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执一：驰骋襄南 威慑武汉

    威震襄南敌伪顽，
　　轻装挺进汉江间。
　　不辜父老来苏望，
　　千里洪湖指日还。
　　《饮马长江》（作于1943年）
　　翻阅旧日积存诗稿，这几行文字蓦然映入我的眼帘，激起了我对抗日战争时期转战在中原地区的新四军第五师的一支游击健儿挺进襄南重返洪湖的追忆。
　　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新四军五师的干部都是中青年。我们的负责人中，年青的在二十五岁左右，年纪大些的也只三十岁左右。主要负责人李先念同志那时刚到三十岁，任质斌同志才二十五六岁，陈少敏同志稍大一点，也不过三十来岁。后来来到这个地区负责的郑位三同志，被我们尊称为“员老”，其实，当时只四十多一点。那是一段耐人怀念的年月，同志们生死与共，患难同当，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整日里吵吵闹闹，说说笑笑，彼此有了意见进行争论，相互批评与帮助，甚至上下级间争吵得面红耳赤以至对骂，说开了就完事，毫不记成见。上下级关系也不是那么严格，地位可以互换，一时某人成了上级，一时又成了下级，大家习以为常，不会因此带来不满。现在回想起那种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仍使人回味不已。
　　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使我最难忘记的就是进军襄南这段经历。我军一九四一年三打侏儒山，开辟川汉沔地区，从东翼楔入襄南；一九四三年，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又由西翼挥麾南进，恢复了土地革命时期的洪湖根据地，使我江汉地区（包括襄南）与鄂中、鄂东、鄂南联成一片，互相策应，最后实现从四面八方战略包围武汉的壮举。
　　开辟襄南的全过程，是我们党在该地区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政策，紧密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体现。

 一

　　滔滔襄河，出秦岭，经鄂西北，至武汉与长江合流。襄南是指从沙洋到武汉之间，襄河以南，长江之北，包括江陵、潜江、沔阳、监利、汉阳等县和天门、京山（当时京山县一部分地方如聂家滩在襄河南岸）、汉川、荆门、石首等县局部，面积共万余平方公里。
　　襄南扼武汉西达四川的水陆通道，从汉阳有东荆河直通沙市，又有汉宜公路经沙市到宜昌。沟渠纵横，湖泊棋布，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是闻名全国的鱼米之乡。这里的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一九二七年，农民运动就在这一带蓬勃兴起；土地革命时期，这里是湘鄂西洪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部分，“大阳出来满天红，扛起梭镖跟贺龙。贺龙跟着共产党，共产党有个毛泽东。”这战斗的歌声曾经响彻江河两岸。一九三二年秋天，工农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离开这里以后，国民党反动军队随带一些恶霸地主武装还乡团卷土重来，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间，日本侵略军又侵占襄南各县县城，将其魔爪伸向川（汉川）汉（汉阳）沔（沔阳）地区。“犹记当年革命歌，有谁无愤控顽倭。滔滔夏汛襄江浪，难比人民血泪多。北山长望欲飞魂，久久难干血泪痕。风雪寒宵闻犬吠，犹疑战士夜回村。”（作于1943年）在国民党和敌伪残酷蹂躏下的襄南人民，何等深切地怀念着我们的党和人民军队啊！
　　早在日寇侵占武汉之初，襄南地下党就曾领导当地革命人民，建立了几支小型武装，后编入我新四军鄂中部队。在新四军鄂豫边区部队创建初期，我们遵照当时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关于“新四军刚到鄂中，应积极活动，打击汉奸、伪军及零星日寇，以便扩大影响，巩固统一战线”的指示，就由东翼数度进入襄南，在武汉近郊的汉阳县境燃起抗日游击战争烽火。
　　一九三九年八月，新四军鄂中独立游击支队成立不久，第四团团长李人林和政委雍文涛等同志曾率第四团经汈汊湖飞渡襄南，与汉阳县党的地方老党员肖利三、肖文安父子所创建的地方武装五中队并肩战斗，击溃了盘踞高庙的伪和平救国军九十二师熊光部队。
　　一九四O年二月，新四军鄂豫边区部队已扩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纵队首长李先念、陶铸等同志曾亲自率领第五团（团长蔡松荣，现改名蔡斯烈，政委杨焕民）二渡襄河，李人林、周志刚同志率第四团在襄河边策应，打击侏儒山一带的伪和平救国军八十二师汪步青部队。我军在攻占侏儒山集镇街道、击毙伪军营长以下官兵百余、俘二十余人后胜利北返。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美国革命作家和记者史沫特莱曾随军采访写过报道，在一九四三年出版的《中国的战歌》中，她以《挺进纵队和矿工》为题，记述了五团的成长。
　　同年八月，豫鄂边区党委和纵队首长派我持董必武同志给当时在汉阳一带掌握一千多伪军的杨经曲的电报，到汉阳蔡甸附近官塘角活动。在当地地方党负责人顾大椿、易家驹等同志配合下，我们争取到杨经曲、黄人杰等率伪八十二师下属的一六五旅一千五百余名官兵反正。这支起义部队序列名十团、十一团，与我豫鄂挺进纵队第四团合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四支队，下设三个团，自杨瀛率部叛变后，又加上吴林焕同志为团长的九团。杨经曲为支队司令，王海山同志为副司令兼参谋长。郑绍文同志为政委，我为政治部主任。郑绍文同志不久调走，我则继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接二连三的胜利，打击了敌伪，鼓舞了襄南人民，然而，由于那时我们的重点是发展路东（即平汉路以东的鄂东地区），所以主力部队一直未能向襄南纵深发展。

