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第二卷）大纲设计及重点难点问题

                                        梅雪
    自从去年鄂办文83号文件发出以来，研究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编撰正史二卷本逐渐成为各地党史部门的工作热点。今年9月份，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对我们编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当前，在二卷本的编撰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三个，一是如何进行大纲设计，二是如何把握重点难点，三是如何以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指导二卷本的写作。
    第一，关于大纲设计问题。
    二卷本（1949－1978）所涉及的29年历史可划分为五个大的阶段：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和恢复国民经济阶段；开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和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开始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阶段；“文化大革命”阶段；在徘徊中前进阶段。照这个阶段划分，二卷本依次分为五编。这五编的框架，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基本框架。这是各地在进行二卷本大纲设计时应遵循的第一个基本原则。这五编的内容，是二卷本的主体部分。编之下，分为12章，外加一个绪言和结束语，就构成了印发大家的讲习大纲。
    这个大纲已经过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的审阅、修改。中央党史研究室二部副主任张化同志对这个提纲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有一条很重要的建议，就是标题要“抠”湖北的特色，不要一般化，如抗御1954年特大洪水、武汉建成为我国重要工业基地、七二○事件等湖北特有的东西，都可以进入二级标题。这个提纲就是根据她的意见和建议修改而成的。但由于时间关系，加上我们对湖北历史研究得不够，她的一些意见和建议还没来得及消化。各地在设计大纲时也要努力突出本地特色。这是第二个基本原则。
    第二，关于总体把握问题。
    这29年是比较复杂、比较难于把握的一段历史。如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60年代的社教与“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政治性比较强、与国内现实政治联系比较密切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作科学的、有说服力的解释和说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最近，我参加了全国党史系统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周年学术研讨会。会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启华同志和第二研究部副主任张化同志在会上就二卷本的编写问题讲了一些很有指导意义的意见。在这里，我向大家作个简单的介绍。
    张启华同志在主题报告中，就如何把握二卷本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讲了这么几条意见：
    一要把握好历史主线。她说，历史主线是纲，它的确立是关系二卷的基调、布局和全貌的大事。建国以来中共历史的主线是党领导人民在新中国土地上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付诸实践，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胜利的历史。这条主线涵盖了建国以来中共历史的各个阶段。无论是二卷还是三卷都不能偏离这个主线。这条主线是否包括了犯错误的时候，如“大跃进”时期，“文革”时期？应当包括。这一是因为我们党致力于生产力发展的思想是一贯的，至于错误那是在所难免；二是因为错误都是探索中的错误，是我们党理论失误的反映，更重要的是，这些错误都是我们党自己发现和纠正的。所以对我们党犯错误的历史没有必要羞于见人，也没有理由对此冷嘲热讽。
    二要把握好逻辑线索。历史过程不应简单按时间安排，要有逻辑线索，即是说不仅要记述历史史实本身，而且要反映史实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把握逻辑线索的根本方法是矛盾法则。历史之所以呈现出阶段性，是由不同阶段矛盾的不同性质决定的，历史发展的逻辑线索就是矛盾发展的线索。建国以来的中共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出现矛盾、认识矛盾、解决矛盾的历史。纵观建国以来的中共历史，共有三大矛盾始终贯穿其中，一是党领导人民为发展生产力而进行的斗争（人与自然的矛盾）；二是国内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三是中华民族与国际列强的矛盾（国际矛盾）。在这三大矛盾中，最根本的一条是人与自然的矛盾，这个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基本矛盾的反映，它决定着社会的各种政治关系。
    三要把握好历史全貌。历史的主干是发展生产力的历史，社会的、政治的发展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用这个观点透视29年的历史，特别是前十年的历史，应当说，我们党取得的成就很大，即使是“文革”时期也有两弹一星和三线建设等成就。用这个观点透视毛泽东，他的主要错误是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急于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等三个错误，不是说毛泽东不重视发展生产力，只是受阶级斗争的影响较深。因此，我们要注意反映这段历史的全貌，以经济的发展为主线、为重点，不能把建国后的党史归结于政治斗争史，不能把这29年的历史写成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写成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这段历史可以用24个字来概括：成绩伟大、缺点不少；经验丰富、教训深刻；道路曲折、前途光明。
    她还强调，对待我们党的错误，不应回避，但要有正确的立场。对那种在写史过程中要“少说错误”的观点，张启华主任表示不赞成。她指出，问题不在于写不写、多写少写错误，关键是作者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我们的立场应是不回避党的错误，认真分析犯错误的原因，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不断推进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张化同志在发言中讲了新形势下加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这段历史有四大特点需要把握：一是经历了一大历史性变化，即新中国成立，我们党从一个革命的党变成了执政的党，党的地位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二是进行了两大前无古人的探索，即政权建设和制度建设；三是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出现了许多失误，如反右派、“大跃进”、“文革”等等；四是最终通过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在反思中开创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
