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淞
从党史研究的整个过程看,在高度重视理论指导和理论借鉴、科学谋划研究布局和实现样式、扎实做好资料准备的基础上,党史研究就进入著述编撰环节。党史研究的直接目的是要把研究者的所知所记所思所想以适当形式呈现出来,因此,就著述的重要性而言,它是党史研究的成果形成环节,是党史研究所有环节中最为综合、最为关键的一环。在党史著述的各种样式中,党史基本著作最具代表性。本文试以党史基本著作为样本,对著述编撰过程中需要把握的要领作些初步的分析和阐述。
一、党史研究著述过程中应当把握哪些基本问题
党史基本著作是党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形式,是实现资政育人根本任务的主要载体,具有综合性、系统性、权威性等特点。编写好党史基本著作,是各级党委党史部门的主要职责。总结多年来的实践经验,提高党史基本著作编写水平,要重点把握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基本问题。
(一)坚持党性原则与坚持科学精神的统一
党史研究是一门具有鲜明党性的科学,承担着政治和学术双重使命。坚持党性原则与坚持科学精神的统一,是对包括党史基本著作在内的所有党史著述的基本要求。关于党性原则和科学精神,毛泽东同志曾有过精辟阐述。他指出:“没有科学的态度,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者叫做党性不完全。”“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毛泽东同志的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党性与科学性的一致性,为我们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同时坚持科学精神提供了根本依据。具体来说,坚持党性原则侧重强调的是,党史研究著述要坚持为党和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党和国家好,为人民好;坚持科学精神侧重强调的是,党史研究著述要坚持尊重历史事实、坚持追求真理。这两个坚持是不矛盾的。坚持党性原则与坚持科学精神相统一,目的是在“求历史之实”的基础上“求历史之是”,以解决党史研究著述为谁编撰、怎么编撰的问题。换言之,坚持二者统一,就要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站在时代和全局高度,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记述党的历史,而不能顾此失彼,或者厚此薄彼。
在编撰党史基本著作中坚持党性原则与坚持科学精神的统一,首先要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定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坚持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牢固树立党的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坚持党中央对重大党史问题的基本判断和重大结论,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其次,要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紧紧围绕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和中心任务,以党和国家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通过党史基本著作的编撰出版,促进对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探索和回答,为深入认识和正确应对前进道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第三,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地准确记载和全面反映党的历史,充分反映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取得的伟大成就、积累的宝贵经验,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科学分析和准确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使党史基本著作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第四,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对于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以富有说服力的历史事实予以批驳,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除上述四点之外,坚持党性原则与坚持科学精神的统一,还有一个营造良好学术氛围和外部环境的问题。要尊重历史研究著述的客观规律,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鼓励科学探索,营造健康向上、生动活泼的研究环境。同时,还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央关于历史问题的基本结论,遵循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要求,全面考虑编撰、发行党史基本著作的效果,慎重选择出版党史基本著作的时机。
(二)坚持写党的历史同写人民的历史、国家和社会的历史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前途命运、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因此,编撰党史基本著作,要把写党的历史同写党领导人民奋斗的历史、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有机统一起来。胡乔木同志曾说过:“党史是人民构成的历史,跟人民斗争的历史分不开,我们要在人民斗争历史的背景下写党史。”对于如何写人民斗争历史,他提出:一要写清楚党是在人民中间奋斗的,是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引导斗争的,是密切地依靠群众才取得胜利的;二要写清楚党是依靠跟党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奋斗的;三要写广大干部和党员。胡乔木同志还说过:“党的历史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是不能分开的,否则我们党的历史便得不到科学的解释。离开社会的发展,孤立地讲党史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这就同时提出了写党史要写国家进步和社会发展历史背景的问题。马克思说过:“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在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是各种历史因素合力的结果,其中有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的互动,有党与国家、社会的互动,有中央领导机关与地方、基层组织的互动,有党组织与党员的互动,有经济需求与政治因素的互动,有历史积淀与现实问题的互动,等等。因此,党史研究应采取一种动态的研究方式,即将党的历史研究同人民的历史、国家和社会的历史研究统一起来,在历史的多层互动中进行研究。