二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第四支队改为五师第一纵队，杨经曲任司令，因王海山同志调任五师十五旅旅长，副司令兼参谋长则由张文津同志充任，我仍任纵队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过了一段时期，第一纵队同十五旅合编，取消了第一纵队番号，杨经曲改任十五旅旅长，原旅长王海山同志改任副旅长，张文津同志任参谋长，我改任政治部主任，杜邦宪同志任政治部副主任，我同时受鄂豫边区党委委托，负责指导十五旅活动地区的襄西地委、天汉地委，及其所属京（京山）钟（钟祥）、天（门）京（山）潜（江）、京北（京山北部）等县委的工作，因而对该地区地方工作得以与闻。
　　一九四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执行“以战养战”的反动方针，加紧搜掠战争资源，巩固其在华占领区，突向我全国各解放区发动进攻。敌华中派遣军派其主力第三师团和第四师团一部，配合伪军向我鄂豫边区各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也与之密切配合向我进攻挑衅。在这种严重形势下，为牵制敌人兵力，粉碎敌伪顽夹击，扩大我军回旋区，新四军五师首长和十五旅党委决定：由我率四十四团的三个连和一个手枪队，远涉襄河，直插武汉近郊汉阳，为我军向襄南的川汉沔地区发展作准备。我们在汉川、汉阳地区活动不久，即将川（汉川）阳（汉阳）工委的地方武装改编为天汉游击支队。这支部队的纪律虽不甚好，但对地方情况熟悉，对我军帮助很大。一九四一年九月下旬，我率这支小分队回到故乡汉阳之索河和蔡甸附近之官塘角（当时蔡甸镇虽是日寇据点，但周围乡村均是我活动区）、长新集、奓山一带，一面扩大活动地区，开辟财源，一面对伪军开展政治攻势。根据师首长指示，我们第一步争取他们不坚决与我为敌，第二步争取他们反正，接受我军整编。
　　当时，盘踞汉阳的伪军仍是汪步青部。原来，汪步青自从一九四O年遭受我军打击后，在日寇卵翼下，又有较大扩充，自认为羽翼已丰，换上了伪定国军第一师的招牌，拥有三个团、一个机枪营和一个教导大队共五千余兵力，还有兵工厂自制步枪和机枪。汪步青任伪定国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盘踞在沔阳的彭家场、西流河、双河口、下汊埠，汉川的南河渡以及汉阳的周家帮、侏儒山、桐山头、永安堡、三羊头、东江脑、水洪口、曲口、窑头沟、消泗沟、九沟一带，横征暴敛，鱼肉人民。我到汉阳不久，就通过当地士绅带信，向他交代我党政策，敦促其反正，但汪步青不仅不听劝告，反而扬言：“我有万人之众，新四军其奈我何！”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怙恶不悛的家伙，必须给予坚决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