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创立中国共产党

　　董必武
　　（一九三七年）

 
　　直到这时，在中国只有很少几个马克思主义团体。一九二〇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计划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的基础。这个组织于一九二〇年九月组成。
　　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一九二〇年五月，那时陈独秀为此目的同李大钊到了上海。我没出席这次会议，但是我参加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每个省派两名代表出席，日本留学生派一名代表——周佛海，他后来叛变，参加了国民党。湖北省派陈潭秋和我。湖南派何叔衡（大约于一九三五年在红军中工作时与瞿秋白同时被杀）和毛泽东。北京派张国焘和刘仁静。刘仁静现在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上海派李汉俊和李达，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汉口被杀，李达现在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成了一个大学教授。广东派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后来叛变成为南京政府的工业部长，包惠僧后来也成为国民党内政部官员。山东派邓恩铭和王尽美——后来两个人都被杀了。来自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一个是荷兰人，在中国我们都叫他马林。另一个是俄国人，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
　　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确定为这次会议的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我记得辩论的一个观点，是党员可以不可以当官和做技术工作。一些人反对这样做。通过的决议是一个“关门”政策，保持党员的秘密和“纯洁”。我们还决定党员不能加入任何别的政党，包括孙中山的党。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发展党。我记得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包括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李汉俊等人。
　　除我以外，在创党人中，还有一些是老同盟会员，例如陈独秀、戴季陶和沈玄庐。
　　那时，武汉中学成为湖北共产党的中心。党支部由包括我在内的五个人组成的。不久，我的最进步的十名学生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后来，在创建湖北党支部的五个人中，有三个人离开了党，一个成为自由职业者，一个现在在南京，一个现在在汉口当律师。只有陈潭秋和我坚持信仰。我不知道陈潭秋怎样了，但是我想他还活着。
　　不久，武汉成为一个共产党的重要基地。党原拟办一所外国语学校作为宣传中心。一个俄国共产党员叫马马耶夫和他的妻子来到武汉任教，但是这个计划未能实现，所以他们又返回上海。
　　一九二一年夏天，陈独秀亲自到武汉，并在一所教会学校——文华大学做了一次演讲。他恰巧遇到一个与该校有联系的工人，在陈独秀的影响下，这个工人加入了湖北省共产党，并通过他和棉厂的一些工人联系。这样，党在工业部门获得了扩展。
　　那时，武汉有一个激进的青年团体，他们有乌托邦和半无政府主义思想，热衷于搞“新农村运动”。这个团体的中心在中华大学，他们创办了一个“利群书社”。他们的领导人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名叫恽代英。他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是中国早期最优秀的青年领导人之一。这些“新农村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不久他们就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并有许多人参加了共产党。后来，恽代英在四川入了党，于一九三二年牺牲。
　　我们湖北第一次党代表会议，有三十名代表出席。我们派学生到农村去建立组织和进行宣传，他们的工作对一九二三年平汉铁路大罢工有很大影响。
　　我的第二个工作是去四川重新做我们过去做过的争取军事力量转向革命的工作，这是老的策略。那时，四川某些军队有反军阀倾向，所以我到那里去开展这个运动。我化〔花〕了一年时间做这个工作，后来党命令我回湖北。另外，武汉中学急需经费，也要我回来为之筹款。
　　我回来看到学校和工厂党的工作有了如此大的进步，感到由衷的喜悦。那时，平汉铁路是工人运动的中心，我们有一个劳动组合书记部设在长辛店。
　　我父亲在武昌教书，病了，我送他回老家，回去不久死了。当我回到武汉时，一九二三年平汉铁路大罢工爆发了，张国焘担任大罢工的领导工作。
　　因为我仅仅被人认为是一个有名的国民党员，并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仍然能够留在武汉。直到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前，连我家也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大革命时，我的妻子到武汉时才发觉了。她是一个老式的妻子，一九一〇年家里让我与她结婚。我只有一个小孩，她就死了。
　　(本文译自尼姆韦尔斯所著《中国共产党人》一书的第一卷《红尘》。这是一九三七年尼姆韦尔斯访问陕甘宁边区时，董必武同志同她会见时所进行的谈话。谈话共有四个部分：关于武昌起义、孙中山的军事联盟、创立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的武汉。本文是董老谈话的第三部分。）
　 （载《“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2－295页）