临被强敌围歼的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被迫开始突围。至1946年7月底，主力分别进入陕南、武当山地区准备开展游击战争，鄂东独二旅、江汉军区部队也奉命停止突围战役，布置游击战争。至此，中原突围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蒋介石“一举围歼”中原军区部队的战役宣告破产，中原军区部队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不仅有效地保存了部队主力，而且成功地牵制、耗散了国民党军兵力。
    （三）正确处理刘邓大军南下中原与湖北地区军民争取解放斗争胜利的关系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实现了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伟大转变，开创了湖北地区解放战争的崭新局面。在湖北各解放区恢复、建立之前，刘邓大军理所当然成为湖北解放战争的主体。随着湖北各解放区的建立，也随着刘邓大军主力逐渐远离湖北地区，湖北各解放区军民便成为湖北解放战争的主体，他们发展和巩固解放区、配合刘邓大军行动的斗争就成为这一时期湖北解放战争的主要内容，刘邓大军在湖北及周边地区的活动则退居次要地位，成为湖北地区解放战争进一步展开的历史背景。
    （四）对解放区“急性土改”的认识
    由于不同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背景及党面临的政治任务的不同，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土地改革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策略上，都有了明显变化。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土地改革政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开始在湖北地区建立根据地后，按照中共中央在半年内完成土改任务的部署，即指示湖北地区各根据地进行土地改革。由于大别山军事、政治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人民军队对根据地的政治和社会控制还不牢固，党的干部对根据地的民情、社情还不够了解的情况下，为了在短时间内完成土改任务，工作过程中发生了急性蛮干的错误倾向，时间虽然不长，却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中共中央和刘邓大军及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一过程中的政策失误和工作错误，根据根据地斗争的实际情况，暂时停止土改，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急性土改”错误的发生和纠正，充分说明党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经过长期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迅速走向成熟。

    七、湖北党组织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
    湖北党组织在领导湖北革命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
    （一）必须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湖北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
    马列主义是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它来源于实践，其生命力在于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为人们认识真理指明方向和前进道路。湖北党组织在28年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断改造党员的思想意识，提高党员的马列主义水平。同时，湖北党组织又勇于实践，立足于实践，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党的基本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与湖北地区的斗争实际结合起来，创造出符合湖北地方实际、具有湖北地方特点的斗争策略和方法，开创了湖北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二）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战胜艰难险阻、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湖北党组织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同命运，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从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中汲取推动革命事业的不竭力量。党领导的湖北革命斗争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了人民的利益英勇奋斗、不惜牺牲的历史，就是人民群众紧跟党走，为革命事业无私奉献、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历史。
    （三）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锋队作用，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集力和战斗力。 
    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在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的险恶环境中，党的先进性、党自身的强大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最强大的政治保证，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性建设。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湖北党组织坚持以马列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自己，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断同错误的思想行为作斗争，发展、壮大党的各级组织，不断促进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建设的发展，增强湖北党组织的创造力、凝集力和战斗力，使党成为领导湖北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坚强堡垒。
    （四）必须坚持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反动统治势力总是凭借强大的武力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的这一政治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人民群众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经历了创立时期、大革命时期斗争成功与失败考验的湖北党组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毅然和全国党组织一起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并在长期的武装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发展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湖北地区党组织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实践和全国革命武装斗争一起，说明革命需要武装而且可能建立、发展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并由此取得革命胜利的客观真理。
    （五）必须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阶级结构的实际状况，决定中国革命有必要和可能建立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从党的创建时期开始，以董必武为代表的湖北共产党人，就在实践中开始探索建立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问题，并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推动了湖北革命斗争的发展，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策略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作者系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部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