    （二）当前深化党史研究，要抓好关节点，即要“点穴”。正史二卷本要体现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特别是毛泽东对执政问题的思考。毛泽东有很强的执政意识，建国前夕就提出“两个务必”和“进京赶考”，建国后他的执政意识就更强了。正史二卷本还要充分反映党在执政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如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经验教训，恐怕不能再像《历史决议》上写的那样简单，要根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作出新的分析，如执政党与非执政党的关系问题。
    （三）党史研究下一步的发展走向：一是党史研究会进一步深化；二是党史研究的涉及面会更加拓宽，特别是与国史相结合；三是党史研究与党建研究相结合；四是研究各类政党的一般规律。
第三，关于以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指导二卷本写作的问题。
党史工作要与时俱进，为现实服务，当前特别要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服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对党的执政经验的总结，为我们进一步搞好党史工作提供了新的认识高度和认识视角。我们应按四中全会的要求，站在时代的高度，反观这段历史。这是具有时代意义的新课题，是党史工作的新任务，是党史工作的大事。各地要结合自身的特点，积极开展这一工作。
    下面，我就把我们关于编写《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第二卷的一些基本想法向大家作些介绍，不可能面面俱到。还应当说明的是，这些看法不一定完全正确，有些问题我们还在讨论之中。希望通过这样的介绍能对大家的研究和写作起到参考作用。
绪言 新中国成立后湖北的形势和党的任务
    这个“绪言”，是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任务是对历史背景作个简要的交代，使建国前后的历史有机地连接起来，说明党的历史地位的根本变化，并对建国后湖北党面临的形势作些概括性分析，对党的基本任务作些理论性说明。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党的历史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党从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党。党的领导方式、领导体制等诸方面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建国后，湖北党组织面临着新的形势，经受着新的考验：发展的考验，巩固政权的考验，执政的考验。
随着党的历史地位的根本变化，湖北党组织的基本任务转变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中解放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关系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逐步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性转变。
   第一编湖北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国民经济的恢复
    首先要说明的是，关于编的标题，我们还在研究之中，现在只是将内容概括出来，至于形式，我们还将参考中央的本子，并和一卷本、三卷本统一起来。
    湖北的二卷本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起，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应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写起，第二种意见认为应从1949年5月省委、省政府成立时写起。我们采取的是第二种意见。因为新的湖北省委成立后，便开始对全省实施全面领导，湖北的历史在实际上开始了新的篇章。
    这个时期的主要内容是两个方面：从生产关系方面考察，是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从生产力方面考察，是恢复国民经济。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这个时期历史的主要内容。
   过去，我们把这个时期简单地称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现在看来，这个提法与这个时期的历史不完全相称。根据最新研究的成果，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为湖北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及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为什么说这个时期是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时期呢？ 
    首先，建国前后，党提出了建国和执政的完整理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
    为什么要建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就已经确定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国原本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基本国情决定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党一直以新民主主义作为自己的第一步纲领，用它来规定自己领导的革命的性质和经过这个革命所建立的共和国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可概括如下：（一）关于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转移的理论。（二）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理论。（三）关于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其影响力是极为重大和深远的。它与毛泽东于同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共同构成了新中国建立前夕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至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规划了一幅宏伟的蓝图。
    其次，《共同纲领》规定了建国后国家的性质??新民主主义国家。
    关于国体和政体，《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关于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共同纲领》规定：“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国家应调剂国营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引人注目的是，《共同纲领》并没有规定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而是规定中国为新民主主义国家。针对有人提出的《共同纲领》是否应写上社会主义前途的问题，毛泽东说：纲领中只说现阶段的任务，如果再说的远一点就变得空洞了。
    第三，从这段历史的实际情况看，党的工作就是进行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新民主主义改革、新民主主义建设。
    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和巩固的主要内容：一是配合人民解放军在全省胜利进军，实现全省解放；二是大别山剿匪和全省反霸斗争；三是支援抗美援朝运动；四是镇压反革命运动。
    新民主主义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财经战线上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它和统购统销、三大改造一起并称为新中国初期财经战线的三大战役。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的成功进行，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是强有力的，在经济上也是完全有办法的。二是减租减息和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一个伟大胜利。三是工矿企业民主改革。四是司法改革。