这样才有可能比较客观地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把写党的历史同写人民的历史、国家和社会的历史统一起来,首先要浓墨重彩写好党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多角度、多层次展现党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探索奋斗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深刻阐释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旗帜鲜明地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其次,要把党中央和党的领袖人物的历史活动、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各方面历史活动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坚持“四面八方”、“左顾右盼”,写好党领导人民群众奋斗的历史,写好党与各民主党派以及与各阶层人士共同奋斗的历史,使人们真正感觉到党的奋斗探索是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要求的,是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支持和积极参与的。第三,要写好在党的领导下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建设,一直是基本的历史活动,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史更是这样。如果这些方面写得全面、丰满,就能使党的历史更加生动充实、令人信服。需要指出的是,强调把写党的历史同写国家的历史统一起来,并不是要用党史来代替国史。新中国成立后,党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党,党的历史走向自然决定着国家历史的走向,党的历史当然成为国家历史的核心。二者在许多方面是紧密相连的,但在研究的角度、范围、重点和方法等方面又各有侧重。党史基本著作要注意把握好二者的联系与区别,始终从党史角度写好国家发展进步的历史,体现出党史特色。第四,要写好党的奋斗探索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党史基本著作不仅要反映国家的发展进步,而且要反映社会变迁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这种变迁和变化,更多地体现在社会生活包括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变化之中。要通过一个个典型事例,生动地、具体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新面貌、新变化、新气象,更充分地把党的伟大功绩和崇高威望书写出来。
(三)坚持写伟大事业同写伟大工程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既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的历史,也是党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提高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纯洁性、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坚持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90多年来党始终坚持的一项根本方针,也是党领导人民不断夺取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因此,编撰党史基本著作,就要既写好党领导和推进伟大事业的历史即党的不懈奋斗史,又要写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历史即党的自身建设史,注意把握和体现好二者的互动过程和相互作用。
把写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同写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统一起来,首先要写好90多年来党是怎样推进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从时间维度上说,要写好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伟大事业的艰辛历程,尤其要写好党领导人民开创、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历程;从空间维度上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要写好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要写好党领导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外交工作、祖国统一大业等方面的历史,深化对中国革命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其次,要写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是如何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的。从时间维度上说,要写好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的历史,写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和“新的伟大工程”;从空间维度上说,要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纯洁性建设为主线,写好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的各个方面,深化对党自身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第三,要写好伟大事业、伟大工程在不同历史时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过程、特点和规律。要看到,伟大事业、伟大工程都是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过程中推进的,二者的互动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推动了党的理论创新。因此,在写好伟大事业、伟大工程的同时,要注重写好党的思想理论不断创新发展的历史,立体地展现党的历史的全貌。
(四)坚持写“党怎么说”同写“党怎么做”的统一
党的90多年历史是由一系列历史活动组成的。在这些历史活动中,有许多文献记录的是党的思想理论的发展过程和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如通过召开会议、发布文件、发表讲话等形式,提出某种思想理论,制定某种路线方针政策,作出某种决策部署,等等,这方面的内容一般称之为“党是怎么说的”。但是党的90多年的历史活动,更多的内容还与“党是怎么做的”直接相关。写党的历史,不写“党是怎么说的”是不对的,但如果只写“党是怎么说的”,又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写清楚“党是怎么做的”,即写清楚党领导人民如何以正确的思想理论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有效推动实践探索的历史过程。党史基本著作只有把这两方面都写充分,才能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完整性、生动性。以往出版的有些党史基本著作,对“党怎么说”写得比较多,对“党怎么做”写得不够充分,缺乏更为丰富、具体的实践内容,读来容易给人以“文山会海”的感觉,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个问题。