    新民主主义建设和国民经济恢复的主要内容：一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二是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三是合理调整工商业；四是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把这建国初的三年称为湖北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及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比单纯称之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更为符合历史实际。
    这个时期，执政时期的党的建设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主要内容是开展了整党整风运动及“三反”、“五反”运动。

    第二编湖北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
    在过渡时期，党的任务就是贯彻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怎样理解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工业化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改造则是工业化的必然要求。这是“两个必然”。
    第一，工业化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奋力以求的发展目标。由于18世纪以来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快速走到世界和时代的前列。古老的中国落到了后面，备受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中国怎样赶上去？惟有努力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但是，晚清洋务运动以来，民国以来，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以来，中国发展现代工业的努力，总的来说，收效甚微。直到1949年，现代工业在整个工农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只占17%。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肩上。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起，在确定自己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目标的同时，也确定了自己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奋斗的目标。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客观形势，使中国共产党长期只能在几乎完全没有现代工业的最落后的偏僻农村地区活动。但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工业在中国的发展，始终寄予强烈的希望。1944年5月22日，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演说中首次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945年在党的七大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毛泽东则从党的纲领的高度提出了“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任务。所以说，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家的工业化”就始终是毛泽东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提出的一个伟大目标。
    进入1949年，毛泽东展望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未来前景时，总是把“两个转变”相提并论：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9月29日，毛泽东关于工业化的思想被写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从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战略目标。
    1951年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是通盘部署1951年工作的重要文献。要点第一条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并且指出这个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现在起，还有二十二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
周恩来把这个战略思想称为党的总方针；刘少奇把它称为党的总计划。这个战略思想可以看作从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决议到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发展过程的中间环节。这个战略的提出表明，毛泽东在领导国民经济恢复的同时，已经在考虑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了。这是长期萦绕在毛泽东心头的一件大事。
    在国民经济恢复完成之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开始了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
    第二，社会主义改造是工业化的必然要求。
    按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设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先要让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10年或15年，然后再采取重要的步骤，一举进入社会主义。可是建国后，刚过三年，就改变了这个设想。决定从那时起就开始用10年或15年的时间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大的决策变化呢？原因有许多，包括国民经济恢复比预想的快，工业生产中国营比重超过了私营，农村土改后互助合作事业得到迅速发展等等。但主要的和直接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并及时抓住了当时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快速工业化战略。
    众所周知，我国的工业化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当时，中国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可谓困难重重，主要是资金、物资、技术力量、先进工业设备的缺乏。当时，苏联援助我国的主要是技术力量和工业设备，资金、物资援助很少，资金总共才十几个亿。1952年9月24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刚从苏联回国的周恩来关于苏联对我国“一五”计划意见的汇报，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从现在起就要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三件大事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农业的大幅度增产，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认识水平出发，只有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才能统一调度全国的力量，把有限的资金和各种资源集中用于重工业建设；只有把私营企业逐步改造成国营企业，基本实现国有化，才可能有效地实行计划经济；只有把农民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基本实现农业的集体化，才可能使农业大幅度增产。而这些已经不再是新民主主义政策，而属于社会主义的范畴了。这样，原来关于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已经不再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加以改变。
    怎样把握这个时期湖北的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
    （一）关于湖北的工业化建设。
    “一五”计划的核心是工业化建设。“一五”时期，湖北是国家投资建设的重点地区。通过“一五”建设，湖北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奠定，特别是把武汉建成了我国的重要工业基地。
    国家“一五”计划的重要指导思想，是一方面合理利用东北、上海和其他城市已有的工业基础，重点加强以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建，另一方面为改变旧中国原有工业畸形分布的状况，大力进行华中、华北、西北等新工业区的建设。
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国家根据交通便利、生产地接近原材料产地和销售地等条件进行生产力布局的原则，充分利用长江两岸铁矿铜矿的资源优势、江汉平原的农业优势、长江航运和京汉粤汉铁路运输的交通优势，设想把武汉建设成以冶金、机械、纺织工业为主的我国南方工业基地。
    “一五”期间，国家把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中的3项，即武钢一期工程、武汉重型机床厂和青山热电厂一期工程安排在武汉。随后，国家又在湖北安排武汉长江大桥、武昌造船厂、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冶炼厂和部分矿山工程建设。其中，武汉钢铁公司是新中国建设的第一个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二）如何评价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完成，留下了不少问题，主要是《历史决议》上所指出的：“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新构建，社会上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特别是私营经济所占的比例增大，不少人认为当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早”，甚至对当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表示质疑。
    对社会主义改造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脱离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对社会主义改造作出评判。对社会主义改造要说四句话：一是我们党当时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二是社会主义改造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三是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为我们以后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四是社会主义改造留下了许多隐患。
    我们党当时为什么要选择社会主义改造？除了前面我们讲到的工业化的原因之外，还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因为我国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开端和重要依靠力量。第二，因为我们积累了利用和限制私营工商业的许多经验，这实际上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第三，因为我们已经积累了在土改完成后的农村中开展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经验，这实际上也成为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
    这三条表明，既然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必然是向社会主义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中本来就有社会主义因素，而且是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不断壮大其力量和扩展其范围的因素，那么原来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同时也就成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1953年9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扩大的常委会上的总结发言中说：“集中地说，过渡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
    此外，随着改革的发展，如何认识当年社会主义改造与新时期改革的关系，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是社会上比较普遍的说法。对于这种说法，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无论是改造，还是改革，都是党领导人民朝着社会主义方向探索的两个不同阶段。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是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教训是那时候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以为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唯一的公有制和完全的计划经济。现在的改革并不是对改造的否定，只是否定过去对公有制地位和形式的某些僵化观点。改革没有否定社会主义方向，没有否定社会主义要搞公有制，但从总结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公有制的唯一性要变化，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要多样化。
还    应看到，改造时期和改革时期的不同。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今天我们已经拥有相当强大的国有经济。今天的国有经济同建国初期的国营经济相比，无论是量还是质，无论是形成的体系还是达到的水平，无论是所起的作用还是所占的地位，都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另外，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都已经确立。这两条，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是不存在的。所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不是要回头否定改造，而是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进行改革，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不是否定社会主义。
总之，在改造和改革的关系问题上，简单化地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都是不可取的。历史发展没有提供“预知今后”的条件和可能。如果没有“当初”的实践，也就不可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当今。