把写“党怎么说”同写“党怎么做”统一起来,首先要把“党怎么说”写清楚。既要把党的思想理论特别是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以及科学内涵、精神实质、重要作用写清楚,又要把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写清楚。这就需要党史研究者“读万卷书”,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不断提升思想高度、开阔理论视野、加强宏观把握,提炼、归纳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展示其内涵和精髓,避免简单引用,堆砌会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的内容。其次,要把“党怎么做”写清楚。要以更多的笔墨记述党是如何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动员、组织、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去奋斗的,写清楚各级党组织以及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是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丰富多彩的创造性实践活动的。这就需要党史研究者走出书斋,“行万里路”,深入到重大党史事件发生地和重要党史人物活动场所,深入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通过切身体验,一方面增强对重大党史事件的实际感受;另一方面,广泛搜集、征集史料,深入研究实践活动的全过程,运用典型事例,恰如其分地评价和展现实践成效。第三,要把“党怎么说”和“党怎么做”放到历史发展过程中考察分析,把握二者的互动过程,阐明各种历史活动和历史现象发生发展的深层次原因,从而形成符合历史实际、有助于人们思考借鉴的观点和判断,使党史基本著作更加全面客观、更能发挥效用。
(五)坚持写宏观同写中观、微观的统一
如果把党的90多年历史比作一幅画卷,那么撰写党史基本著作的任务就是要呈现好这幅画卷,展现出它的磅礴气势和绚丽多彩。这就需要既呈现它的整体,又呈现它的局部和细节,也就是说,既要写好宏观又要写好中观、微观,既要合理布局又要精雕细刻,把这幅画卷完整地、生动地呈现出来。
把写宏观同写中观、微观统一起来,首先要用全景式的视角和全程式的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党的90多年历史进行整体考察和综合性、概括性记载,勾勒出党的历史的大轮廓和关节点,厘清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做到总揽全局、统筹兼顾,脉络清晰、内容完整。其次要从细致具体的历史事实出发,用特定的视角和特写的方法反映历史的特性,写出党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不同战线、不同区域的历史,写出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情节和历史人物活动的细节,做到重点突出、娓娓道来,生动感人、令人信服。最后,写宏观要以中观、微观为基础,把立论和判断建立在史实真实可靠、研究深入细致的基础上,避免言之无据、空洞无物;写中观、微观要服务并服从于写宏观,注意避免“碎片化”,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偏概全或无的放矢。从当前党史基本著作的著述情况看,既要注意在写好宏观上下功夫,更要注重在写好中观、微观上下功夫,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深化对党的历史的认识,写出历史的丰富与多彩、精细与鲜活,以更好地增强说服力、吸引力和感染力。
(六)坚持按照历史本来面貌写历史同站在时代高度写历史的统一
历史资料浩如烟海,历史现象纷繁复杂。写历史时,无论是记载什么、不记载什么,还是这样记载、那样记载,都取决于研究者的史学功底和时代眼光,更取决于研究者的基本立场和现实需要。胡绳同志说过:“实事求是是我们必须遵守的原则。过去的事实是怎样就怎样,当然不能根据主观的意愿去改造历史,不能因为今天或明天的现实有什么要求,就按照这种要求去描述历史。但是,我们研究过去的历史是为了今天,为了今后,不是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历史研究从根本上说,是要通过对已往的历史的认识而更好地认识现实。所以我们虽然绝不能根据现实的需要去随便改造历史,但又要结合现实的需要进行历史研究,并要在研究中有所创新。”他还说:“为什么同样一段历史,一代代人要反复地进行研究呢?如果原来所作的事实判断有错误或解释不准确,固然需要重新研究。但即使没有这种情形,也往往需要重新研究。这就因为每一个时期的人研究过去都和现实有联系。为了现实的需要,对过去被忽略的问题,对过去没有注意到的经验,要着重地研究。研究过去是为当前的现实服务的。”胡绳同志反复说明研究历史与服务现实的关系,实际上讲的就是按照历史本来面貌写历史同站在时代高度写历史的统一问题。按照历史本来面貌写历史,就是依据准确可信的原始史料进行研究,如实地把由若干历史事实联系起来构成的历史过程记录下来,尽可能真实地再现历史。只有这样,党史基本著作才是可信的,才有助于后人更好地了解历史、认识现实。因此,这是必须始终坚持的。然而,历史虽然是已经过去的客观存在,是不能更改的,但人们对它的认识能力、认识深度则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时代发展不仅对历史研究提出了新要求,而且往往为研究者提供了认识历史的新的思想武器、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史料,拓展了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这些,都对研究者站在时代高度,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进而形成新认识、得出新结论,提供了新的可能。
把按照历史本来面貌写历史同站在时代高度写历史统一起来,一要坚持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用确凿、翔实的历史资料说话,尊重历史,忠实于历史。同时,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也就是说,要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来考察,写清楚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变化的条件,防止简单地用现在的标准去任意评判历史,更不能随意裁剪或篡改历史,做到既不苛求前人,也不无原则地原谅前人。二要以宽广的时代眼光,充分运用新的思想武器、研究方法和社会进步提供的研究条件,开阔研究视野,拓展研究领域,推动研究不断向深度和宽度发展,尤其要重视挖掘过去忽视、未及研究或研究不深的历史事实,在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中,深化对原有问题的认识,以更好地展现历史本来面貌,更好地总结经验、揭示规律。三要“瞻前顾后”,看后人比前人对历史发展进步增添了哪些新的东西,注意分析当时的评价、后来的评价、今天的评价,站在今天认识的新高度、新角度,作出既符合历史实际又体现时代眼光的新评价、新结论。
上述“六个统一”是多年来党史研究基本经验的总结。它们既涵盖了党史基本著作“写什么”的问题,又大致回答了“怎么写”的问题,是党史研究著述过程中应当把握的基本问题。这些基本问题告诉我们,要把握好党史研究的著述要领,应当坚持上述“六个统一”的原则要求,坚持以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观点来认识历史和撰述历史,应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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