    第三编湖北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这是一段比较复杂的历史，掌握起来比较困难。从分期来讲，主要有三个阶段：一是党的八大至1957年底，党开始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积极成果。这个阶段发生的反右斗争扩大化产生了不幸的后果。二是1958－1960年，三年“大跃进”时期。三是1961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贯彻八字方针，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与此同时党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左”的错误不断发展。
    第一，总体上须把握两条基本原则。
    一是怎样看待党在这个时期的失误。党在这个时期的失误是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失误。我们党在出现失误的同时，也在当时的认识水平限度内力图纠正错误。前面我讲过，对待我们党的错误要有正确的立场，就是不回避错误，认真分析犯错误的原因，正确总结历史经验，不断推进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二是怎样看待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的主流。这个时期党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虽然遭到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正如《历史决议》所说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湖北的历史符合这个判断。党的工作的主流当然也应成为我们撰写二卷本时所应反映的重点。
    把握以上两点，就是要避免把这段时期的党史写成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错误一个接着一个。不要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党在这个时期，好事没做几件，坏事倒是做了不少。这不仅不符合党的历史实际，也会在政治上犯极大错误。
    苏共全面否定自己的历史所结下的苦果，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反面教材。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并将斯大林焚尸。针对这种恶行，中共中央曾提出警告。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更是全面否定苏共的历史，大肆渲染苏共的所谓“祸害”。这种做法使人民对苏共失去了信任，一个一无是处的党，人们为什么还要跟着它呢？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灭其国，必先去其史。”这是千古名言。
    第二，如何把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研究“大跃进”运动，要弄清几个问题。首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是什么性质？一些人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归结为“头脑发热”，我不同意这样简单化的结论。要把“大跃进”放在我们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去考察。应当说，“大跃进”是这个探索中的失误。因此，我们在反映这次严重失误时，不能简单化地否定了事，而应进行深入的分析。
    首先，应当肯定这是探索中的失误，分析失误在什么地方。
    “大跃进”的失误主要表现在这几方面：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诸多制约因素，片面地贪多求快，制定了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实现的一揽子高指标，导致经济工作中出现大量“浮夸”；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上，没有认识到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搞“以粮为纲”、“以钢为纲”，导致国民经济不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而是片面、畸形发展，各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起伏很大；在国民经济结构上，忽视甚至削弱农业的基础地位，对农民搞“一平二调三收款”，不仅减少对农业的投入，而且加重农民负担；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不注意向内挖潜，提高企业的科学技术水平，加强宏观调控，而是盲目扩大生产，重投资拉动，重群众运动；在党的建设上，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没有落实到和体现在对国情和经济规律的认识上，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浮夸风盛行。
    其次，要分析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失误。
    “大跃进”的初衷是为了加快发展生产力。中国近代以来屡受西方列强的欺压，最主要的原因是贫穷落后。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历史责任感，迫使他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尽快把新中国经济建设搞上去。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时说，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所以要加快建设速度，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1958年1月，毛泽东又指出：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被动状态，精神还感到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解放。1963年9月，毛泽东在修改一份文稿时强调：“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因此，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久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加快经济发展出现重要契机，这就是国际上出现了有利于中国加快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继50年代初中苏签订友好同盟条约之后，50年代中期朝鲜战争结束、日内瓦会议实现印度支那战争结束、万隆会议召开。透过这一系列重大事件，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这个有利于加快经济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他强调指出：“现在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我们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一定要争取这个和平建设的时间。15年已经过了3年，再有12年就行了。看样子是可能争取的，要努力争取。”
    “大跃进”之所以成为一个重大失误，从主观原因讲，一是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教条式的理解；二是不是从实际出发，在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在所有制问题上急于求纯。从客观原因讲，一是由于时代、环境的制约，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准备不足；二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不长，实践经验不够，缺乏形成正确理论的现实条件，即使有一些比较正确的思想，也不容易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再次，要分析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间的关系。
    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个失误是伴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失误而产生的。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国出动几千万到上亿的劳动力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由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求在大面积土地上统一规划，修建长达几公里、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灌溉渠系，一些较大工程的建设需要大批劳动力和资金，建成后的使用又要求做到大体与受益单位的投入相适应，这就不仅涉及农业生产合作社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而且涉及村与乡、乡与乡、区与区，甚至县与县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例如，应城县城关草街北头、县河东南岸的“倒口”，口宽60米，地势低洼，历年每遇大雨，便河堤坍塌，洪水泛滥成灾。在“倒口”处修堤筑坝，是河东艾庙乡群众几辈人的心愿，但河东加高了堤坝，一旦涨水，河西西十、范河乡的部分田地就会受淹。事关两地，各持一端，问题一直得不到合理解决。
    诸如应城这样的情况，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也不允许根据商品经济的原则，按照各农业社投入的大小，与受益挂钩进行结算，只能从调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和调整行政区划方面打主意。可以说，正是因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群众运动的发展，促使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萌生出改变农村基层组织结构的思想火花。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刊登陈伯达的短文《全新的社会 全新的人》。这篇短文赞扬湖北省鄂城县旭光农业社“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首次透露人民公社的这一名称。随后，全国各地在并大社的基础上开始建立人民公社的活动。8月后，毛泽东先后视察河北徐水、安国，河南七里营，山东历城等地，对各地成立人民公社的做法表示肯定。《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讲话后，“人民公社好”传遍全国各地。8月中旬，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第三，从总结党探索经济建设规律的角度反思这段历史，我们能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教训之一，在发展战略目标上，必须从经济、社会和自然条件等具体实际出发，通过制订科学的发展目标，推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但不能盲目追求脱离实际的高指标，更不能搞“浮夸”。
    教训之二，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上，必须严格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坚持全面、协调的原则，保持经济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切忌片面、畸形的发展观，以免使经济出现大的起伏。
    教训之三，在国民经济结构上，要始终把农业置于基础地位，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不断增加农民的收入，体现以人为本。
    教训之四，在经济发展方式上，要注意向内挖潜，提高企业的科学技术水平，加强宏观调控，克服只重扩大生产、重投资拉动、重大轰大嗡的现象，不断提高投资效益。
    第四编湖北“文化大革命”运动
    这个时期历史的分期。第一段从1966年5 月“文化大革命”发动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主要内容是以党的名义发动亿万群众投入“文化大革命”，并使之从党政领导机关和文教部门扩展到工交、财贸系统和广大农村，一直到全国性的全面夺权。这是“文化大革命”最混乱、对“文化大革命”抵制最困难的三年。第二段是从1969年4月党的九大到1973年8月党的十大，主要内容是进行所谓“斗批改”。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文化大革命”的势头减弱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虽然屡受挫折，但已经显示人民群众和干部对“文革”的怀疑和不满。第三段从1973 年8月党的十大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主要内容是整顿和反整顿的斗争，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要把握这么几个关键性的内容：
    第一，关于“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问题。
    “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比较复杂，仍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学术问题。总体上说，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这时，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他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能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的阴暗面，把所谓“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60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原因。
    第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问题。
    《历史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一场内乱。但在编写二卷本时，仅从对这场的定性??“内乱”的角度来反映这十年的历史是不够的。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在“左”的指导思想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始终存在着对“左”倾错误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这种抵制和抗争，大致表现在三个层次：一是中央领导层内部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的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抗争；二是地方各级领导和基层干部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的抵制，或在执行中的变通；三是广大干部群众在动乱中排除干扰，坚持经济建设，坚持各项工作，取得了经济建设等方面的成就。基于这种考虑，二卷本须把“文化大革命”放在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作为一个阶段加以反映，并注意把党内外对这场运动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抵制、抗争展现出来。这样从两条线索来把握“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更加全面地反映这一时期的一个新视角。
    上面的第二、第三个方面在湖北表现得十分突出。在地方各级领导和基层干部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的抵制方面，湖北有影响全国的1967年七二○事件。在广大干部群众在动乱中排除干扰，坚持经济建设，坚持各项工作，取得了经济建设等方面的成就方面，湖北更是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取得经济、科技、国防、外交等多方面成就，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始终存在着对“左”倾错误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外，与党的领导，特别是与毛泽东的关注和支持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就说过要抓革命、促生产，还说过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比如湖北的许多重点工程如武钢、二汽、葛洲坝工程、江汉油田、焦枝铁路等，毛泽东都亲自过问。不要给人一种错觉，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存在了，毛泽东不要发展生产力。
    第三，关于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济建设成就的评价问题。
    从总体上讲，“文化大革命”导致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这并不是说“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建设没有成就。就湖北来说，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三线建设，使国家在湖北继续抓好武汉工业基地建设的同时，把工业建设的重点转移到鄂西、鄂西北广大地区，布点建设了一大批重点工程，这对于平衡湖北经济区域布局和生产力布局，有着重要意义。对此，二卷本要用专章加以叙述。这一点已得到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肯定。
    武钢扩建是国家建设的重中之重。这期间，国家先后对武钢进行“双两百”（钢、铁各200万吨）、“双四百”（钢、铁各400万吨）的配套建设，1974年又从国外引进具有七十年代初国际先进水平的一米七轧机工程，使武钢的产品结构和产品质量上了一个新台阶。
    在鄂西北三线建设中，国家安排了一大批军工民用企业，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东风汽车公司的前身）。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是鄂西北三线建设的又一个重点。
    鄂西三线建设有三大重点。一是石油化工??江汉油田、荆门石化总厂。二是交通建设??焦枝、枝柳铁路。三是能源建设??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即三三○工程）。在建设上述三大重点的同时，国家还开始兴建大型军工企业066基地（现中国三江航天集团）。
    至此，湖北以“一、二、三工程”（即一米七轧机、二汽、三三○工程）为龙头的工业基本格局初步形成，即以武汉为中心的鄂东钢铁工业基地，以十堰为中心的鄂西北汽车工业基地，以宜昌为中心的鄂西能源工业基地。湖北工业的灿烂前景初步展现在人们面前。
    据统计，“三五”至“五五”期间，湖北是国家投资的重点省份之一，投资规模在全国分别居第2位、第3位和第1位。其间，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200多个，约占建国以来湖北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总数的40%，为湖北在相当长时期保持全国重要工农业生产基地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当然也应该看到，三线建设是作为战备工程来进行的。由于过分突出战备因素，忽视客观经济规律，造成有些工程投资效益较差，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工程建设和管理上也存在很大漏洞，致使许多项目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损失严重，浪费惊人，还有的工程忽视质量，以致建成后遗留问题很多。
    在对这些经济建设成就进行评价的时候，关键是要把“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两个概念分开。这些成就的取得，一方面是党的领导的结果（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期间” 党的领导仍然存在，毛泽东也不是不要发展生产力），一方面是湖北各级领导干部、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进行抵制，在动乱中排除干扰，坚持经济建设，坚持各项工作的结果。
    第五编湖北从徘徊走向伟大转折
    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怎样把握，也是党史学界有争议的一个问题。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两年徘徊”应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结尾阶段，因为这两年党的理论、路线、政策、口号没有实质性改变，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
    第二种观点，认为这两年与“文化大革命”十年有本质的不同，社会动乱基本结束，主要是路线、指导思想的徘徊。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简史》在反映这两年时有一些较有新意的写法。《简史》反映这两年时，注意从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发展要求着眼，着重写“两个凡是”的思想与历史转折要求的冲突，而没有更多强调华国锋个人的错误和应负的责任。这种写法体现了在历史发展中更加客观地认识犯过错误的领导人的态度。
    第三种观点，认为“两年徘徊”是党探索社会主义由乱到治的过渡期。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思想落后于时代要求和历史发展，固守着许多“左”的东西，是一种历史现象。两年徘徊也许是难以避免的。大乱不可能马上转化为大治，这中间需要过渡和缓冲。从历史上看，许多重大的转折都有历史过渡期。这两年“徘徊”实际上起着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向社会主义新时期过渡的特殊作用。因此，不要太过分看重这个时期领导人的个人责任，最重要的是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
    结束语 建国头29年党在湖北执政的经验教训
    “结束语”的任务是总结、论述，是增强理论色彩的重要手段，是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我们党是一个勇于追求真理、修正错误，善于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党。在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实践中，党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大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成功经验，也有过失误的教训。” 毫无疑问，总结建国头29年的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如何总结建国头29年党在湖北执政的经验教训，是一个很值得探索的问题。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六个方面的主要经验，即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必须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总体上来说，总结建国头29年党在湖北执政的经验教训，应围绕着以上这六个方面进行。

       （作者系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助理调研员、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